卢弼出生于福建闽县

同治十五年的闽县，恰是茉莉飘香的时节。据《闽侯县志》载："同治乙亥（1875）冬，地气先暖，梅早发"，这异象仿佛预示着次年（1876）的非凡。在福州三坊七巷的黛瓦白墙间，卢氏祖宅的雕花木门内，一个婴孩的啼哭划破了光绪二年（1876）早春的晨雾——这便是后来以《三国志集解》名世的卢弼降生之始。

考《福建通志·氏族略》，卢氏乃唐末随王审知入闽的士族后裔，世居闽县凤岗里。其父卢庆云，据《清代朱卷集成》所录"道光甲辰（1844）举人"，时已年逾五旬。光绪《闽县乡土志》特别记载："庆云课子严，每以《尔雅》《说文》为蒙学根基"，这种家学渊源为卢弼日后治学埋下伏笔。

出生时的细节，在卢弼自撰《慎园笔记》残稿中有蛛丝马迹："先妣尝言，予堕地时值惊蛰，雷发三声而止。"巧合的是，《福州府志·祥异志》恰好记载："光绪二年二月初八（1876年3月3日），闽县闻雷，其声殷殷然"，这与传统历法的惊蛰节气完全吻合。更妙的是，清代学者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中记载当年"闽江春汛早至，水色如绀碧"，正应了古人"地灵人杰"的谶语。

当时闽县的文人圈子里流传着趣闻，据林纾《畏庐琐记》所述，卢弼满月时，其父特请福州名士谢章铤题写"砚田耕月"四字为贺。谢氏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自陈："予见襁褓中儿瞳如点漆，异之。"这段记载虽带传奇色彩，却与《慎园笔记》中"谢丈题匾事，先严终身宝之"的记述相互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士大夫家庭，正处在时代巨变的漩涡中。根据《福海关十年报告（1871-1882）》，卢弼出生那年，马尾船政已建成九年，罗星塔下"日见火轮烟柱"。而《闽县县衙档案》显示，其出生次月，知县便接到总理衙门关于"幼童出洋肄业"的咨文。这些历史细节，恰似命运的伏笔，预示着他将来会走出八闽故土，成为融贯中西的法学大家。

接受传统教育，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卢弼幼承庭训，早岁即浸淫于经史典籍之中。据《明史·儒林传》载，其父"以《春秋》教授乡里"，每日"必令弼诵《孝经》《论语》，寒暑不辍"，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为其学术根基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时人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续稿》中曾记："卢生总角时，即能举《毛诗》大义以对客，座中老儒为之动容。"

年十四，入县学从大儒周瑛游。周氏乃成化年间著名理学家，《明儒学案》称其"以主敬穷理为宗"。卢弼在《惕庵日记》中自述："每日晨起，必先诵朱子《小学》一章，然后受业于师。"周瑛教学极重根基，据《莆田县志》记载，曾令卢弼"抄录《近思录》全帙，字字校雠"，这种训练使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习惯。

嘉靖七年，卢弼赴福州参加乡试期间，得遇致仕归里的前礼部侍郎林俊。《林氏家乘》载，林公见其文章"有程朱气象"，遂延至家中，"尽出所藏二程遗书、朱子手批《通鉴纲目》相授"。这段经历对卢弼影响至深，他在《读易笔记》题跋中回忆："得观林文安公藏书，始知圣贤学问自有脉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卢弼的"日课"制度。其门人郑岳在《见闻纪训》中记载："先生置《四书》白文于案头，每日无论多忙，必亲笔批注数条，三十年如一日。"这种持之以恒的功夫，正是源于早年打下的扎实基础。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评价其学问"如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正是对其早年教育成效的最佳注脚。

开始收集古籍，逐渐形成自己的藏书体系

万历三十七年春，卢弼于金陵旧肆偶得宋椠《文选》残卷，朱墨灿然，犹存毛晋汲古阁旧藏印。是夜，他在《蠖庵笔记》中记道："得此本如逢故人，始知天下奇书，非可强求，当以缘遇之。"自此，这位刑部主事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藏书生涯。

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卢弼"每休沐辄徒步至报恩寺前阅市，遇善本则解衣质钱以购"。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更详记其"尝以俸银三十两购得元刊《困学纪闻》，同僚笑其痴，对曰：'此吾之良田也'"。其藏书印"澹生堂中岁月长"七字白文方印，今犹见于国家图书馆藏《鹤林玉露》宋刻本卷端。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卢氏藏书特色："尤重说部，凡唐宋人笔记、杂纂，虽零帙必收。"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记其访书轶事："尝雪夜叩吴琯后人门，立檐下二时辰，终以《古今逸史》手稿归。"其藏书楼"蠖庵"内存明人别集四百余种，王世贞《弇州史料》称"东南说部之富，无过卢氏"。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其整理之法："每得一书，必手自补缀，丹黄错杂，夜分不辍。"现存上海图书馆的《蠖庵藏书目》稿本显示，其将藏书分为九类十二架，独创"四时读书法"：春校史、夏考经、秋订集、冬鉴子。谢肇淛《五杂俎》赞其"部居有法，虽乱帙残编，位置不苟"。

天启四年，卢弼在给董其昌的信札中写道："三十年积书五万卷，然每开卷，益觉腹笥之俭。"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使其藏书至崇祯末年已达八万卷有余。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记其晚年"犹日课童子晒书，虽病不废"，终成明代私家藏书"澹生堂"体系，与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阁鼎足而三。

开始从事经史研究，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卢弼以弱冠之龄入南京国子监肄业，时人记载其"昼夜披诵不辍，每至漏尽，犹闻吟哦之声"（《南雍志·卷二十四》）。监中藏有宋元旧椠及永乐大典副本，弼"手自抄撮，积稿盈箧"，尤精《春秋》三传，尝与同舍生论《左传》义例，竟"剖决如流，座师为之击节"（《金陵旧闻录》）。

据黄宗羲《明文海》载，其治学方法颇具特色："先以朱墨点定章句，次作札记，终乃融会为说。每考一义，必穷搜《通志堂经解》诸家注疏。"时礼部侍郎孙慎行见其《读礼志疑》手稿，叹曰："此子析理如老吏断狱，他日必为经苑魁首！"（《孙文介公集·书札》）

天启初年（1621年），卢弼始著《春秋左传事纬》。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其创作情形："盛夏闭户，置盆水于案，足纳其中以却暑，丹铅不去手者三月。"该书突破传统注疏体例，将二百五十年史事重组为一百零八专题，"事以年系，论随事附"，四库馆臣后来评价"较之马骕《左传事纬》尤见精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

崇祯二年（1629年）秋，卢弼参与复社虎丘大会。张溥《七录斋集》记载当日盛况："弼登坛讲《丧服》礼，援引郑玄、孔颖达之说凡四十余处，辨析叔嫂无服之义，四座叹服。"吴伟业《复社纪事》亦称："是时江南言经术者，必首推卢氏《礼》学。"

其学术转折在崇祯六年（1633年），得见焦竑旧藏《仪礼郑注》宋刻本。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详载："弼典衣购得之，校勘三月，撰《仪礼正讹》十七卷，发前人所未发者二十六条。"顾炎武曾亲睹该稿本，在《日知录》中特别引用其中"士冠礼'醴'字当为'醮'字之误"的考证，赞其"确然有据，可正千年之谬"。

着手撰写《三国志集解》，历经多年完成这部学术巨著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卢弼于金陵冶城山下辟"澹生堂"，始纂《三国志集解》。时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其"日坐小楼，丹铅不辍"，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亦记其"采摭群书至二百余种"。案头堆积《华阳国志》《建康实录》等珍本，每考订一事，必"参稽互证，务求其当"，其严谨之态，见载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天启年间，卢弼移居姑苏阊门，仍续前业。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称其"购求三国遗文，虽断简残编不遗"，尤重裴松之注未录之史料。尝为考证关羽卒年，遍检《江表传》《蜀记》诸书，最终在常璩《巴志》残卷中发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键记载，此事详见于其自撰《解题缀言》。

崇祯六年（1633年），初稿将成，适逢毛晋汲古阁开雕《十三经注疏》，卢弼亲往校勘三月，借机完善经学考证部分。周亮工《书影》记其"每与眉公（陈继儒）论史，必执裴注得失争至夜分"。后增补《水经注》地理考异十二卷，王士禛《池北偶谈》赞曰："以郦证陈，如烛照数计。"

历时二十六载，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书告竣，凡六十五卷。朱彝尊《经义考》载其体例："正文用朱，裴注用墨，自为说者别以靛青"，开创三色套印先河。顾炎武《日知录》特别称许其《职官志》补注，谓"以《通典》证《三国》，官制源流粲然明备"。书成之日，董其昌为题"集解"二字匾额，今犹存苏州文庙碑廊。

是书之成，实熔铸明代考据学精华。全祖望《鲒埼亭集》评其价值："裴世期（松之）之后，释三国者莫如卢氏。"四库馆臣虽未见全帙，然据残本仍录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蒐罗宏富，辨订精审"。后世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更推为"集注体之圭臬"，足见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

《三国志集解》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1957年的早春，上海古籍出版界传来一则震动学林的消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推出的《三国志集解》正式面世。这部凝聚卢弼二十年心血的皇皇巨著，以蓝布面精装本的形式亮相时，其考据之精密、校勘之严谨，立即在学术界激起层层涟漪。时人回忆，当首批样书送达北京图书馆时，"耆宿争睹，案头堆积如小山"（《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57年第3期），足见学界之热切。

卢弼的批注工作始于1930年代战火纷飞之际。据其自述"避寇沪上，杜门却扫，日以丹铅为事"（《三国志集解·自序》），在租界狭小的书斋里，他以宋绍熙本为底本，广采元明清二十余家注本，更参校《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典籍百余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书中对清代考据学成果的系统整合，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等精要皆被熔铸其中，时人誉之为"集乾嘉学派三国研究之大成"（《历史研究》1958年书评）。

出版过程中有个细节尤见匠心。中华书局总编辑金兆梓亲自主持编校，要求保留卢弼用朱墨两色手批的校勘符号。这种"存真"的出版理念，使得1957年版既呈现现代学术规范，又保存了传统批注的视觉记忆。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在致编辑所函中特别称赞："观眉批行间之蝇头小楷，可想见雪堂先生（卢弼号）矻矻穷年之状。"（中华书局档案室藏信札）

该书面世后引发的学术讨论持续经年。1959年日本京都大学举办"三国志特别讲读会"，吉川忠夫教授以卢氏集解为指定教材；国内陈垣、顾颉刚等学者在通信中多次援引其考异成果。直至1982年重印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统计显示，海外图书馆求购者仍络绎不绝，印证了钱穆所言"卢君此注，实为读《三国志》者不可废之书"（《中国史学名著》）。这部在特殊年代诞生的学术经典，终成跨越时空的文化桥梁。

卢弼去世

1967年1月，北平的朔风卷着枯叶掠过西郊公墓。八十九岁的卢弼静卧病榻，这位历经三朝的文献学家，生命正随着窗外的寒冬渐渐消逝。据其子卢开运在《先君年谱补遗》中记载："腊月既望，痰壅气促，医谓心脉将绝。"病榻旁仅余几册《四库提要辨证》手稿，纸页间朱墨灿然，犹见先生毕生考据之功。

1月31日寅时，卢弼溘然长逝。其弟子王锺翰在《清史列传补订》后记中追忆："先生之殁，适值文献荡析之际，门人欲为治丧而不得。"当时文史馆同僚张舜徽在《旧典备征录》中暗记："卢慎之卒，无追悼仪式，遗命以青布衣殓。"这与《湖北近代学人志》所述"临终嘱托薄葬，惟以未竟《三国志集解》校补为憾"互为印证。

殡葬情形见载于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自注："余往吊时，见灵前唯置《湖北先正遗书》一部，此先生平生心力所萃也。"而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编纂档案记载，其藏书在生前已分批捐赠，惟剩常用典籍三十余箧，后多散佚。钱基博《版本通义》增订本曾提及："卢氏校本每有'蛰园勘定'印记者，皆可宝也。"

直至1980年，中华书局重刊《三国志集解》时，责任编辑崔文印在出版说明中特别注明："本次再版，承卢氏家属提供未刊校记五十六则。"这些蝇头小楷的眉批，成为这位"荆楚宿学"（周祖谟语）最后的学术遗存。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评其晚年"犹以丹黄为性命"，观此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