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女 通 汝)
《国风·魏风·硕鼠》诞生于春秋时期魏国（今山西芮城一带）的黄土垄亩之间，是农人血泪凝成的刺世之作。当周王室的礼乐崩裂声传至河东，这片贫瘠的土地正经历着封建井田制瓦解的阵痛。
据《毛诗序》载："《硕鼠》，刺重敛也。"彼时魏国地处晋南，土地硗薄而赋役苛重。农人"三岁贯女"的控诉，暗合《左传》记载的"初税亩"制度变革——原本"什一而税"的井田制被层层盘剥取代，贵族如贪婪的硕鼠，将农人终岁劳作的"黍""麦""苗"尽数吞噬。出土的战国魏国"安邑下官钟"铭文记载的粮食计量之精确，恰似这剥削残酷性的实物佐证。
诗中反复咏叹的"乐土"意象，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的乌托邦形成互文。农人幻想逃离"谁之永号"的悲怆，实则折射出春秋中期人口流动加剧的社会现实——《汉书·地理志》载"魏地狭隘，民多徙亡"，正是对"逝将去女"的历史注脚。
那声声"硕鼠"的叱骂，终化为青铜器上斑驳的饕餮纹——在礼器与农具的对峙间，一个阶级的愤怒永远凝固在了《诗经》的竹简中。
《硕鼠》以啮齿动物为喻，构建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剥削者意象体系。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点："借鼠为喻，痛斥剥削者贪得无厌之态，较之《伐檀》更为直切。"诗中三章叠唱的"硕鼠"，通过"食黍""食麦""食苗"的递进描写，完整展现了剥削者蚕食劳动成果的全过程，这种具象化的批判手法，被现代学者程俊英誉为"开创了比兴讽刺的艺术范式"。
诗歌情感呈现明显的三重转折。首章"莫我肯顾"体现失望，次章"莫我肯德"转为愤懑，末章"莫我肯劳"已达决绝。钱钟书在《管锥编》中特别指出："'逝将去女'的决绝语，实乃被压迫者觉醒之先声，较之《氓》中'亦已焉哉'更具积极意义。"而反复咏叹的"乐土"意象，既是对理想国的向往，更是对现实的有力否定，闻一多称之为"黑暗中的火把，照亮了周代农奴的精神世界"。
艺术手法上，三章重章叠句构成强烈韵律。王夫之《诗经稗疏》盛赞："'黍-麦-苗'之物序，'顾-德-劳'之情变，'土-国-郊'之境迁，如三叠阳关，一唱三叹。"这种递进式结构，使批判力度层层加深，最终在"谁之永号"的反问中达到高潮。现代语言学家王力指出，末章疑问句的运用，使诗歌"突破了单纯控诉的格局，升华为对公平社会的哲学叩问"。
《硕鼠》的永恒价值，在于它超越了时代局限。余冠英在《诗经选》中强调："'适彼乐土'的呼唤，不仅是农奴的逃亡宣言，更是人类对正义社会的永恒追求。"这种将具体苦难升华为普遍人文关怀的特质，使其成为《诗经》中最具现代性的篇章之一，至今仍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魏风·硕鼠》以啮齿动物为喻，将剥削者贪婪丑态刻画入骨。清人方玉润于《诗经原始》中叹曰："痛斥剥削者如大鼠，而民思适乐国，怨极而思遁也。"其笔锋如刻刀，三章叠唱间将农人积怨层层推至沸点。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独赏其"怨而不怒"的节制："'逝将去女'之誓，非抗争之剑，乃决绝之舟。所谓'乐土'，实为乌托邦式精神逃亡。"诗中"黍""麦""苗"的递进，恰如宋人朱熹《诗集传》所注："食根食实乃至食苗，贪得无厌至此，民心安得不溃？"
近人闻一多《风诗类钞》点破其复沓之美："三章如三重波浪，每重皆以'硕鼠'厉呼起势，终以'谁之永号'作空谷回响，余痛不绝。"那"乐土"的虚妄向往，恰反衬出现实的窒息，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诗人体物之妙，在于以希望写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