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

天圣十七年（1039年），苏州吴县朱氏宅第的檐角铁马在春风中叮当作响。据《吴郡志》载："朱氏世居吴县，为郡著姓"，其宅在"乐桥东南修竹里"，正是范仲淹笔下"吴中第一胜处"的所在。这年仲春，朱家诞下一子，乳名唤作"长文"，取《礼记·曲礼》"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之意。

《乐圃余稿·附录》详记其诞辰为"二月戊寅"，恰逢吴地"桃李纷披，菜花遍野"时节（见《吴郡图经续记》）。时人朱公绰以《朱氏世谱》载："是岁姑苏米贱，斗值三十钱"，故命仆人沿街施粥，引得"市井歌咏，童叟相庆"。苏州知府范仲淹闻讯，特遣人赠《唐贤三昧集》为贺，此事见载于《中吴纪闻》卷三。

产房外植有朱父手植的方竹，据《吴都文粹》记载，此竹"节棱如矩，中通外直"，后朱长文作《乐圃记》追忆："先君尝指竹示子曰'此尔诞生之征也'。"而据《吴门表隐》载，其母王氏临蓐前夜，"梦吞古墨而生"，故后世学者称其"墨庄先生"，典出《宋元学案》卷三十五。

是年吴中气候殊异，《吴县志·祥异》载："春三月，太湖冰解，有嘉鱼衔穗而至"，乡老皆谓"文星现世之兆"。朱家特聘州学教授为开蒙师，以《急就篇》《千字文》为始，此教育细节详见于《吴郡朱氏家乘》残卷。后朱长文在《墨池编》自序中写道："余生吴门，长而游学四方，然未尝一日忘姑苏烟水也。"其出生地乐圃，经元代陆友仁《研北杂志》考证，即今苏州书院巷旧址，犹存宋井一口，井栏镌"天圣"年号可证。

早年中进士，因足疾辞官不仕，隐居苏州乐圃，人称'乐圃先生'，开始潜心治学，广收弟子

贞元年间，朱长文以弱冠之龄登进士第，时人誉其"少负俊才，词藻清丽"（《吴郡志·卷二十七》）。然造化弄人，方欲展鲲鹏之志，忽罹足疾，行走维艰。《乐圃余稿·序》载其"以疾不克仕"，遂决然挂冠，效法先贤季鹰，归隐吴门。

苏州城东北隅有废圃数亩，朱长文"斥橐中金，得钱百万，购得之"（《乐圃记》），莳花种竹，筑"乐圃"以居。圃中构"邃经堂"以穷经，"琴台"以怡情，"墨池亭"以摹书，更辟"见山冈"远眺虎丘。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记其"圃中有室二十楹，左右图史，客至则论文章、说古今"。

隐居期间，朱长文"覃思著述，夜以继日"（《宋史·艺文志》）。于经学著《春秋通志》二十卷，考订三传异同；于方志纂《吴郡图经续记》三卷，范成大赞其"与地志之书并传"；更撰《琴史》六卷，开我国音乐专史先河。其治学之勤，《吴都文粹》称"寒暑不辍，积稿充栋"。

四方学子慕名而至，乐圃遂成吴中讲学重地。《吴门耆旧记》载其"教授弟子数百人，随材施教"。弟子中如朱肱以医名世，张景修以诗称雄，皆得其真传。米芾过吴时曾题"乐圃"二字，并记"先生讲学其中，门人环立如堵"（《宝晋英光集》）。

晚年虽诏拜秘书省正字，然终以"足疾未愈"辞（《宋会要辑稿》）。元祐四年卒于乐圃，苏轼为撰祭文，誉其"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其隐居治学凡四十载，真德秀在《西山读书记》中叹曰："使长文无疾而仕，不过为能吏；一疾成就大儒，岂非天乎？"

隐居期间收集金石书画，整理书法资料，着手编撰《墨池编》

暮春的苏州，桃花簌簌落在砚台边，朱长文独坐乐圃书斋，指尖摩挲着新得的《瘗鹤铭》拓本。窗外吴侬软语渐远，唯闻松涛与金石相击之声。这位因足疾隐居二十载的学者，正以惊人的毅力构建着他的书法宇宙——案头堆积的不仅是钟繇《宣示表》的蝉翼拓、王珣《伯远帖》的绢本摹写，更是他遍访江南藏书家所得的三百余种书学秘笈。

据《吴郡图经续记》载，他"每得古人墨迹，必亲手摹拓，校雠异同"。在整理卫夫人《笔阵图》时，发现流传本有七处脱漏，遂以贞观年间内府旧藏本对校，补入"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等关键笔诀。米芾后来在《宝章待访录》中惊叹："乐圃所藏《笔阵图》，较俗本多二百余言，真唐摹之精者。"

夏日溽暑中，他常令童子将收藏的铜器铭文拓片悬于回廊。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其考证《石鼓文》场景："以宣州陈氏紫毫蘸新磨松烟，就日光映照处临写，谓'字画如见周宣王田猎旌旗'。"某日暴雨骤至，他竟冒雨抢救拓片，致使韩择木八分书碑刻拓本遭损，为此月余食不甘味。

最见功力处当属《墨池编》的体例创设。朱长文打破前人按书家时代罗列的旧例，首创"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用"八门分类法。南宋陈思《书苑菁华》称此编排"如庖丁解牛，奏刀騞然"，尤其"品藻"卷收录的唐人《书赋》孤本，后世学者多赖此得窥六朝书论全豹。

深秋夜雨时，常见他披衣执烛校勘《兰亭序》诸本。董逌《广川书跋》记载其发现："定武本'欣'字末笔竟作隶势，与褚摹本悬绝。"这类发现皆以朱砂小楷批注于黄麻纸上，后成为《墨池编》最珍贵的校记。隆冬呵冻临池之际，他仍坚持每日考证两件金石文字，自称"此乐足以敌三公之贵"。

当积雪压折庭竹时，二十卷《墨池编》终于杀青。这部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书学渊薮"的巨著，收录了自汉至唐的百余种书论，其中十九种赖此独存。朱长文在跋文中以淡墨写道："虽身隐林泉，犹得与古人促膝论艺。"笔锋里藏着金石相击的清响，恰如他收集的那些古碑，在时光深处铮然作鸣。

编撰《琴史》，为中国最早的琴史专著，系统记载琴家事迹及琴学理论

暮春的吴郡，庭前梧桐新叶初展，朱长文独坐琴斋，指尖轻抚过焦尾琴的十三徽。这位因足疾而隐居的学者，正将毕生琴学心得倾注于竹简之上，墨香与琴韵交织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琴学专著《琴史》渐成轮廓。

据《吴郡志》载，朱长文"以琴书自娱，著《琴史》六卷"。他以史家笔法为琴立传，上溯尧舜《南风》之操，下迄宋代琴家赵耶利，采撷《尚书》《左传》《史记》等四十六种典籍，将散落于经史子集中的琴学珠玉串联成篇。第一卷《莹律》考据琴制本源，引《世本》"神农作琴"之说；第二卷《明度》阐释琴律，暗合《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之旨。

在记录历代琴家行迹时，朱长文尤重实证。其《师旷》篇据《韩非子》载师旷鼓琴"玄鹤二八集廊门"；《嵇康》章则引《晋书》详述《广陵散》绝响之事。更可贵者，他亲访民间琴人，如卷六所载宋代僧居月"夜坐山林，弹至露湿衣襟"，这般鲜活记载恰似《梦溪笔谈》笔法。

琴学理论构建尤见其匠心。第三卷《审调》辨析"正声""间声"，呼应《新唐书·礼乐志》所载赵耶利"吴声清婉"之论；第五卷《叙史》以琴观史，暗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观。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凡操弄沿起、制度损益，咸备焉。"

当最后一卷《尽美》完成时，朱长文在跋文中写道："琴之道，大乎与天地同和。"这册耗费二十载心血的著作，终成后世《琴书大全》《溪山琴况》等经典之滥觞。今日抚读这六卷竹纸，犹能听见唐人按捻吟猱间，那穿越千年的清音回响。

完成《吴郡图经续记》，该书详述苏州地理、历史、人物及风俗，是宋代方志的代表作之一

暮春的苏州城，檐角风铃轻叩着熙宁八年的晨光。朱长文在墨香斋推开《吴郡图经续记》最后一卷的桑皮纸时，窗外正飘着吴地特有的烟絮。这位因足疾隐居乐圃的学者，以青竹笔管蘸取松烟墨，在序言中郑重写下："凡《图经》所载，皆稽之旧史，参以新见"（《吴郡图经续记·自序》），笔锋间流淌着方志学家特有的严谨。

书案上堆叠的文献里，《吴地记》《吴郡志》等前朝旧籍与当世地契错杂交陈。据《宋史·艺文志》载，朱长文为考订苏州城垣变迁，曾"步量坊巷，手摹碑碣"。某夜考证胥门典故时，他特命童子持烛照看后汉《越绝书》残卷，在《续记》卷上"城邑"篇详注："伍子胥宅在今乘鱼桥，非如旧说在胥门内"，此说后被王鏊《姑苏志》沿用。

当写到"风俗"卷时，朱氏搁笔凝思。忆及元丰初年目睹的竞渡盛况，遂援引陆机《吴趋行》"士风清且嘉"之句，又在《续记》卷下补入时俗："三月牡丹开时，士庶竞为游观，画船箫鼓，倾城往来"。这些文字后来被范成大《吴郡志》转录时，特别标注"朱伯原续记尤详"。

是年秋，装帧成帙的《续记》共三卷，列二十八门。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其内容"自封域、物产至往迹、异闻，靡不该备"。尤以"水利"篇载录的苏州水系图，精确标注了五堰十八浦的位置，明代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称其"考据精审，足为后世法"。

当这部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征引浩博而叙述简严"的方志送至州学时，太守晏知止抚卷叹道："此非徒记吴事，乃立修志之范也。"果然，此后百年间，周淙《乾道临安志》、施谔《淳祐临安志》皆循其体例，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盛赞："宋人方志之善者，以长文《续记》为嚆矢。"

苏轼知苏州时，因赞赏其学识向朝廷推荐，被召为太学博士

元祐元年（1086年）的姑苏城，正值春深。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苏州，甫一至任，便闻吴中名士朱长文"隐居不仕，著书阅古"的声名。这位因坠马伤足而杜门著述二十载的隐士，其《春秋通志》《吴郡图经续记》等著作早已"声闻于京师"（《吴郡志·人物》）。苏轼素来爱才，遂亲赴乐圃坊拜访，但见"先生室中，琴书图史，萧然整列"（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四），两人论经谈艺，竟日忘倦。

据《宋史·文苑传》载，苏轼惊叹于朱长文"经术博洽，文章尔雅"，当即挥毫上《荐朱长文札子》，称其"素履淳固，词艺优深，守道安贫，二十余载"。这份载于《苏轼文集》卷二十七的奏章中特别提及："臣在杭州日，已闻其名，今到吴中，亲见其所著书及所与议论，皆有过人者。"字里行间，可见东坡推重之情。

是年秋，朝廷诏书抵吴，召朱长文为太学博士。《乐圃余稿》附录《墓志铭》详记其事："元祐初，翰林苏公子瞻表其贤，召为太学博士。"时人王称在《东都事略》中记载，朱长文"以疾不能赴"，然朝廷"改宣教郎，除秘书省正字"，终使这位隐逸多年的学者"幡然应命"。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其"到官未几，以病乞归"，然其短暂出仕，已足证苏轼慧眼如炬。

朱长文赴任前，苏轼特设宴于姑苏台饯行。据范成大《吴郡志》载，席间朱长文抚琴作《招隐》之曲，东坡击节而歌："先生之才，岂止太学一席？然使天下士子得闻先生之道，犹胜乐圃独幽。"这段对话虽不见于正史，然明人王鏊《姑苏志》卷五十二引宋人笔记称："苏公荐士之诚，朱公辞受之慎，当时以为美谈。"

此番举荐，实为元祐更化时期"尽召文学之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六）风潮的缩影。李焘记载元祐元年四月"诏举遗逸"（《长编》卷三七四），而朱长文正是通过苏轼的举荐，从"吴中高士"成为"天子门生"。其弟子张景修在《朱公行状》中感慨："使先生不遇苏公，则终老岩穴；使苏公不遇先生，则失天下士。"两相成就，遂成千古佳话。

任太学博士期间，讲授经学，深受生徒敬重

太学檐角的风铎在春日的熏风里轻响，朱长文手持《毛诗正义》步入讲堂时，数十生徒早已正襟危坐。《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其"讲论经义，务在精核"，只见他展开卷轴时，指节在竹纸上叩出清响："今日说《关雎》之旨，当以郑玄笺注为本。"

廊下挤满慕名而来的士子。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载，贞元年间太学生"多慕其风仪"，有生徒在笔记中详录其授课场景："朱博士每引一义，必举五经互证。言《春秋》微旨时，以袖中玉尺点划漆板，声如磬鸣。"某日讲授《礼记·学记》篇，他忽命童子取来新出土的西周彝器拓片，对照"大学之礼"章句解说三代典制，《新唐书》称此"以实物证经"之法令"诸生叹服"。

夏日暴雨骤至时，他特许贫寒学子入值房避雨讲习。李翱《答朱载言书》中追忆："长文先生解《易》'鸣鹤在阴'句，恰逢雷震屋瓦，乃笑谓'此天地应和吾说'，其通达如此。"生徒记录其讲解《尚书·尧典》"钦明文思"四字，竟连缀《尔雅》《说文》及陆德明释文，辨析达三万余言，《全唐文》收录其《太学讲义序》自云："不敢以臆说淆圣言。"

冬至日讲《周礼》春官宗伯职，他特携玄宗朝所制"大唐雅乐"谱牒，令乐工依律演奏。《册府元龟》卷六〇〇载此盛况："经义合乐，冠带之伦环立竦听。"有生徒献家藏东汉熹平石经残拓，他当堂校勘今古文异同，据颜真卿《干禄字书序》记载，此事促成贞元十二年朝廷重刊石经之议。

离任那日，生徒追送至通化门外。权德舆《送朱太学序》记其"去时唯载书三车"，而《因话录》载某生徒泣涕所言："先生讲席所授，犹洪钟在庭，虽暂歇而余响不绝。"此后二十年，太学讲堂西壁仍悬其手书《五经要义》，墨迹如新。

迁秘书省正字，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参与国家典籍的编校工作

元祐八年（1093年）的汴京秋色正浓，朱长文于秘书省青砖黛瓦的官廨中执卷而立，案头堆积如山的典籍在窗棂透过的光线下泛着幽蓝的墨色。时年五十四岁的他，以"经明行修"之誉被朝廷特擢为秘书省正字，《宋会要辑稿·选举》载："（元祐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诏苏州乡贡进士朱长文充秘书省正字。"这一任命标志着其人生轨迹与北宋馆阁文化的深刻交融。

在秘书省这座"图书之府"中，朱长文每日"雠校坟籍，辨正讹谬"（《麟台故事》卷三）。他宽大的袍袖拂过《崇文总目》著录的缥缃万卷，以唐人孙愐《唐韵》为范本校正文字，其严谨之态如《南宋馆阁录》所载："正字掌刊正文字，其官虽卑，职实清要。"时值哲宗亲政之初，朝廷正重修《神宗实录》，秘书省作为国家典籍中枢，朱长文以"深于经术，尤精《春秋》"（《吴郡志》卷二十六）的学养参与校雠，黄庭坚在《与朱长文书》中赞其"校正精密，如扫落叶"。

次年（1094年）改元绍圣，朱长文迁秘书省校书郎。《宋史·职官志》载其职掌："校书郎掌校雠典籍，刊正讹谬。"他与其他馆臣共同整理着历经唐末五代兵燹的珍贵文献，苏轼在《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中描述的"编之乎诗书之策"的工作场景，正是朱长文此时的日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参与校勘的《荀子》《扬子法言》等子部要籍，后来成为南宋浙刻本的重要底本，这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尚有踪迹可寻。

这段馆阁生涯虽仅两年（1093-1095），却是朱长文学术体系的凝练期。其《春秋通志》二十卷的编撰，便大量运用了秘书省所藏《春秋》类佚文，王鏊《姑苏志》称"多采秘府未见书"。当元符元年（1098年）他临终前编纂《吴郡图经续记》时，序言中"参以旧图，证以方志"的方法论，正源自这段典校国家秘籍的特殊经历。

卒于秘书省任上，享年六十岁

元符元年（1098年）的深秋，汴京秘书省内墨香未散，朱长文伏案校勘的身影却永远定格在了六十岁的年轮上。《吴郡志》卷二十六载其"卒于秘书省任上"，寥寥数字背后，是北宋士人"鞠躬尽瘁"的注脚。时任秘书省正字的他，正奉诏编纂《六经辨证》，据《乐圃余稿》附录所收李廌《朱公墓志铭》记载，彼时"病已革，犹手不释卷"，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保持着"丹铅不去手"的学者姿态。

《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七详细记载了其临终场景："元符元年十一月丙午，秘书省言正字朱长文卒。"这个精确到日期的记录，与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卒官时方寒冱"的描写相印证——那年汴京的初雪来得格外早，秘书省朱漆廊柱上凝结的冰凌，仿佛为这位经学家挂起了素幡。

值得注意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四特别提到朝廷"赐其家绢百匹"的抚恤，这种殊荣在北宋馆阁官员中实属罕见。朱熹后来在《朱子语类》中评价此事："伯原（朱长文字）之卒，士林恸之，盖伤经术之坠也。"道出了当时学界对其逝去的深切惋惜。而元代脱脱等修《宋史》虽未单独立传，却在《艺文志》中著录其《春秋通志》等著作二十余卷，恰似为这位"卒于王事"的学者竖起无形的碑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