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暮春的江南，烟水迷离中总藏着无数商妇的叹息。唐代长江流域商贸繁盛，瞿塘峡作为巴蜀咽喉，商贾往来如潮，却也让多少闺阁中人独守空房。《江南曲》正是这商妇怨的凝练表达——"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的嗔怪里，浸着中唐时期"重利轻别离"的社会真实。
诗人李益以乐府旧题写新愁，实则是将目光投向运河沿岸的市井生活。当时扬州"商胡离别下扬州"（元稹句），商人"年年逐利西复东"（张籍句），而水乡特有的"弄潮儿"意象更添深意。钱塘江潮"早知潮有信"的比拟，暗合《吴越春秋》中"潮水朝夕必至"的记载，将自然现象的守信与商人的失约形成诗性对照。
这二十字的小令，恰似一枚青瓷碎片，映照着中唐商品经济勃兴时，女性在传统婚姻秩序中的微妙困境。那些被潮声惊醒的清晨，商妇们数着浪花，把怨艾化作比兴——原来最动人的情诗，往往诞生在铜钱与等待的夹缝里。
江南水乡的柔情与哀怨，在《江南曲》中化作四行凝练的诗句。这首乐府诗以商妇口吻道尽相思之苦，被明代钟惺《唐诗归》评为"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短短二十字间，浪花般翻涌着层层情感波澜。
"嫁得瞿塘贾"起笔即勾勒出典型的唐代商贸图景。瞿塘峡作为长江险隘，暗示商人行踪的不确定性。清代黄叔灿《唐诗笺注》指出："'朝朝'二字见久别，'误妾期'三字写尽怨情"，日日守望的期待与失望，在重复的晨昏中堆积成令人心碎的重量。
诗人匠心独运地引入"潮信"意象。钱塘潮水亘古不变的周期性，与商人的行踪无定形成尖锐对比。明代陆时雍《唐诗镜》评此"因想见怨，怨极而悔，悔甚而怒"，当少妇说出"嫁与弄潮儿"时，已非理性抉择，而是情感决堤的极致表现。这种"无理而妙"（清贺裳《载酒园诗话》）的夸张，恰是民间歌谣特有的炽烈表达。
在艺术手法上，诗歌展现了乐府民歌"含思婉转"（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特质。以"潮信"喻指守信之人的双关，被王尧衢《古唐诗合解》赞为"以潮信比信约，妙在无意中相关"。而商贾与渔郎的职业对比，更暗含对唐代"重商轻别离"社会风气的微妙批判。
这首小诗如一枚精巧的贝壳，在历代诗评家手中传递出不同光泽。沈德潜《唐诗别裁》称其"怨而怒矣，然不怒不显其怨"，恰点明其情感张力；而现代学者傅璇琮则从中看到"市民意识觉醒的萌芽"。当潮声渐远，那跨越千年的等待与嗔怪，仍在每个有信与无信的故事里，轻轻回响。
江南烟雨里诞生的这首小诗，恰似一柄青瓷茶匙，轻轻搅动了千年文人心中的涟漪。明代诗评家钟惺在《唐诗归》中叹其"无理而妙"，正是道破了这二十字间惊人的艺术辩证法——商妇的痴语越荒唐，情思反而越真切。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二句，清人黄生在《唐诗摘钞》中评为"直而能婉"，看似平铺直叙的怨怼里，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那瞿塘峡的险滩暗礁，竟都化作了思妇眉间的褶皱，商船每误一程归期，妆楼便多积一寸尘埃。
最妙在结句"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击节称赏："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潮水的守信与商人的失约形成锋利对照，将抽象的时间概念具象为可托付终身的对象。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更进一步点破："子虚乌有之谈，正见其情之极痴。"这种悖逆常理的假设，恰似用倒映的星辰丈量湖水深度，在逻辑的荒谬中照见情感的纯粹。
钱塘江的潮信年年如约而至，而人间白首的诺言却总被风浪打湿。这首小令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激起共鸣，或许正如近代学者俞陛云在《诗境浅说续编》所言："以潮信喻心期，于无理中见有情，此之谓天籁。"当理性的堤岸被情感的潮水漫过，留下的正是这样晶莹剔透的诗歌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