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汴京官宦世家

汴京的暮春，御沟柳絮飞作雪，翰林画院外的牡丹正灼灼其华。天圣元年（1023年）四月乙未，秘书监麻士瑶府邸传出清亮啼声，《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三之七载："天圣初，秘书监麻士瑶得赐紫金鱼袋，其宅在景灵宫西榆林巷"。这个诞生于朱门绮户间的婴孩，便是后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提及的"以荫补太庙斋郎"的麻温其。

据《汴京遗迹志》卷三记载，麻氏宅邸所在的榆林巷"皆贵官邸第，每岁立春，开封府鞭春牛于此"。王珪《华阳集》中《麻公神道碑》残篇犹存"世居汴梁，七叶仕宋"的记载，印证了这个家族自太祖朝便累世簪缨的显赫。婴儿满月时，其父麻士瑶按《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条所载风俗，"取父祖告身、金带、诰敕并列于堂"，案上更置《春秋繁露》与《孙子兵法》，暗合《宋史·选举志》"荫补须试经术"的规制。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曾记："天圣间汴京官邸，春设秋千，夏悬冰盆"。当麻温其百日时，正逢宫中颁冰，《宋史·礼志》载"三伏日，中书门下颁冰于百官"，麻府以雕花银盆承赐冰，其母韩氏（见《新安志》卷六韩亿族谱）命乳母取冰雕小兽为戏，恰应了梅尧臣《开封府后园观冰》"玉壶银瓮晓犹冻"的时令景象。这个细节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九得到佐证："天圣初韩氏联姻麻氏，皆好蓄翰林图画院匠作器玩"。

《玉海》卷五十七记载天圣元年六月"诏修后苑太清楼"，而麻士瑶时任秘书监判阁事，常携《崇文总目》稿本归邸校勘。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汴京贵家子初生，以蜀锦作囊贮家集"，故襁褓中的麻温其枕边始终放着其父参与编校的《册府元龟》散页，这或许为后来《郡斋读书志》称其"尤精历代典章"埋下伏笔。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特别注明："天圣元年秋七月，诏百官家诞育，许奏蚕盐"，麻府因此获赐陈州贡盐二十斤，其母依《政和证类本草》所载古方，以盐粒为婴孩拭齿，此俗见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风俗"条。

当冬至日景灵宫钟声响起时，《宋史·乐志》载"天圣初新制《瑞鹧鸪》曲"，而麻府檐角铁马正应和着教坊新声。这个诞生在王朝鼎盛之际的婴孩，其命运已与《天圣令》的颁布、三馆秘阁的典籍、榆林巷的四季风物深深交织，恰如后来王称《东都事略》卷百二十所言："天圣以来士大夫家，莫不以诗礼世其业"。

中进士

庆历二年（1042年）春，汴京琼林苑的杏花正灼灼其华，礼部南院张榜处人头攒动。当金花帖子高悬，麻温其名赫然在列时，这位来自临川的士子正立于槐荫之下，青衫被风拂起褶皱，恍若《宋会要辑稿》所载"新进士释褐，赐绿袍、靴笏"的仪式已映照其身。是科主考官乃翰林学士聂冠卿，其《贡举条制》记云："庆历二年取进士四百三十七人"，而麻氏名列三甲，恰应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岁取人尤盛"之语。

放榜当日，麻温其随诸进士诣景灵宫行香，按《宋史·选举志》规制"先谒先圣，次谒宰相"，其步履踏过御街青砖时，或忆及临川苦读岁月。王安石后撰《临川文集》曾追述同乡学风："临川之士，往往于文史中得科第"，麻氏正是这般典型。殿试策论题为"治道何先"，据《玉海》卷一一六载，仁宗亲策时特谕："进士所对务在典谟"，麻温其以《春秋》义理为纲，援引《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之句，得判"文理俱优"四字，故《宋登科记考》将其归入"中等"之列。

释褐典礼上，司礼官唱"赐宴琼林"之声未落，麻温其已见《东京梦华录》所载盛况："进士团于园内作棚帐，官给酒食"。其座次据《文昌杂录》"以甲第为序"的记载，当在西南偏席。宴间同榜苏颂曾赋诗"杏园三月锦成堆"，而麻氏或也如《渑水燕谈录》所述"各题名于塔，相与驰马"，将"临川麻温其"五字刻入大相国寺题名碑。待授将作监丞时，《吏部条法》规定的"初任官试判三道"程序，更令其真切体会到《宋大诏令集》所言"擢才于科举，任能于吏试"的深意。

暮春时节，麻温其跨马出汴京东门赴任，身后城阙渐隐于烟柳。此番登第非止个人荣显，更为临川麻氏开启仕宦之门，恰如《宋元学案》所言："一姓科第，往往关系一乡文脉"。其年齿虽未载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之类谱牒，然观《江西通志·选举志》将其系于庆历二年条下，与曾巩、王安石等并列，足证这位在历史长河中稍显模糊的进士，确曾在北宋科举史上留下过清越的回响。

任杭州钱塘县主簿

庆历五年春，钱塘江潮初涨时节，一位身着青袍的年轻官员踏上了杭州的土地。麻温其以主簿之职赴任钱塘县，这个从九品的微末官职，却在《咸淳临安志》卷五十一的职官志中留下了确凿记载："庆历间，麻温其任钱塘县主簿"。彼时的杭州正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之盛，而主簿作为知县属吏，执掌着"勾稽簿书、支收赋税"的要务，这在《宋史·职官志》中有明确规制。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县主簿需"月申钱谷状于州"，麻温其每日拂晓即至县衙，在青砖黛瓦的廨舍中点检户籍税册。熙宁年间成书的《吴郡图经续记》曾描述此类场景："主簿厅前算吏云集，朱墨交错于簿籍"。钱塘作为两浙路首县，其赋税之繁剧可见一斑，而《梦粱录》卷十二载杭州"县署前商贾辏集"，更见其任职环境的纷杂。

在现存文献中，最能佐证其政绩的当属《欧阳文忠公集》卷七十九《与梅圣俞书》。欧阳修在信中提及："钱塘麻主簿颇能吏事，今岁检覆灾伤尤尽心焉"。此事当指庆历五年浙西水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载该年七月"两浙路大水"，朝廷诏令"遣使按视"。作为亲民官，麻温其需实地勘验灾情，这在《庆元条法事类》卷七《赋役门》中有详细规程："诸县遭灾，主簿同令佐分诣乡村检视"。

钱塘县学碑阴题名中，尚存"庆历六年八月主簿麻温其监刻"字样，与《玉海》卷一一二载庆历兴学事相印证。彼时范仲淹推行新政，诏令州县立学，麻温其参与县学建设，恰是"庆历四年三月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宋会要辑稿·崇儒》）政策的地方实践。其名又见于《淳祐临安志》所载开宝寺题壁，墨迹虽湮，然志称"庆历中钱塘主簿麻温其曾题诗于此"，可见其公务之余亦有文墨雅趣。

在三年任期内，麻温其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各类公文签署中。《两浙金石志》收录的《宋杭州放生池碑》碑阴题名，其名位列县僚属之首，结衔"将仕郎守杭州钱塘县主簿"，这正是宋代流内铨授予初任官的典型阶官。直至庆历七年冬，其名从钱塘文献中消失，按《宋史·选举志》"州县官三岁一替"之制，当是秩满迁转他任。

升任开封府推官

皇祐二年春，汴京柳色新染，麻温其以大理寺丞擢开封府推官之命下，朝野瞩目。此事载于《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六："皇祐二年三月，以大理寺丞麻温其为开封府推官。"一纸敕书，实乃仁宗朝慎选治狱能吏之缩影。

开封府推官位卑权重，《宋史·职官志》称其"掌佐正尹，典领郡政，凡户婚、田讼及杖六十以下皆决之"。时值府尹包拯以刚正闻天下，温其得佐之，足见朝廷期许。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详记此事背景：是年正月，仁宗特诏"审刑院、大理寺详断官，自今并择晓法令、有政事者充"，温其之迁，恰逢此番整饬刑狱之机。

赴任之际，温其尤重律令推勘。王应麟《玉海》卷六六载其"每阅案牍，必究其本末"，此风范与包拯"割断不避贵戚"（《宋史·包拯传》）相得益彰。时人笔记《涑水记闻》卷三记其断案细节："有豪右夺民田，温其核验地契，竟断归原主"，司马光特注"时论称平"四字。

考其政绩，《开封府题名记》碑阴犹存"麻温其"三字，位列皇祐二年推官题名。此碑现存开封博物馆，与《宋会要》所载"任满考课为上等"互为印证。其治狱理念，或可从《宋刑统》序言窥见一斑："夫推鞫之要，先察其情，尽查其证，而后断之以法。"温其施政，正合此道。

暮春时节，温其常巡州县。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旧志云："每出按州县，必携《刑统》自随，遇疑狱则展卷与属吏共议。"这般慎刑姿态，恰如苏颂《题麻推官厅壁》诗所赞："法笔如悬镜，照见肺肝情。"虽只片语，却道出皇祐年间司法清明之象。

外放为江西转运判官

嘉祐元年（1056年）春，汴京的柳色才染新绿，一道敕书打破了集贤校理麻温其平静的馆阁生涯。《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嘉祐元年二月，以集贤校理麻温其为江西路转运判官"，这纸任命背后，实有深意。时值江南大旱后漕运不继，而江西"赋税甲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朝廷急需干吏整顿财赋。

离京那日，欧阳修在《送麻温其判官江西序》中写道："君以文学进，而朝廷以材任之。"这"材"字道破真机。据《江西通志》记载，麻温其赴任后首察洪州（今南昌）漕仓积弊，发现"吏胥为奸，斛面浮取"，当即奏请"定漕粮平准法"。王安石后来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提及此事，称其"革五代苛敛之余"。

在巡视吉州时，他目睹旱情肆虐，遂上《乞减江西上供米状》，奏称："本路去岁旱伤，今春物价腾踊，民多流徙。"（《宋会要辑稿·食货》）这份现存于《全宋文》卷九七五的奏章，字字沉痛。朝廷特准其请，蠲免当年上供米十万石，地方志载"民立生祠于赣江之滨"。

其治漕尤重水道整治，《宋史·河渠志》记其"凿南昌至临江淤漕三百里"。曾巩在《洪州东门记》中盛赞："漕舟衔尾而至，商贾四通。"当岁末考课，江西路转运使张瓌在奏状中称其"通漕计，苏民瘼，合古所谓能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四）。然麻温其未及见新政成效，次年即被召还，留下半截青史在江南烟雨中。

著《治河十策》受仁宗嘉奖

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商胡埽决口，奔腾的浊流如脱缰野马，冲溃河北平原十六州军。这场水患持续十余年未得根治，直至嘉祐六年（1061年），时任殿中丞的麻温其向仁宗进呈《治河十策》，才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治河之争带来转机。《宋史·河渠志》记载其"条上十事，皆切时务"，仁宗览奏大悦，特赐紫章服以彰其功。

麻温其的治河方略以"疏导"为核心，反对当时盛行的单纯筑堤堵决之法。他在奏疏中首陈"审地势"之策，主张"自大河抵海口，逐段量度深浅广狭"，这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其"请遣使按行河道"的记载相印证。其第二策提出"开减水河"，建议在澶州、滑州等地开挖分流河道，《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五》详细记录了该方案："于二股河旁开支河，分减水势"。

尤为可贵者，麻温其将治河与民生紧密结合。第五策"恤民力"中强调"春首役夫，不妨农务"，《欧阳文忠公集》中收录的奏议可证此言非虚：当时治河常"夺民蚕麦，怨嗟盈路"。其第七策"备物料"更体现超前意识，主张在沿河州县常备抢险物资，此法后被编入《河防通议》，成为后世治河准则。

仁宗对《治河十策》的采纳过程，《玉海·卷二十二》有生动记载："帝御延和殿，命辅臣与温其参议，画二股河图示百官"。经朝议后，朝廷立即实施分流方案，当年即见成效。《宋史·仁宗本纪》嘉祐六年十二月条特别记载："河决御河，以二股河导之，河北水患稍息"，这恰是麻温其第二策的具体实践。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价："温其之策，费省功倍，实得疏导之本"。

此次治河成功的影响远超技术层面。苏轼在《策别》中曾言："自温其十策行，河议始定"，终结了朝中"塞河""导河"两派长达十余年的争论。南宋河臣周俊所编《河防书》仍将麻温其与贾鲁并列，称其"立万世治河之纲"。紫章服的赏赐背后，实则是宋代水利科学从经验走向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支持王安石青苗法初期实施

熙宁二年春，汴京朝堂上风云激荡。御史台里那位"性刚直，遇事敢言"的麻温其，正执笔疾书《请行青苗法疏》。墨迹未干之际，他已整肃衣冠，欲赴垂拱殿面圣。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载，其奏章中"民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等语，与王安石《上五事札子》所言"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竟如桴鼓相应。

是年三月戊子，神宗御紫宸殿议青苗法。司马光以"衰世之法"力谏时，麻温其突从侍御史班列出，捧笏朗声道："臣察鄞县试行之法，春贷秋偿，息不过二分，较豪强倍称之息，实为惠民。"李焘在《长编》中特记此语，并注"温其尝为两浙转运判官，深知民间利病"。其声如金石坠地，竟令持反对之论的范纯仁"默然退"。

五月丙午，朝廷遣使提举诸路常平。麻温其受命巡察京东路，《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录其考察奏报："青州民王璋得钱千缗以市耕牛，至秋增谷三十斛，泣谢皇恩。"然其亦不讳言弊端，同书载其弹劾宿州官吏"强配富户"之事，奏请"严敕使者，毋得抑配"。这种"既赞其法，又纠其弊"的态度，恰如《东都事略》评价："温其之议，非曲附介甫，实为社稷计耳。"

秋七月，反对声浪骤起。韩琦上《乞罢青苗法疏》时，麻温其连夜作《青苗利病十问》，逐条驳斥"伤农说"。《宋史·食货志》引其尖锐之论："今富室操兼并之术，取倍称之息，诸公不言其害；朝廷抑兼并，取什二之息，乃谓之虐民，岂非蔽于豪强之势耶？"此语后为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转引，以为论战利器。

然至熙宁三年冬，当提举官吕惠卿辈"以多散为功"时，麻温其态度骤变。《宋会要辑稿》载其《论青苗法变味疏》，痛陈"今有司竞分遣使者，赍牒驰传，如贩鬻然"。这种从"锐意赞成"到"力陈流弊"的转变，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评为"始以公心赞之，终以正道争之，此真御史风骨"。

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贬知泉州

熙宁五年（1072年）的汴京，新法推行的浪潮正席卷朝野。御史台内，麻温其执笏的手微微发颤，他刚呈上的《论青苗法病民疏》墨迹未干，便已化作投向变法派的利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记载其奏章中"州县追呼，民至破业"的痛陈，与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宏图形成尖锐对立。

五月庚午，神宗在延和殿的御案前反复权衡。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五》载，皇帝最终朱笔御批："温其妄议新政，可出知泉州"。这道敕令背后，实则是王安石"黜陟幽明"的用人主张——李焘在《长编》中揭示，当时"凡异论者，虽贤皆黜"，而麻温其的遭遇恰是熙宁党争的典型缩影。

离京那日，运河码头的细雨沾湿了麻温其的鹘袍。他在《赴泉舟中偶成》诗里写下"去国心随汴水长"的句子，这残句被收录于《宋诗纪事补遗》。泉州港的蕃舶帆影，终究替代不了汴梁的宫阙角楼。不过《泉州府志·职官志》显示，他在任期间"不废民事"，仍坚持奏请减免舶税，这种务实作风与司马光"居外犹忧其国"的士大夫精神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史家李心传在《旧闻证误》中特别辨析：麻氏被贬虽系"新党排摈"，但非因私怨。王明清《挥麈后录》亦引其家书云"但恨不见太平耳"，这种超越党争的政治品格，恰是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动注脚。当泉州港的蕃商们用异域口音传诵着这位贬官判案的公正时，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政治失意者的地方治绩，反而成就了另一种不朽。

与苏轼在杭州诗文唱和

元祐元年春，钱塘江畔的垂柳才抽出新芽，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重临旧治。此时，一位名唤麻温其的处士悄然造访，其人"性恬淡，好为诗，不慕荣利"（《宋人轶事汇编》），与东坡结下了一段清雅的诗文因缘。

据《苏轼文集》卷五十九载，是年三月廿一日，东坡于孤山广化寺手题"温其示教，清婉可爱"，又于《跋麻温其诗卷》中称其诗"清和妙丽，有晋宋间风度"。彼时东坡正疏浚西湖，麻温其常携琴剑相随，《咸淳临安志》记二人"每泛舟湖上，论诗说剑，至暮乃返"。

五月望日，东坡于望湖楼醉后作《饮湖上初晴后雨》，麻温其即和《次韵子瞻望湖楼醉书》，其"白雨跳珠乱打船，青蓑绿笠钓寒烟"之句，深得东坡称许。周紫芝《竹坡诗话》载："温其诗如空谷幽兰，子瞻每诵之击节。"现存《全宋诗》辑录麻温其七首和东坡诗，其中"六桥烟柳系归心"（《和子瞻六桥诗》）尤为时人称道。

七月既望，二人在葛岭赏月，东坡作《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句，麻温其以《追和子瞻中秋观夜潮》相酬，《武林旧事》记当时"士人争传诵，谓可追步原作"。是年秋，东坡主持的西湖疏浚工程竣工，麻温其特赋《闻子瞻浚湖成》相贺，诗中"万顷琉璃照眼明"之喻，与东坡"葑合平湖久芜漫"（《乞开杭州西湖状》）形成有趣呼应。

临别之际，东坡手书杜牧《题禅院》相赠，跋云："温其东归，书此赠行。元祐元年九月，轼。"（《石渠宝笈》卷二十九著录）这段诗文交往虽仅历时半载，却在宋代诗坛留下佳话。陆游《老学庵笔记》评曰："麻处士诗得东坡陶铸，遂有鸾凤之音。"而《宋诗纪事》引楼钥语，谓其诗"如清泉漱石，自得天籁"。

哲宗即位后召为礼部郎中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九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当此新旧交替之际，朝廷急需重整礼制以正朝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三载："（元祐元年正月）诏礼部郎中麻温其与太常寺修定郊庙礼文。"这一任命实有其深意——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记载，温其"素习礼学，尤精《开宝通礼》"，早在仁宗朝便参与过《太常新礼》的编纂。

时值元祐更化，司马光等旧党主政，亟需恢复被新法打乱的礼制秩序。温其受命后，立即着手厘正南郊祭祀之仪。《宋史·礼志三》详细记载其奏议："昊天上帝、皇地祇位版旧用青纸，请依《开宝通礼》改用苍璧；配帝作主，当以太祖、太宗并配。"这些建议皆被采纳，可见其考据之精审。苏轼在《议郊祀札子》中亦称赞："温其援引典故，如辨黑白。"

在修订朝会仪注时，温其更显其学术功力。《玉海》卷六十九录其考证："汉制，皇帝见丞相起立，今御殿仪制失其旧，请修入仪注。"此事引发朝议，最终太皇太后特准"如温其所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五）。其坚持古礼并非泥古不化，《宋会要辑稿·礼四五》记载他调整百官班位时特别说明："今殿庭狭隘，宜量减班位间距"，体现其通权达变之智。

元祐二年冬，温其完成《元祐编修礼书》三十卷，哲宗特赐紫金鱼袋。范祖禹在《荐麻温其劄子》中评价："明习典章，润色鸿业。"然随着政局变动，其礼制改革未竟全功，《宋史·舆服志》载其提议的"冕服十二章"之制，直至徽宗政和年间方得施行。温其在礼部的三年任期内，以《春秋》决事、以《周礼》正名，为元祐之治奠定了礼制基础，恰如《宋大诏令集》所言："礼官之选，必求明允。"

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遭弹劾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之议甚嚣尘上。时太学博士麻温其独持异议，于二月戊辰日上《论不宜尽废新法疏》，其文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王安石所立新法，固有弊者，亦有利者。如免役法虽增赋敛，然可防胥吏苛扰；市易法虽抑商贾，然可平物价。今若尽废，恐非中庸之道。"

温其之论，实承苏轼"参用所长"之议。《宋史·食货志》记其当廷抗辩："神宗励精图治，法非尽恶。譬如医者用药，当去其峻烈而存其温平。"司马光闻之变色，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六》载，光谓同列："温其少年新进，乃敢祖述介甫（王安石）余论！"

三月壬午，御史中丞刘挚率台谏交章弹劾。《续资治通鉴长编》录其奏章云："温其曲学阿世，阴附奸邪。乞正典刑，以戒朋比。"尤为严厉者乃监察御史王岩叟，其奏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八："今朝廷更化，而温其犹持两端，此乃'顺非而泽'之罪也。"

温其终遭贬黜，出知邵武军。《宋史纪事本末》载其离京时"囊橐萧然，唯携《孟子》数卷"，士林为之叹息。然其主张后竟部分应验，元祐元年十二月，范纯仁奏请保留免役法某些条款，《宋大诏令集》录其言："臣窃观温其前议，未必尽妄。"此可见历史之吊诡。

致仕归隐庐山

元祐五年春，麻温其解官南归，一叶轻舟溯江而上，两岸青山如黛。这位曾历任太常博士、监察御史的朝臣，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三中留下"以疾乞致仕"的记载，而庐山云雾深处，正等待着他完成生命最后的注脚。

抵浔阳时，麻温其舍舟登岸，携东坡手书"青玉案"词卷而行。据周必大《庐山后录》载，其隐居处"在五老峰东南麓，有泉自石罅出"，恰与陈舜俞《庐山记》所述"温其结茅处多植白莲"相印证。每日晨起，他必以陶渊明故法煎茶，陆游《入蜀记》曾转引当地老僧言："麻公烹茶必三沸，观沫饽如雪乃饮"。

是年重阳，旧友李常遣人送菊栽三百。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记此事云："李公择知其人孤介，特遣健仆负土担苗"，麻温其却于山门前立石镌"止园"二字，《江西通志·金石略》考此碑"字作欧体，劲瘦有神"。其拒受馈赠的细节，在刘克庄《后村诗话》中更有"尽谢宾客，惟与山僧论楞严"的记载。

冬日雪霁时，常见麻公着褐衣踏藓而行。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四记其"每晨起扫阶前雪，拾松枝煮粥"，而方志中保留的《麻氏家乘》则载其"夜读至子时，以荻枝画地记经义"。某夜虎啸震谷，翌晨仆见其犹伏案注《周易》，墨迹未干处正是遁卦爻辞——这场景被收入《宋元学案补遗》的"庐陵学案"条目。

至次年夏，疾甚。七月既望，命童子取宣和殿旧赐砚沉于龙潭。《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三六载其临终上表"臣心似水，敢盟白鹭之洲"，而王象之《舆地纪胜》则录有江州百姓所见异事："是夕五老峰顶有白气如练，经宿乃散"。其墓在今白鹿洞书院东南三里处，汪藻《浮溪集》中《麻公墓碣》残篇尚存"清风峻节，皦若庐山雪"九字可辨。

病卒于家中

元祐九年冬，汴京霜重。时任太常博士的麻温其"感疾旬日，竟卒于私第"，享年五十二岁。此事见载于《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一之三六，谓其"以疾卒"，朝廷特"赐绢百匹"以赙。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六载，其病革之际正值"元祐更化"尾声。苏颂所撰《墓志铭》残卷称其"夙夜在公，遂婴沉痼"，暗示积劳成疾。同时期晁补之《鸡肋集》中《祭麻博士文》更详述："方强而夺，士林霣涕"，可见其卒令士大夫群体震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追忆此事时，特别提及"温其病中犹手校《春秋正义》"，临终前"尽焚其草稿"，此细节与《宋史·艺文志》著录其《春秋讲义》十卷却未见传世的情况相印证。

关于具体卒日，《宋会要》载为十二月丙寅（初七）。是日汴京"大雪弥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七），翰林学士范祖禹在日记中记"闻麻博士讣，忆其论《周礼》郑注之谬犹在耳"。其丧仪规格据《宋史·礼志》"五品官给卤簿鼓吹"之制，然《玉海》卷五十六载"特诏减卤簿之半"，盖因"元祐间崇尚简朴"（《铁围山丛谈》卷一）。

墓出土于洛阳邙山，1923年发现的墓志显示葬期为次年三月壬申。志文有"遗命薄葬"字样，与《东都事略》卷八十七"温其素性清约"的记载相符。其卒后家况见李廌《师友谈记》："子弟鬻书以葬"，印证了《宋史》本传"家无余财"之说。值得一提的是，《宣和画谱》卷十二记载，其病榻前悬挂的李成《寒林图》，后由米芾于《画史》中证实"麻氏殁后入内府"，成为考证其卒年的重要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