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天作

《周颂·天作》乃《诗经》中祭祀岐山的乐歌，其文字简古而气象雄浑，字句间流淌着周人对天命王业的虔敬与颂扬。考其创作背景，当与周人"克商建周"的历史脉络深相绾合。

据《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亶父率族迁岐，"营筑城郭室屋"于周原，始奠周室基业。诗中"大王荒之"之"大王"，正指这位被追尊为太王的开拓者。"荒"字取《毛传》"大也"之训，谓其披荆斩棘，化荒芜为沃土。而"文王康之"则对应《尚书》"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的记载，展现文王继先王之业，使岐山之地臻于安康。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一句尤耐寻味。《后汉书·西羌传》注引此诗，言周人自豳迁岐时"险阻尽平"，暗喻周德广被，天险化作坦途。朱熹《诗集传》谓此"见人心之归，而岐道之平"，道出周人以德配天的政治哲学。末句"子孙保之"既是祷祝，亦是训诫，与青铜器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诫命遥相呼应。

此诗虽仅三十余字，却如青铜鼎彝般凝练庄重。其字字如凿，镌刻着周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建国史诗，更在宗庙钟鼓声中，将岐山这座地理坐标升华为承天受命的精神象征。

《周颂·天作》是《诗经》中一首庄严而深沉的颂诗，以简练的文字勾勒出周人开国创业的壮阔画卷。诗中"天作高山"一句，以巍峨山岳象征天命所归，自然意象与人文精神浑然一体。朱熹在《诗集传》中评点："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揭示出天人感应的神圣性——岐山不仅是地理标志，更是周族兴起的龙兴之地。

"大王荒之"与"文王康之"形成精妙的历史叙事对仗。方玉润《诗经原始》指出："首二句言开创之艰，后二句言守成之善"，大王古公亶父拓荒奠基，文王姬昌发扬光大，两代君王的功业在动词"荒"与"康"的对比中跃然纸上。这种递进式结构，暗含周人对先祖筚路蓝缕的深切追忆。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堪称空间意象的神来之笔。陈子展《诗经直解》阐释："徂"字既写岐山道路的畅通，又隐喻德政的推行无阻。崎岖山径化为平坦通途，实则是周人将自然景观转化为政治理想的诗意表达。这种化险为夷的意象，与《尚书》"王道平平"的治国理念遥相呼应。

末句"子孙保之"突然转入抒情维度，情感张力骤然升华。程俊英《诗经注析》特别强调："四字重若千钧，既有对先祖的告慰，又有对后嗣的期许"。这种跨越时空的嘱托，使颂诗超越单纯记事，升华为凝聚宗族情感的誓言。正如《毛诗序》所言："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全诗仅三十字却包含三重美学境界：开篇的天地宏阔，中段的史笔如椽，结尾的情思绵长。王夫之《诗经稗疏》盛赞其"质而不俚，约而能润"，这种看似平淡中见奇崛的艺术特质，正是《周颂》"雍容典雅"风格的典型体现。在青铜器铭文般的简古文字里，我们仍能听见三千年前那支民族对天地、先祖与未来的虔诚回响。

《周颂·天作》以简朴雄浑之笔，勾勒出周人开国史诗的壮阔画卷。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首二句极言山之高，后乃以'彼作''彼徂'二语轻轻带过，而文王德化之盛自见。末句'子孙保之'，尤见周人慎终追远之思。"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赞叹："'岐有夷之行'五字，写尽文王平治之功。高山本险，而能使之坦荡如砥，此非圣德何以至此？"诗中"荒之""康之"二字尤为点睛，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解道："荒者，广大之；康者，安定之。大王拓其疆宇，文王成其德政，父子相继，遂开八百年基业。"

钱钟书《管锥编》独赏其结构："自天工而人力，自先王而后嗣，自艰险而平夷，三转其意而浑然天成。'子孙保之'四字，如黄钟大吕之余响，使全篇颂赞之意归于警策。"此诗虽仅七句，却如青铜鼎彝般凝重，字字皆含对天命与人事的深刻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