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岂不尔思？中心是悼。
《桧风·羔裘》诞生于春秋时期桧国（后为郑所灭），其创作背景浸润着周代贵族社会的礼制崩塌与士人忧思。据《左传》记载，桧国国君骄奢淫逸，"好洁其衣服"，终日着华美裘衣游宴，却疏于朝政。诗中"羔裘""狐裘"的意象，实为周礼中"大夫以羔裘为朝服，狐裘以宴宾"的礼制象征，此刻却成为统治者耽于享乐的讽刺性对照。
"逍遥""翱翔"二词以飞鸟之姿喻国君纵情声色，与"在堂"的庄严仪礼形成尖锐反差。郑玄笺注此诗时指出："君不用道，臣将远去"，揭示了士大夫面对昏君时"劳心忉忉"的痛切——那反复咏叹的"岂不尔思"，既是传统士人对君主的伦理牵挂，更是对礼乐秩序崩坏的深沉悼亡。末章"羔裘如膏，日出有曜"的绚烂描写，恰似《诗经》"以乐景写哀"的笔法，在裘衣的熠熠生辉中，投射出诗人对邦国将倾的灼心之痛。
此诗可视为周代"变风"的典型，桧国不久后被郑武公所灭的历史结局，更为这首充满预感的哀歌添上宿命般的色彩。那些飘荡在朝堂与山水间的裘衣光影，最终化作青铜时代士人精神世界里最早的政治忧患意识之一。
《桧风·羔裘》以华美服饰为意象，层层递进地展现了一位贵族女子对夫君的深切思念与忧思。诗中"羔裘""狐裘"的反复出现，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成为情感投射的载体。
服饰意象中的情感密码
汉代郑玄在《毛诗笺注》中指出："裘服逍遥，喻君子之不在也。"羔裘的闲适与狐裘的庄重形成鲜明对比，暗示着丈夫或已疏于朝政。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评点道："三章皆借裘起兴，而忧思之意自见"，衣裳在此成为情感的外化符号——"如膏""有曜"的细腻描写，既展现裘衣的光泽，又暗喻思念之情的炽烈。
回环复沓的忧伤韵律
诗歌采用典型的重章叠句结构，每章以"岂不尔思"的反问句转折。宋代朱熹《诗集传》解析："忧之深，故言之复"，这种螺旋上升的情感表达方式，使"忉忉""忧伤""是悼"的情绪层层深化。现代学者余冠英在《诗经选》中特别赞赏末章"日出有曜"的意象："以朝阳映裘的光辉，反衬内心阴郁，达到以乐景写哀的艺术极致。"
微言大义的政治隐喻
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提出深层解读："此桧君好洁其衣服，逍遥游宴而不能自强于政治之作。"衣着华美却无所事事的形象，可能暗含对统治者的讽喻。但当代学者程俊英在《诗经注析》中更倾向爱情诗解读："妻子目睹丈夫衣裘变换，却不得相见，这种物在人非的惆怅，正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动人的情感模式。"
诗歌最终在"中心是悼"的颤音中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这种以物写情、以形传神的艺术手法，成为后世"睹物思人"类诗作的典范，其情感张力历经三千年依然鲜活如初。
《桧风·羔裘》以衣饰之华美反衬心境之悲凉，诚可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诗中"羔裘""狐裘"的反复咏叹，恰似《诗经》特有的"重章叠句"手法，如方玉润所言："三章叠咏，而忧思愈深，如见其人抚衣长叹之状"（《诗经原始》）。
首章"逍遥"与"忉忉"形成奇妙反差，钱钟书先生曾评点："衣冠济楚而行止逍遥，正以显其中心之耿耿"（《管锥编》）。次章"翱翔"意象更见匠心，朱熹《诗集传》谓："翱翔犹逍遥也，然添羽翼之象，愈见其志不得伸"。末章"如膏""有曜"的譬喻尤绝，陈奂《诗毛氏传疏》赞叹："以朝日映裘光，写尽华服眩目之态，而中心之晦暗愈显"。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独具慧眼："此诗当为桧臣刺其君好洁其衣服，逍遥游宴，而不修政事之作"。三章结句递进之势，恰如吴闿生《诗义会通》所云："由忉忉而忧伤，而中心是悼，如闻渐次沉沦之心跳"。这种"衣裳为表，忧思为里"的写法，正体现了《诗经》"温柔敦厚"的讽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