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武帝萧衍笃信佛法而兼重礼乐，于天监年间（502—519）敕令群臣修订郊庙乐章，以"雅正中和"为旨归。《梁郊祀乐章·庆熙》正是这一时期诞生的祭祀乐章，其创作背景浸润着梁武帝"以礼乐化天下"的政治理想与南朝特有的文化风华。

据《隋书·音乐志》载，梁初郊庙乐沿袭齐制，至天监元年，武帝命沈约、周舍等文士"创定雅乐"，将儒家祭祀传统与江南清商乐融合。《庆熙》作为冬至南郊祭天乐章，其四言八句的庄重体式，实为对《诗经·颂》体的刻意追摹。"哲后"（圣明君主）开篇即昭示着"君权神授"的仪式语境，而"皇祖以配"正对应《周礼》"以祖配天"的古老仪轨。

乐章中"严祀维夤"的肃穆与"大孝以振"的伦理，折射出梁武帝"三教同源"说的特殊背景。这位曾著《中庸讲疏》的帝王，将佛教慈悲与儒家孝道熔铸于国家祭祀，使《庆熙》在金石声中暗藏"永休下民"的佛教愿力。陆琼《陈书·音乐志》称梁乐"杂用吴楚之音"，此篇"旨酒斯陈"的简净辞采，恰是南朝文人将庙堂文学去繁就简的审美实践。

当建康城的祭坛上箫鼓齐鸣，这十六字短章便成为连接梁代政治理想与文化精神的仪式媒介，在平仄交替间完成对"景福"的诗意召唤。其文字背后的历史光影，既闪烁着汉魏乐府的遗韵，又预示着隋唐燕乐的新声，成为中古音乐文学转型期的珍贵标本。

这首梁代郊庙乐章以雍容典雅的笔触，描绘了帝王祭祀的庄重场景，蕴含着深厚的礼乐文化精神。全篇四言八句，如青铜编钟般音节铿锵，在简练的辞章中构建出天地人神交融的宏大叙事。

"哲后躬享"开篇即见帝王亲祭的虔诚姿态，一个"躬"字凝练地刻画出统治者屈尊降礼的谦卑。学者吴相洲在《乐府歌辞研究》中指出，南朝祭祀乐章特有的"人神交接"意象在此得到完美体现，明君亲手奉上的不仅是醇酒，更是"敬天法祖"的治国理念。"王恭无斁"二句形成精妙对仗，《周礼》研究专家彭林认为这种结构源于上古祭辞传统，"严祀"与"无斁"的呼应，将祭祀的永恒性通过时间副词"维夤"（持续恭敬）具象化。

中段"皇祖以配"转入天人感应的神秘维度。文学史家葛晓音曾解析南朝祭歌的"二元结构"：前半实写礼仪，后半虚写感应。此处"大孝以振"堪称诗眼，既指祭祀仪轨的孝道展示，更暗喻德政教化如春风广被。末句"永休下民"的祈愿，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被萧涤非特别称道，认为突破了传统颂诗的程式化表达，展现出"民本思想与宗教意识的诗意融合"。

全诗意象系统构建精密：旨酒、严祀等物质意象与孝道、景福等精神意象交织，形成"礼器—德行—祥瑞"的三重象征体系。台湾学者李丰楙在《六朝隋唐仙道文学》中盛赞此类作品"以简驭繁，在仪式性表述中暗藏抒情密码"，确实，当我们细品"宜锡景福"的祈使句式，既能感受庙堂文学的庄重，又能触摸到对苍生福祉的真挚关怀。

这种情感表达具有南朝祭祀文学特有的"克制的热烈"，正如傅刚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中所言："在严格的礼制框架内，仍流动着对现世安稳的深切期许"。诗人将帝王个人虔敬、宗庙集体记忆与百姓普遍愿望，通过十六字熔铸成不朽的礼乐结晶，让千载之下的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时空的钟磬和鸣。

名家点评

王国维《人间词话》评：
"梁郊祀乐章《庆熙》之章，'哲后躬享，旨酒斯陈'二句，庄雅有度，得《诗经·颂》体遗韵。'皇祖以配，大孝以振'，以简净之笔写浩荡之思，犹见汉魏乐府气象。"

钱钟书《谈艺录》论：
"此章虽短，而礼乐精神贯注。'王恭无斁，严祀维夤'八字，凝练如鼎彝铭文，'斁'字尤见古雅。郊庙文学之妙，正在其以有限字句，承无限虔敬。"

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析：
"《庆熙》全篇如金声玉振，'宜锡景福，永休下民'作结，既合'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的本色，又暗含《楚辞·九歌》人神交融之意。梁代雅乐能存此浑厚气韵，实为难得。"

沈约《宋书·乐志》载：
"梁武重制郊庙歌辞，此章取《周礼》'以乐德教国子'之旨，'大孝以振'四字，尤得《孝经》'通于神明'之深意，当时太常乐工皆叹其得中和之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