鹑之奔奔

暮春时节，卫国的宫廷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腐朽气息。《鹑之奔奔》的愤懑之音，正从公子顽与宣姜悖伦的阴影中挣扎而出。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这场"烝于夷姜"的丑剧，将卫宣公时代的伦理崩坏推向了极致——国君的遗体未寒，嗣君便公然与庶母私通，如同诗中交颈厮磨的鹌鹑与喜鹊，在礼法凋零的枝头演绎着荒诞的禽鸟之戏。

郑玄在《毛诗笺注》中点破"刺宣姜"的锋芒，那些重复迭唱的"彊彊""奔奔"，恰似目睹乱伦者交媾时惊惶移开的视线。鹌鹑本应雌雄有序，此刻却与鹊鸟纠缠不清，正如《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载，卫国宫廷里颠倒的不仅是人伦，更是整个宗法社会的根基。"我以为兄""我以为君"的痛斥，在孔颖达《正义》的解读中化作血泪交迸的控诉——当兄长不像兄长，君主不似君主，诗经的比兴便成了刺向礼崩乐坏时代的投枪。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特别指出"奔奔""彊彊"的独特叠韵，这刻意为之的音律震颤，仿佛让后人听见两千多年前卫国士大夫捶胸顿足的悲鸣。那些被《列女传》记为"卫之淫风"的往事，终在诗行间凝固成永恒的道德警钟，在禽鸟的羽翼间，我们仍能触摸到周礼纲常崩裂时的灼热碎片。

《鹑之奔奔》以禽鸟起兴，却暗含雷霆之怒。鹌鹑与喜鹊本为自然之物，"奔奔""彊彊"的叠词运用既摹其振翅之态（程俊英《诗经译注》谓"奔奔彊彊，形容鸟儿双宿双飞"），又形成急促节奏，为后文的控诉埋下伏笔。这种"兴而比"的手法，恰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所言："借物发端，而意不在物。"

诗中意象的对比极具张力：鹑鹊尚知匹偶有常，而"人"却丧失伦理纲常。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指出"以禽鸟之有常匹，反刺宣姜与公子顽之淫乱"，将自然界的秩序与人类社会的失序并置，形成强烈反讽。两章末句"我以为兄""我以为君"的递进，由血缘伦理延伸至政治伦理，使批判力度层层加深。

情感表达上，诗人采用"怨而怒"的独特笔法。陈子展《诗经直解》评其"怨毒之深，直斥之为无良"，"我"字的反复出现强化了受害者的主体意识。而"兄""君"的尊称与"无良"的贬斥形成语义碰撞，正如钱钟书《管锥编》所言："称尊而加诟，敬亵交杂，愤极乃尔。"这种矛盾修辞深刻揭露了礼崩乐坏时代的精神创伤。

全诗结构看似简单却暗藏机杼。戴君恩《读风臆评》特别赞赏其"两章四句，只易三字，而意已尽翻"，通过语序倒装（鹑鹊句序调整）和称谓变化，实现从家族伦理到君主政治的批判升华。这种"重章复沓中的递进"，被现代学者李山在《诗经析读》中称为"诗经特有的情感增压装置"。

《鹑之奔奔》以禽鸟起兴，寥寥数语却道尽人世悲凉。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曰："鹑鹊之奔彊，犹知匹偶有常；人之无良，反不如鸟之为偶也。"此语切中肯綮，道出诗中对人性堕落的痛切谴责。

钱钟书先生于《管锥编》中独辟蹊径："'我以为兄''我以为君'二句，非怨非怒，而怨怒之情溢于言表。盖以尊称施于无良之人，正似以锦绣覆败絮，其刺愈深。"此论揭示出诗中反讽笔法的精妙，寻常称谓在此语境中竟成锋利匕首。

程俊英教授在《诗经译注》中特别指出："叠章复沓间，'奔奔''彊彊'的鸟兽之行与'无良'之人形成奇异映照。禽鸟尚知循自然之道，人伦反而乖戾失常，这种倒错正是诗眼所在。"禽鸟意象在此已超越简单比兴，成为道德秩序的鲜明镜像。

近人闻一多先生更有卓见："'鹑之奔奔'实开后世'禽言诗'先河，然其旨不在状物而在讽世。以鸟兽之有序，照见人伦之无序，此种对照手法，实为《诗经》刺世之典范。"此论将这首短诗置于中国讽喻诗传统的重要节点，彰显其开创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