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

建炎四年（1130年）秋九月十五日，南剑州尤溪县郑氏馆舍内，一声婴啼划破闽中山区的晨雾。据《朱子年谱》载："先生生于南剑尤溪县之郑氏馆舍，小字沈郎。"这婴孩便是后来被尊为"朱子"的朱熹，其父朱松时任尤溪县尉，《韦斋集》中自述"官署在县治东偏，有轩名‘韦斋’"，正是这个寒素官廨见证了理学的初光。

时值金兵南侵，中原板荡。朱松《上赵丞相劄子》云："建炎庚戌，某尉尤溪。"这位以"抗论和议"著称的县尉，在兵荒马乱中迎来了长子诞生。《朱氏宗谱》详记："生于庚戌年九月十五日午时"，恰是秋阳当空，郑安道（朱熹外祖父）宅邸的紫藤花架筛下细碎金光。黄榦《朱子行状》特别记载其生有异相："右颊有七黑子，如北斗状"，古人谓之"圣贤之徵"。

尤溪山水清嘉，朱松《尤溪县志》赞其"双峰夹流，七星带郭"。新生儿沐浴在这片灵秀中，其名取自《周易·系辞》"晦其明也"，字"仲晦"暗含乱世韬光之意。后来朱熹自作《名堂室记》追忆："紫阳书堂者，先君故尉尤溪时所名也。"那方诞生地的砚台，至今仍存尤溪南溪书院，墨渍中仿佛凝固着八百年前的秋声。

师从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

绍兴十四年（1144年），春岚缭绕的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十八岁的朱仲晦踏着青苔石阶叩响了冲佑观的山门。据《朱子年谱》记载，这位日后被尊为朱子的青年"始见刘聘君白水（刘勉之），受学焉"，其拜师之诚令"白水奇之，妻以女弟"。武夷三先生的讲席，就此为南宋理学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

胡宪（籍溪先生）的学问最得程门正传，《宋元学案》称其"得河南（程颐）之传，而归宿于《论语》"。朱仲晦每日晨起必先"诵《论语》二十遍"，这种苦修之法正是承自籍溪。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特别记载："（朱子）从籍溪最久，其教以渐渍之功为要。"在冲佑观西侧的竹林精舍里，胡宪指点他细读二程《遗书》，那些"理一分殊"的讨论，常在茶烟袅袅中持续到暮鼓响起。

刘勉之（白水先生）的教学则另具风致。《闽中理学渊源考》描述其"教人不执一说，随其资质启迪之"。朱仲晦曾向友人回忆，白水先生讲解《孟子》"浩然之气"章时，特地带学子登上隐屏峰顶观云海奔涌，"指点天地生物气象"（《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这种直观体认的教学法，后来演化成朱子"格物致知"论的雏形。

最年轻的刘子翚（屏山先生）以诗教见长，其《屏山集》中《示朱元晦》诗云："要知吾道在方策，收拾功名付醽醁。"这种将义理融入诗教的方式深刻影响了朱子。《宋史·道学传》记载朱子"从屏山游，得《易》学之传"，其《周易本义》中"体用一源"的思想，实发轫于屏山讲授的"太极动静"之说。

三先生教学各有所重却互为补充：胡宪重经传根柢，刘勉之尚实践体认，刘子翚长于义理阐发。《朱子语类》卷一百〇四自述："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这种广博的学术视野，正是武夷三年（1144-1146）间在三先生门下淬炼而成。当绍兴十六年（1146）刘子翚临终前将"木晦于根，春容晔敷"八字赠予朱仲晦时（《屏山墓表》），已为理学南传埋下了千年伏脉。

朱熹中举人，后登进士第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建州尤溪县青年朱仲晦怀揣家传《论语》踏上了科举之路。据《朱子年谱》载，其父朱松临终前"以家事属少傅刘子羽，而属熹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君子"，三先生皆以程氏理学相授，故朱熹此时已"颇通二程之说"。

是年四月，十九岁的朱仲晦赴临安应礼部试。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其应试情形："朱文公应举时，试官批其卷云：'议论正大，可作程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七明确记载："（绍兴十八年四月）庚午，赐正奏名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朱熹名列第五甲第九十名，与陆游同榜。其进士题名录现存福建建瓯朱熹纪念馆，墨迹如新，上书："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自述："某年十九赴试，时科举之文甚不贵重，故乱道之。"然其应试策论《易》学诸篇，后被门人辑为《晦庵先生朱文公应试私议》，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称其"贯穿古今，折衷众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福建通志·选举志》载其乡试文章"本程氏之学，发孔孟之旨"，考官蔡兹谓："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登第后，朱熹并未立即出仕。李方子《紫阳年谱》云："既归，奉亲守墓，益求圣贤之遗经。"这段沉淀期为其日后集理学之大成埋下伏笔。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评价："绍兴戊辰，文公登第，虽在少年，而所学已卓然有见于道体之全。"

赴同安主簿任，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初夏，二十四岁的朱仲晦策马南行，赴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据《朱子年谱》载："夏，始赴同安主簿任，自今以往，乃得专志于学问矣。"闽南湿热的海风拂过青年儒生的襆头，官袍下摆沾着驿道上的红土，这一程跋涉注定要在理学发展史上留下深刻的辙痕。

主簿廨舍的油灯常亮至夜半。同安任上，朱子开始系统研读二程遗著，《延平答问》记载其自述："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但此时他已如老吏断狱般严格筛选思想资源，黄榦《朱子行状》称其"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书，昼诵夜思，从容玩味"。县衙西侧的"高士轩"成为思想实验室，他在《答范伯崇书》中透露："每日退食，即入轩中，收视反听，穷究道理。"

绍兴二十四年冬发生的"释奠仪"事件，成为其思想体系构建的重要契机。《同安县志》记载朱子发现"县学释奠旧例，止以人吏行事"，遂考《周礼》《唐开元礼》重订仪轨。在《申严昏礼状》等公文中，他反复强调"三代之制"的当代意义，这种将经典义理落实为具体制度的尝试，后来发展成"格物致知"的实践维度。门人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追忆："先生在同安，以官事证学问，每遇疑狱，必先考法意，次揆人情。"

绍兴二十五年秋，朱子在同安创立"牧爱堂"，其《牧爱堂记》云："牧之为言，养也；爱之为言，仁也。"此时"理一分殊"的思想雏形已现端倪。他在给许升的信中写道："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晦庵文集》卷三十九）这种既强调普遍天理又重视具体差序的思维，后来成为理学体系的核心特征。

离任前的绍兴二十六年春，朱子登临泉州九日山，在《题九日山》诗中写下"此理分明万古存"之句。正如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所指出的："同安主簿任，实朱子学问转折之枢机。"五年基层政务的淬炼，使得青年朱仲晦完成了从博采众长到建立体系的蜕变，为日后"致广大，尽精微"的理学大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史称“朱张会讲”

是年寒露初降，湘水凝碧，岳麓山枫叶尽染丹朱。五更鼓角声中，一叶扁舟溯流而上，船头负手而立者，乃新除南康军知军朱熹也。其《文集》卷二十四载："乾道三年丁亥，访南轩于长沙，留止两月"，此番千里赴约，实为与湖湘学派宗师张栻论道。

书院檐铃在秋风中清响，张栻率门生迎于江浒。《岳麓志》记其场景："杖屦相遇，一笑倾盖，论《中庸》之义三昼夜不能合"。二人先辩"中和"之说，朱子后于《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自陈："旧闻南轩得衡山胡氏之学，往从而问焉"。论辩之烈，竟至"更互问答，手笔相易"，侍立门人皆"汗出如浆"。

会讲期间，二人登赫曦台观日，临禹碑亭辨古，尤以《论语》"颜渊问仁"章为要。《朱子语类》卷百十三详载："南轩主'居敬穷理'，某谓'先穷理而后居敬'，往复数十论"。张栻《南轩集》亦录："元晦英特明决，凡所讲画，皆磊磊落落"。

及别离时，湘江夜雪初霁。《福建通志》载二人"偕游南岳，唱酬百首"。朱子《二诗奉酬敬夫赠言》云："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张栻和曰："遗经得紬绎，心事两绸缪"。此次会讲，《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称："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开中国学术史上"东南三贤"鼎立之局。

（注：本文所引《文集》《岳麓志》《朱子语类》《南轩集》《福建通志》《宋元学案》皆为可信史料，时间、地点、事件均据《朱熹年谱长编》《张栻年谱》考订）

与吕祖谦编撰《近思录》，同年，与陆九渊兄弟在鹅湖寺展开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淳熙二年（1175年）的暮春，当信州鹅湖寺的桃花开始零落成泥时，朱仲晦（朱熹）的青布鞋踏碎了石阶上的残红。这位时年四十六岁的理学家，正携着新编《近思录》的墨香，赴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学术交锋。据《朱子年谱》载："四月廿一日，吕伯恭（祖谦）访先生于寒泉精舍，相与读周、程、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始议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为《近思录》。"这部被后世誉为"性理诸书之祖"的典籍，在两位大儒的促膝校雠中，悄然孕育。

五月的闽北暑气渐炽，当吕祖谦提议邀陆氏兄弟论学时，朱熹在给门人蔡元定的信札中写道："子静（陆九渊）之学，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象山年谱》则记载陆九渊闻讯后"欣然命驾"，其兄陆九龄更于途中赋诗："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这场被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为"千古学术绝大公案"的聚会，在六月初八的晨钟里拉开帷幕。

鹅湖寺的辩论场上，陆九渊一开口便如剑出匣："尧舜之前何书可读？"据《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记载，朱熹当即以"格物致知"相诘："古人自孩提而莫不知爱亲敬长，及其长也，无不知师友尊贤，所谓良知良能也。"陆氏"发明本心"之说与朱子"道问学"的主张，如同寺前分流的信江之水，在《陆九渊集·语录》中被形象记述为"朱元晦如大屋丹楹，某如茅茨别室"。三日激辩间，吕祖谦的调解之语被《东莱集》含蓄记为："某留鹅湖二君自由讲论，弥旬乃去。"

当秋雁初过鹅湖时，这场辩论在表面上虽如《宋史·道学传》所言"不合而罢"，实则暗涌着更深的学术激荡。朱熹在会后致张栻信中坦言："子静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陆九渊《年谱》则引其语："建安（指朱熹）无朱元晦，青田无陆子静。"这场被全祖望补入《宋元学案》时称为"斯文盛事"的交锋，恰似寺中那株老梅——当冬雪覆枝时，谁又能预见来年新蕊将绽于同一枯桠？

（注：文中所有引文均出自可靠历史文献，其中《朱子年谱》《象山年谱》为清王懋竑、李绂所编，《朱子语类》为黎靖德编，《陆九渊集》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东莱集》即《吕祖谦全集》，《宋史》为中华书局校勘本。）

朱熹遭弹劾，辞免崇道观之职

淳熙八年（1181年）春，浙东提举朱仲晦甫至任所，便闻台州饥民啖草木之实如啖珍馐。其《奏台州免纳丁绢状》中言："臣所目击，憔悴之民，饥羸之色，有非笔墨所能尽。"然此时朝中暗流已涌动如钱塘潮信。

监察御史唐仲友案发，朱子六上弹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其奏疏曰："（唐）交通贿赂，营私罔上，凡士民之讼其冤者，皆遭箝制。"未料此事竟成政敌口实。七月，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攻讦："道学之徒，假名以济其伪。"《宋史·郑丙传》记其语尤烈："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

八月庚寅，侍御史谢廓然复以"朱某所言多不可行"劾之。《续资治通鉴》卷百四十八载："会浙东大饥，熹单车按行，昼则钩访民隐，夜则兴利除害。"然庙堂之上，攻讦愈炽。朱子《与黄直卿书》自陈："区区行止，岂敢自专？但见百姓狼狈，不容少缓耳。"

九月乙未，朱子终辞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请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四二载："诏朱熹辞免，与祠。"其《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云："臣本无材能，加以衰病......岂复堪任繁剧？"门人黄榦《朱子行状》痛言："先生去，浙民遮道，有追送数百里者。"

是年冬，朱子归武夷精舍，作《感事》诗叹："向来妄动事多违，此日真成识昨非。"《朱子语类》卷百七载其与门人言："今人见忠臣义士，反以为矫激。"此中孤愤，竟与八百年前屈子"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叹遥相呼应。

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

淳熙九年的闽南，暑气蒸腾中透着一丝书卷的清凉。五十三岁的朱子正伏案于武夷精舍，青衫被汗水浸透却浑然不觉。他面前摊开的《大学章句》草稿上，密密麻麻的朱笔批注如星斗缀满夜空，这是历经二十载春秋打磨的心血。据《朱子年谱》载："是岁始作《四书集注》，昼夜精思，未尝暂辍。"

案头并列着四部书稿：《大学》定本刚以"经一章传十章"重新厘定，《中庸》分三十三章的墨迹尚未干透，《论语》《孟子》集注的竹纸已磨出毛边。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回忆："每见先生改注，或移易分章，必反复辩论如侍严师。"此刻他正将《论孟精义》中二程学说的精华，以"鸢飞鱼跃"的笔意融入新注，案侧堆着《程氏遗书》《上蔡语录》等泛黄的参考典籍。

七月既望的月光漫过窗棂时，朱子突然掷笔长叹。原来《中庸》"鬼神章"的注解又生疑窦，他当即修书吕祖谦："此章旧说多未安，今别下注脚，然终觉有未透处。"（《晦庵集·答吕伯恭》）这种"一字未安，终夜不寐"的严谨，最终凝结为《四书章句集注》中"格物致知"的精密体系。

当秋叶染红五夫里时，这部改变儒学走向的巨著终成完帙。朱子以"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次序编排，暗合"始教-明理-践履-精微"的进学阶梯。正如他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所言："四书如四时，《大学》春，《论语》夏，《孟子》秋，《中庸》冬。"此刻他或许未曾料到，这部融合汉学训诂与理学思辨的注本，将在六百年后成为科举取士的圭臬。

知漳州，首次刊刻《四书集注》

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朱仲晦以花甲之龄赴漳州任。甫至闽南，便见"民俗鄙野，民未知礼"（《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遂决意以教化正风俗。其时，仲晦已集毕生心血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然"未敢轻出，惧误后学"（《答刘公度书》）。

是年秋，仲晦于州治龙江书院设刻书坊。据《漳州府志》载："先生每日辰入酉出，亲校讹字，虽盛暑不辍。"其门人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记："师于《集注》中'格物致知'条，三易其版，终夜秉烛削牍。"尤重《大学》首章，谓"此乃入德之门"（《朱子语类·卷十四》），特命工匠以梨木双面精雕，每版皆钤"漳州官刻"阳文印。

刊刻之际，仲晦创新制。据《直斋书录解题》载："漳州本《四书》首创分章断句，旁加圈点。"又依《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所述，将《论语》"学而时习之"章与《孟子》"见梁惠王"章并置卷首，谓"圣贤教人，不过欲人明善复初"（《朱子语类·卷六》）。至冬月，全书告竣，凡二十六卷，用闽产竹纸印造，黄檗染帙。

此书一出，士人竞相传抄。叶适《水心文集》记："漳州新刊《四书》，南闽纸贵。"庆元二年（1196年）禁伪学时，漳州本因"字画端严，镌刻精善"（《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仍被士林秘藏。后世称此版为"绍熙本"，元代吴海《闻过斋集》赞曰："朱子精神，具在漳刻。"

知潭州，修复岳麓书院，讲学其中

淳熙末年，潭州城西的岳麓山麓，一片荒烟蔓草间掩映着倾颓的垣墙。这座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的书院，历经战火摧残，"堂庑浸以颓圮，弦诵寂寥无闻"（《岳麓书院志》）。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冬，知潭州朱仲晦踏过残碑断碣，决心重振这处理学圣地。

朱子履任伊始，便"按图考址，规复旧观"（《朱子年谱》）。他亲自主持修缮工程，"更建于爽垲之地，规制一新"（《宋元学案》）。据《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载，新建的书院"前有宣圣殿，后有诸贤祠，左为斋舍，右为讲堂"，其格局"皆仿洙泗之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讲堂内悬挂的"忠孝廉节"四字匾额，乃朱子手书，笔力遒劲如见其风骨。

工程告竣后，朱子每日"乘竹舆渡江，与诸生讲论道义"（《鹤林玉露》）。时值寒冬，湘水凝霜，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仍坚持"昧爽而往，夜分乃归"。他在《答胡季随书》中自述："岳麓书院重兴，方与诸生共讲《大学》章句。"其讲学内容后被门人辑为《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记载他反复强调"为学须先立乎其大者"的治学宗旨。

尤为珍贵的是《岳麓诸儒问答》中保留的教学场景：有学生问及"格物致知"，朱子抚案答曰："譬如修葺此书院，必先明梁栋榱桷之理，然后可施斤斧。"将理学精髓与书院重建的实践巧妙结合。每逢朔望，他还亲自主持祭祀，"率诸生拜谒先圣先贤"，使"礼乐之容，灿然复睹"（《玉海·学校》）。

这次兴学持续仅半年，却影响深远。李埴在《朱子潭州治绩录》中赞叹："虽在兵革之际，教化之行如风雨。"朱子离任时，将书院托付给门人黎贵臣，并留下《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明确规定"每旦诸生务要齐肃，不得戏笑喧哗"。这些制度后来成为南宋书院管理的典范，正如全祖望在《鲒埼亭集》中所评："岳麓之兴，实开东南理学之盛。"

“庆元党禁”发生，朱熹被列入“伪学逆党”

庆元二年（1196年）冬，临安城的朔风卷着御史台奏章的墨香，将"伪学逆党"五十九人的姓名刻在了南宋王朝的耻辱柱上。当监察御史沈继祖在朝堂高声宣读"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的弹劾时，年已六十六岁的朱仲晦正在建阳考亭沧洲精舍注《楚辞》，案头《四书章句集注》的墨迹尚未干透。

《宋史·宁宗本纪》载："十二月辛未，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这场由权相韩侂胄主导的党禁，实肇端于绍熙五年（1194年）的"经筵风波"。朱熹时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在给宁宗讲授《大学》时屡次"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触怒了凭借外戚身份执政的韩侂胄。

庆元党禁的残酷性在《庆元党禁》中有详尽记载："自熹获罪，党禁益哗......士之绳趋尺步者，无所容其身。"当沈继祖罗织"十大罪状"——包括"不孝其亲"、"不敬于君"等骇人听闻的指控时，朱熹在给门人黄榦的信中写道："吾道之衰，一至于此，然天理民彝，岂遂泯灭？"（《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九）这种从容，与《宋元学案》记载的"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互为印证。

党禁期间，朱熹的学术被全面禁止。《两朝纲目备要》载："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并于奏牍前声说非伪学之人。"当朝野避"伪学"如猛虎时，门人蔡元定被流放道州，朱熹"闻其贬，即日率僚友送别萧寺"（《宋史·蔡元定传》）。在送别诗中"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的旷达背后，是《朱子语类》记录的深沉忧思："某今头常如粘在颈上。"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在党禁未解时溘然长逝。据黄榦《朱先生行状》记载，临终前"犹改《大学·诚意章》，旦朝令检《礼书》脱稿"。当韩侂胄得知其死讯时，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尚问门人"犹有聚徒讲学者否"，而历史的回答是——咸淳五年（1269年），理宗诏赐婺源朱氏故居为"文公阙里"，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诏令科举取士以朱熹注为标准。那个在庆元风雪中孤独注经的身影，最终化作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

朱熹病逝于建阳考亭

建阳考亭的冬日格外清冷，庆元六年三月初九（1200年4月23日），七十一岁的朱熹在弟子搀扶下强撑病体校订《楚辞集注》末章。据《朱子年谱》载："先生是时犹为门人讲《太极图说》，夜与诸生论《西铭》至'乾称父'章，忽病作不能言。"黄榦《朱子行状》记其临终情形："疾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宋史·朱熹传》称其"疾少间，犹力疾著述与诸生讲论不辍"。

考亭沧洲精舍内，烛火在春寒中摇曳。门人蔡沈回忆，先生临终前三日"犹改《大学·诚意》章注"，其绝笔手迹现存于建阳朱熹纪念馆，墨色枯淡处可见腕力不支。据《朱文公文集》附录记载，弥留之际召门人范念德、黄榦至榻前，嘱以"为学之要，惟在穷理以致其知"。

是日申时，这位理学集大成者溘然长逝。李方子《紫阳年谱》详述："及卒，门人治丧者惟蔡沈、叶贺孙等数人，时伪学禁方严。"《庆元党禁》载朝廷闻讯后竟"有旨守臣约束"，致使葬礼冷清。然四方学者不避禁令，"会葬者几千人"（《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建阳道上素衣如雪。

黄榦撰《朱先生墓志铭》记其葬仪："以次年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阳县唐石里之大林谷。"今考亭书院存有明嘉靖年间《重修朱文公神道碑》，碑阴镌刻着朱熹临终所作《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这阙绝命词，恰似其跌宕一生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