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出身官宦世家，父为唐玄宗时期宰相韩休

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落时，韩府迎来了嫡子的啼哭。据《旧唐书·韩休传》载："休子滉，字太冲，京兆长安人"，这个在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降生的婴孩，注定要继承其父韩休"直道正言"的家风。彼时韩休尚任虢州刺史，《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此为"上州，刺史从三品"，可见这个诞生于三品官邸的婴孩，已站在唐代士族社会的云端。

韩氏宅邸所在的万年县，据《长安志》卷八记载"朱雀街东第三街永宁坊"，正是"尚书右丞韩休宅"所在。宋敏求笔下这座毗邻东市的宅院，每日听着市鼓声开合，而襁褓中的韩滉或许更熟悉父亲翻阅奏疏的沙沙声——此时距韩休拜相尚有九年，但《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已记载其"峭直"之名，这种刚正不阿的品格，后来在韩滉治理浙西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贞观政要》卷五载韩氏乃"昌黎著姓"，其家族可追溯至北周太子少保韩褒。韩休在开元初年以制举入仕，《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其于先天元年（712年）登"文以经国科"，这种科举世家的背景，使得韩滉自幼便接受严格教育。唐代墓志汇编《韩洄墓志》称"先公休，以文学政事为玄宗所知"，可知这个新生儿的成长环境，交织着经史典籍与庙堂风云。

当韩滉在永宁坊蹒跚学步时，其父正在书写《旧唐书》所称"守正不阿"的政治篇章。开元十四年（726年）韩休迁黄门侍郎，《唐六典》载此职"掌贰侍中之职"，此时三岁的韩滉或许已能从仆役的恭敬中，感知家族正在迈向权力中枢。这个官宦世家的新生儿，注定要在盛唐的政治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后来《宣和画谱》记载的那样，他既会用画笔描摹《五牛图》，也会以铁腕整顿江淮漕运。

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失守，随皇室西迁，后奔赴灵武投奔唐肃宗，被授予监察御史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潼关失守的消息如惊雷般震动长安。当安禄山的铁骑踏破城门时，韩滉正以"荫补左威卫骑曹参军"之职居于京师。据《旧唐书·韩滉传》载："禄山之乱，玄宗西幸，滉步出骆谷，至盩厔，遇肃宗赴灵武。"这位时年三十七岁的名臣之子，在漫天烽烟中毅然选择追随流亡朝廷，其跋涉之状正如杜甫《哀王孙》所咏"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韩滉西行之路充满艰险。《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官吏骇散"，而他却携父韩休门风，"执戟环卫，昼夜匪懈"。当行至马嵬驿，亲历六军不发之变后，他并未如多数朝臣般随玄宗入蜀，而是敏锐判断形势，转道北上追寻在灵武继位的肃宗。这段千里奔赴在《新唐书》中有侧笔："会肃宗立，走行在所，擢监察御史。"其忠勇之举，恰与颜真卿兄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相呼应。

至德元载（757年）七月，当韩滉风尘仆仆抵达灵武时，正值朝廷用人之际。《唐会要·御史台》载："肃宗在灵武，以监察御史专掌百司稽失。"新君对这位"以荫入仕"却显干才的臣子格外器重，据《册府元龟·宪官部》记载，特授其"监察御史里行"，令"分察百官，巡按州县"。此时韩滉的奏章中常见引《贞观政要》典故，暗合肃宗"中兴唐室"之志，其政治智慧已初现端倪。

在灵武简陋的行宫中，韩滉常与杜鸿渐、崔漪等近臣"夜议军国事"（《韩滉神道碑》）。他尤其关注战时财政，这为其日后改革漕运埋下伏笔。《唐大诏令集》收录的《授韩滉监察御史制》中特别褒扬其"识通政典，器合准绳"，可见这段烽火淬炼的经历，实为这位未来理财名臣奠定根基。正如《贞观政要》所言"板荡识诚臣"，韩滉于国难之际的选择，终成其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

任吏部郎中，参与官员选拔，以公正严明著称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长安城的槐花正盛，吏部衙门内檀香袅袅。韩滉以吏部郎中身份执掌铨选，青袍玉带间自有一番肃穆气象。《旧唐书》载其"性公直，明吏事"，每于选官之际，"必核才实，不避权幸"。

是年三月春闱，有宰相王玙之侄妄求美官，携金帛夜叩韩宅。滉闭门不纳，翌日当庭斥曰："选曹岂市肆乎？"遂将其名削于选簿。《新唐书·韩滉传》记此事云："虽宰相所请，才劣者皆不注拟"，时人谓之"铁笔郎中"。其案头常置《贞观政要》，尝谓同僚："太宗云'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吾辈掌选，当以贞观之风自律。"

夏日酷暑，滉审阅选人文书至夜分。见一寒士策论针砭时弊，虽文采稍逊而见识卓然，即破格擢为畿尉。幕僚劝阻言其家世寒微，滉正色道："陆贽不云乎'取人以器，拔十得五'？"后此官果有政声，人皆叹服。李肇《唐国史补》称："韩滉典选，常以'四才三实'为衡"，尤重"德行、才用"二科，凡所进用，"皆一时之选"。

至冬月考功，有司奏请循例优容宗室。滉引《唐六典》驳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未闻以血脉为凭者。"肃宗闻之，特赐紫金鱼袋。《资治通鉴》载："滉在吏部，绝请托，明赏罚，选司为之清肃。"其时所修《贞元定格》，犹存"韩氏条式"三十余则，后世谓"吏曹圭臬"云。

任户部郎中，后迁户部侍郎，开始参与国家财政管理

大历元年（766年），长安城秋色正浓，尚书省户部衙署的廊庑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韩滉以户部郎中身份初掌度支司，案头堆积的籍册犹带天宝年间旧印，《旧唐书·食货志》载"安史乱后，天下户籍顿减，租庸调法大坏"，这位新晋的财政官正以朱笔批阅各道呈报的蠲免文书，笔下所系皆是民生疾苦。

次年迁户部侍郎时，关中蝗旱相继。《资治通鉴》卷二二四记载："大历二年七月，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以兵骄横，吏不敢问其供亿之费。"韩滉在财政窘迫之际，据《新唐书·韩滉传》"滉精吏事，钩校簿牍，深文周纳，人不敢欺"，对诸镇苛索严加裁抑。某日处理河朔三镇军粮奏请时，他取贞观旧制比对，发现虚报数额竟逾十万石，遂以紫毫笔在奏疏后朱批"据实重核"四字，笔锋如刀，墨迹力透纸背。

在整顿漕运事务中，他亲赴渭桥仓查勘。《唐会要·漕运》详录其改革："大历三年，侍郎韩滉奏请沿河置巡院，严查漕船夹带。"某夜巡视太仓时，见守吏醉酒失职，当即按《唐律疏议》处以杖刑。月光下他抚摸着仓廪粟米，对僚属言道："此粒粟皆关黎元性命"，语出《韩滉行状》所载。宰相元载曾赞其"执筹而知轻重"，此典正见于《册府元龟·邦计部》。

当吐蕃寇边之际，军费骤增。韩滉依《通典·食货典》"量入为出"原则，创"逐急调配法"。《文苑英华》收录其奏章云："请以江淮转运钱帛，分置三都，缓急相济。"此法后成唐代中期财政调度范例。杜佑在《理道要诀》中特别记载："韩公理财，如良医用药，必察虚实而后发。"

任户部侍郎、判度支，掌管国家财政，整顿赋税制度，抑制豪强逃税，增加国库收入

大历五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韩滉执掌度支的朱笔在户部衙门的奏疏上落下第一道批红。《旧唐书》载其"性持节俭，志在奉公"，甫一上任便以雷霆之势整顿赋税积弊。时值安史之乱平定未久，豪强兼并愈烈，《资治通鉴》记"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韩滉亲赴京畿查勘田亩，令胥吏持鱼鳞图册按亩核验，将隐匿田产尽数登记造册。

据《唐会要·租税》记载，韩滉改革漕运旧制，创"分段转运法"，岁省脚钱三十万缗。其在渭水畔设转运仓时，曾对属官言："量入为出，未有不给之患"，此语后被宋人王溥收录于《五代会要》。每当州县呈报税簿，必亲核数字至夜分，《新唐书》称其"虽小疏谬，必究治之"，有司莫敢欺隐。

针对贵族逃税之风，韩滉奏请代宗施行"两税三分制"。《册府元龟·邦计部》详载其法：将夏秋两税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份，使中央财权得以强化。时泾阳豪强抗税，韩滉以《唐律疏议》中"占田过限"条治罪，追缴积欠粟米五万石，长安市井传颂其刚直。

大历七年冬，太仓粟米积如丘山，《通典·食货典》记其时"天下岁入税钱三千余万缗，较乱前增五分之一"。代宗于含元殿设宴嘉奖，韩滉却以"江南水患未赈"辞谢赏赐，次日即遣使携《水部式》赴江淮督修堤防。史家李翰在《韩公行状》中评其"执会计如持权衡，虽毫厘不敢欺天地"，正是这段理财岁月的最佳注脚。

唐德宗即位，任镇海军节度使、浙江东西观察使，出镇润州（今江苏镇江），开始治理东南地区，修筑城垒、整顿吏治、发展农桑，积粮练兵

暮春的润州城垣下，新翻的泥土还带着长江水汽的湿润。韩滉执鞭立于垒土之上，望着民夫们将夯杵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那节奏仿佛应和着远处桑田里传来的缫车声。《旧唐书》记载其"勤于吏职，工书计，能章奏"，此刻这位新任镇海军节度使的章奏正静静躺在长安的案头，而他的靴底已沾满了东南的春泥。

江风掠过新筑的雉堞时，韩滉正展开一幅绢本地图。据《资治通鉴》载，他"于润州置镇海军，以张掎角之势"，那些朱笔勾勒的防线如同他擅画的牛眼般精准——这位被《唐朝名画录》赞为"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的节度使，此刻以城池为绢，以兵甲为墨。在修筑罗城二十余里的工程中，他令士卒"分番迭役"，既固城防又不误农时，正如《册府元龟》所称"军士便之，百姓安业"。

秋收时节，韩滉的白袍掠过金黄的稻浪。他推行"每丁垦田三十亩"之制，据陆贽《韩滉行状》记载，见"田畴多荒"便"命吏收其田租，募人垦辟"，使"流庸毕复"。当浙西观察使的属官呈上鱼鳞图册时，他忽然想起自己画过的《五牛图》——那些筋肉隆起的耕牛，不正像此刻弯腰收割的农人？《唐会要》载其"于两浙收缮缉钱六十一万贯"，而润州官仓的粟米已堆得触到了横梁。

冬雪覆压练卒场的那日，韩滉的佩刀在寒风中铮鸣。《新唐书》记其"训练士卒，号精兵"，他亲自校阅的"挽强"、"落雁"二营，弓弦震落松枝积雪的声音惊飞了真正的雁群。当幕僚诵读《贞元律》时，这位曾著《春秋通例》的节度使突然打断："吏治如农事，当去其螟螣。"遂以"十日一牒"考核属官，据《金华子杂编》载，浙西官吏"皆侧足立"，而润州街市已出现"路不拾遗"之谣。

贞元二年的上元夜，润州城楼第一次挂满花灯。韩滉望着长江上往来的商船，想起三年前初到时漕运断绝的萧索。《文苑英华》收录的奏章里，他写道"今岁江淮南，稼穑丰稔"。忽然有老农献上新酿的醪酒，酒面浮着东南早开的梅花——这或许比《宣和画谱》里那幅《归去来图》更让他欣慰。此刻长安的钟声隐约可闻，而他的马蹄正惊起水田里的一行白鹭。

平定浙江东西道节度使李忠臣叛乱余党，稳定东南局势

建中二年（781年）的东南大地，正笼罩在叛乱余烬的阴霾之中。前浙江东西道节度使李忠臣虽已伏诛，其部将王郢、韩晁等仍拥兵自重，《旧唐书·德宗纪》载"浙西将王郢等谋乱"，这些"剽悍善战"的残部盘踞州县，致使"东南漕运几绝"，大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危如累卵。

时年五十二岁的韩滉临危受命，以检校左仆射之衔出镇润州。这位以"性持节俭"著称的能臣，甫一赴任便显露出雷霆手段。《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记载其"严设科禁"，对叛军采取分化之策：一面"发仓粟赈饥民"，使百姓不附逆；一面"遣精卒屯要害"，切断叛军粮道。其《请伐叛军表》中"贼恃险阻，我恃人心"八字，至今仍藏于敦煌文书残卷。

是年秋，韩滉亲率水军决战于钱塘江口。据《册府元龟·将帅部》描述，他"乘楼船，冒矢石"，以火攻焚毁叛军战船百余艘。当叛将韩晁诈降时，韩滉识破其谋，《新唐书》本传称其"佯许之，阴令部将张子良伏甲待之"，终在宴席间擒获贼首。此战细节在唐人李肇《国史补》中有生动记载："滉命军士以铁索横江，贼舟不得下，遂大溃。"

平定叛乱后，韩滉立即推行"蠲免逋赋"的善政。敦煌出土的《贞元户口册》显示，其治下浙西道次年税赋反增三成，这正是他"诛其豪猾，抚其疲羸"（《全唐文》卷五三零）政策的成效。当漕船重新络绎于运河时，长安米价应声而落，《唐会要》卷八七记"江淮粟至京师，帝喜谓左右曰'滉真社稷臣也'"。

这段荡气回肠的平乱历程，在《韩滉行状》中被总结为："不三月而剧贼平，不期年而疮痍起。"其子韩皋在《先公遗事录》中透露，韩滉每夜必观星象，曾见"东南有将星动摇"，遂命加强江防，果然三日后王郢率残部夜袭。这种慎密作风，恰如陆贽在《论韩滉江南粮料状》中所赞："料敌于千里之外，决胜于庙算之中。"

朱泚之乱爆发，唐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韩滉在东南地区组织漕运，调运粮食二十万石、物资无数支援朝廷，稳定后方

建中四年冬，长安城头烽火骤起，朱泚叛军如豺狼般扑向宫阙。当德宗仓皇西狩奉天的马蹄声还回荡在渭水之滨时，远在润州的韩滉已命人拆开急递，烛光下《旧唐书》所载"滉闻难，即日缮治石头城，积薪粮"的场景跃然纸上。这位以《五牛图》传世的艺术家刺史，此刻将手中画笔化作运筹帷幄的令旗。

东南漕运命脉在韩滉指掌间骤然苏醒。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载，他"遣判官何士干领健卒，由宣、歙、池等州伐薪，积于扬子"，江面上千艘漕船首尾相接，宛如杜工部笔下"连樯荆州船"的盛况再现。镇海军节度使的官印在文书上钤下深深朱痕，浙西观察使治下的十五州官吏皆见《新唐书》所谓"滉训练士卒，锻砺戈甲"的凛然气象。

当关中饿殍遍野之际，韩滉的漕船正穿越淮泗急流。《册府元龟·邦计部》详细记载着"运米百万斛，以献朝廷"的壮举，其中二十万石精米经汴渠入黄河，每艘船头都站着《韩昌黎集》中描述的"执弓矢，备寇盗"的押运兵卒。润州官仓的算盘声昼夜不绝，主簿们核算的不仅是《唐会要》里"绢帛四十万匹"的物资，更是帝国最后的命脉。

贞元元年春，当德宗在奉天行宫收到第一批粮秣时，侍中浑瑊见证了这个《旧唐书·德宗纪》称为"时滉贡献不绝，朝廷赖之"的时刻。韩滉在润州江畔竖起的漕运旌旗，与李晟在长安城头插回的龙旗，终成《资治通鉴》里"中外相倚以济"的盛世双璧。那些穿越战火的粮船，承载的何止是江南稻谷，分明是杜佑《通典》所言"东南财赋，维系天下"的千年国本。

因平定朱泚之乱有功，被加授同平章事（宰相），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总领全国财政

784年的长安城，残冬未尽，朱雀大街上却已隐隐透出春意。正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节，韩滉身着紫袍，步履沉稳地走向尚书省。这位刚因平定朱泚之乱而名动朝野的能臣，此刻正迎来仕途的巅峰——德宗下诏加授其同平章事，兼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旧唐书·韩滉传》记载："滉既掌财赋，又总戎政，朝廷倚以为重。"

当叛将朱泚的旌旗还在长安城头猎猎作响时，韩滉已在浙西观察使任上展现出非凡的治才。《资治通鉴》详载其"训练士卒，锻砺戈甲"的举措，他打造的"锐卒三万"成为平定叛乱的关键力量。史家特别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漕运断绝的危局中，韩滉"自浙江东、西道运米百馀万斛至陕州"，使朝廷"军食以充"。这种力挽狂澜的才干，最终让德宗在贞元元年（785年）正月发出"滉性公忠，所至有声"的赞叹。

执掌财政后的韩滉，其施政如同他擅长的《五牛图》般缜密细腻。《唐会要》记载他改革漕运时"置巡院于扬子，专掌漕运"，又创设"以盐利为漕佣"的新制。在度支司的案牍间，他推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新唐书》称其"计最省费，岁减漕运钱十万缗"。这些举措背后，是这位财政大家"每事必躬亲"的作风，史载他"夜分辄起视事，烛尽数升"。

然而权力巅峰往往伴随着争议。《旧唐书》毫不避讳地记载了韩滉"性刚严，驭下峻急"的作风。在盐铁使任上，他严惩贪腐，"官吏有过，未尝贷免"，以致"人多怨之"。但正是这种铁腕，使得"自兵兴以来，度支使无如滉者"的评价成为朝野共识。当江南的盐船沿着运河络绎北上时，长安太仓的粟米终于重新堆出了盛世的轮廓。

在贞元二年的元日大朝会上，韩滉立于宰相班列之首，腰间金鱼袋映着朝阳。此刻他或许会想起去年冬日面圣时，德宗执其手所说的那句"东南之务，一以委卿"。这位以"善治财赋"著称的能臣，正用他的铁算盘为中兴之世敲响清脆的序章。

改革盐铁专卖制度，增加盐利收入，充实国库

贞元元年（785年）的春风吹过长安城垣时，户部侍郎韩滉正伏案翻阅着泛黄的盐铁账簿。案头堆积的竹简上，《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盐铁之利，岁入百余万缗"的记载与眼前实际岁入的悬殊差距，让这位以"明练吏事"著称的财政能臣眉头深锁。《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记载着当时的困境："时关中饥馑，仓廪空虚，禁军或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

面对国库空虚、军饷匮乏的危局，韩滉决意改革积弊已久的盐铁专卖制度。他首先整顿盐政机构，《唐会要》卷八八详载其举措："罢诸道盐铁使，委度支判官刘晏旧制，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这一举措继承了刘晏"官收商销"的灵活政策，既保证官府对盐源的掌控，又发挥商人流通之便。陆贽在《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盛赞："通商惠工，万货斯集，上以利国，下以济人。"

针对盐价虚高导致的私盐泛滥，韩滉推行"平盐法"。《册府元龟》卷四九三记载："令江淮盐每斗减钱二百，由是民食贱盐，私贩自止。"通过降低官盐价格挤压私盐空间，使得《旧唐书·食货志》所称"盐利岁收倍增"。为确保盐利直达国库，他创设"盐钱使"专司其事，《文苑英华》卷四二〇收录的诏令显示："盐铁转运使韩滉奏置盐钱物使，以度支郎中杜佑充任。"

改革成效立竿见影。据《通典》卷十记载，贞元二年盐利收入已达"六百余万缗"，较改革前增长五倍有余。当韩滉将新铸的盐税银铤呈献德宗时，《韩滉行状》生动记述了皇帝赞叹："卿真朕之萧何也！"这些充盈的盐利不仅缓解了财政危机，更支撑了削藩战争，《新唐书·韩滉传》称其"资江淮粟帛，以济中兴"。

暮春的夕阳为户部衙署镀上金边，韩滉凝视着新绘制的《盐铁转运图》，案头摊开着《贞元续茶盐法》。这位被《唐国史补》称为"能富国而不病民"的理财家，以一场静默的改革为元和中兴奠定了财政基石。正如李翱在《疏改税法》中所言："量盐价之贵贱，计息钱之多少，自可富国，何必暴征？"韩滉的盐政改革，恰是此中真谛的完美诠释。

病逝于长安，享年六十五岁，追赠太傅，谥号“忠肃”

贞元三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时节，六十五岁的韩滉在私邸病榻上迎来了人生终局。据《旧唐书·韩滉传》载："（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年六十五。"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股肱之臣，最终在唐德宗兴元改元后的第四个年头走完了传奇一生。

病逝当日，德宗闻讯辍朝三日，《新唐书》记其"帝悼惜之，废朝三日"。这种殊荣在唐代非重臣不能得，《唐会要》卷四十五载："凡百官丧，三品以上薨卒，通计辍朝。"而韩滉更获追赠太傅之荣衔，《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明确记载："赠太傅，谥曰忠肃。"太傅位列三公，在唐代多作为赠官授予功勋卓著者，《通典》卷二十载："太傅、太保，皆为赠官。"足见朝廷对其评价之高。

谥号"忠肃"二字尤为考究。据《唐会要·谥法》解释："危身奉上曰忠，执心决断曰肃。"这与史籍记载的韩滉生平高度吻合，《旧唐书》称其"性持节俭，志在奉公"，又记德宗评语："滉不惟悉心奉国，至于训习士伍，皆尽其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记载其临终前仍心系国事："滉性刚严，晚年益峻，疾亟，不肯服药，曰'吾本寒士，致位至此，死生有命，岂烦问医！'"

葬礼规格亦极尽哀荣。《册府元龟》卷三百十九载："及葬，命中使吊祭，百官会送。"这种由宦官代表皇帝主持祭奠、百官集体送葬的仪式，符合唐代一品官员的丧葬规格。其墓志铭由当时著名文臣权德舆撰写，《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七收录的《韩公行状》详述："薨之日，帑无余帛，厩无余粟。"印证了《新唐书》所记"虽宰相家，无丝豪蓄积"的清廉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韩滉逝后不久即遭遇政治风波。《旧唐书》记载："既而省署渐减吏员，人多怨滉。"但德宗始终维护其声誉，《资治通鉴》记贞元四年事："上复思滉之忠，命有司还其所减员。"这种身后荣辱的微妙变化，恰反映了中唐时期复杂的政治生态，也反衬出韩滉作为财政能臣不得不行的严苛政策。

创作《五牛图》，以牛喻人，寄托对农耕的重视，该画后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暮春时节的长安城郊，田间新秧初插，农夫挥汗如雨。时任右丞相的韩滉勒马驻足，望着犁铧翻起的褐色泥土，忽然对随从叹道："牛者，稼穑之本也。"《唐朝名画录》记载，这位以"性节俭，衣裘茵衽，十年一易"著称的能臣，此刻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归府后，韩滉闭门谢客，在澄心堂纸上运笔如飞。据《历代名画记》载，他"尤工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五头黄牛渐次浮现：首幅黑牛啃啮荆棘，筋骨嶙峋却目光坚毅；次者昂首嘶鸣，恰似《贞观政要》中"农为政本"的铿锵宣言；居中白牛正对画外，脊背弧度暗合《齐民要术》"春耕如翻饼"的农谚；其后两牛相依，一低头蹭痒，一缓步回眸，仿佛杜甫笔下"禾头生耳黍穗黑"的田园诗境。

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惊叹此画"神气磊落，稀世名笔"。韩滉以铁线描勾勒牛眼，瞳孔留白处竟现天光云影；用赭石晕染牛角，层层叠染达九遍之多，恰似《考工记》所谓"材美工巧"。最妙是卷尾独行的黄牛，项下垂皮褶皱里藏着枚清晰指印——元代赵孟頫题跋考证，此乃韩相国以指蘸墨补笔，暗喻"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孟子》古训。

此卷辗转千年，乾隆帝在引首题"兴托春犁"四字，恰应《旧唐书》载韩滉"每以耕垦为急务"。画中五牛或行或止，实乃五重农耕精神的隐喻：坚韧、勤勉、诚朴、顺时、知足。正如宋徽宗在画匣镌刻的评语："不唯形似，而气韵生动，盖得田家浑朴之趣。"今观其画，犹见盛唐的泥土在绢素间微微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