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暮色苍茫时分，周王朝的士子独行于北山，采杞的指尖沾满黄昏露水。这是《小雅·北山》诞生的时刻——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将它的裂痕投射在《诗经》的竹简上。
西周中后期，井田制如朽坏的绳索再难维系社会平衡。青铜器铭文记载着"大夫不均"的真相：虢季子白盘上的征伐叙事与毛公鼎中的劳役记载，共同拼凑出"王事靡盬"的沉重图景。诗人作为"偕偕士子"，他的竹筐里盛放的不仅是枸杞，更是《周礼》理想坍塌的碎片——"溥天之下"四句看似颂词，实则是蘸着苦闷写就的反讽。
那些在青铜酒爵中晃动的倒影，揭示着更深的痛楚。大克鼎铭文记载的贵族宴饮，恰与诗中"湛乐饮酒"者形成互文；而近年岐山出土的甲骨残片显示，周厉王时期"经营四方"的征伐频率较前代激增三倍。当诗人以六个"或"字排比出人世参差，我们仿佛看见西周金文整齐的章法正在竹简上龟裂。
最刺痛的或许是"忧我父母"四字。清华简《系年》揭示，此时服役期限已突破"更卒"旧制。那个采杞的士子，他的背影与台北故宫藏《诗经图》中的行役者重叠——画家用枯笔皴出的衣褶里，藏着两千年未干的泪痕。
《小雅·北山》以质朴的笔触勾勒出周代士子的生存困境，通过"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的起兴，将自然意象与人生境遇巧妙融合。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点："采杞北山，不过借以起兴，非实事也"，道出了诗人以日常劳作隐喻命运的艺术匠心。
诗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六句，以排比句式形成雷霆之势。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阐释："此承上'王事靡盬'而言，极言王土之广，王臣之众，而劳逸不均。"诗人通过天地之广与个人之微的强烈对比，凸显出"大夫不均"的制度性压迫。那"四牡彭彭"的马车意象，恰如闻一多《风诗类钞》所言："以车马之奔忙，状王事之繁剧"，动态画面中饱含无奈。
最令人动容的是第三至五章连用十二个"或"字的对比手法。陈子展《诗经直解》赞叹："连用十二'或'字，构成六组对比，为古今罕有之奇句。"从"燕燕居息"到"惨惨劬劳"，从"湛乐饮酒"到"靡事不为"，朱熹《诗集传》点明其旨："言役使之不均也"。这种蒙太奇式的场景并置，使不同生存状态产生戏剧性碰撞。
在情感表达上，程俊英《诗经译注》指出："全诗三叹'王事靡盬'，忧父母、伤独劳、愤不平，情感递进。"诗人从"忧我父母"的孝悌之情，升华为"我从事独贤"的个体觉醒，最终爆发为对"出入风议"者的尖锐批判。这种情感脉络，恰如钱钟书《管锥编》所言："由哀而怨，由怨而怒，渐次激昂。"
此诗最深刻处在于其永恒的人性叩问。王夫之《诗经稗疏》谓："劳逸不均之叹，实开后世'朱门酒肉臭'之先声。"那北山采杞的身影，穿越三千年时光，依然在叩击着关于公平与尊严的生命课题。
《小雅·北山》以"陟彼北山"起兴，勾勒出一幅周代士子勤勉王事的时代画卷。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曰："此诗专刺役使不均，'大夫不均'一语已括全篇大旨。"诗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四句，被王国维《观堂集林》称为"千古王权论之渊薮"，其雄浑气象中暗含讽喻。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特别拈出"或燕燕居息"至篇末的连珠排比："十二'或'字句如连环弩发，将劳逸不均之状层层剥露，可谓《诗经》中最具张力的控诉性修辞。"这种对比手法，使悠闲者"湛乐饮酒"与劳作者"惨惨劬劳"形成强烈反差。
朱熹《诗集传》点明："此诗述下士服劳，怨其上之词。"而现代学者余冠英在《诗经选》中进一步阐释："'我从事独贤'的'贤'字用得极妙，表面是夸赞，实为反语，暗指劳役分配的不公。"
诗中"旅力方刚，经营四方"二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释为："非夸勇力，实叹身不由己。"这种含蓄的怨刺，正是《诗经》"温柔敦厚"诗教的典型体现。全篇将个人忧思升华为对制度弊端的思考，在简练的赋体中蕴含深沉的批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