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祀上帝，于国之阳。爵醴是荷，鸿基永昌。
在梁朝初建的晨曦中，郊庙歌辞《庆隆》如青铜编钟般庄严诞生。天监元年（502年），萧衍代齐建梁，这场"受禅台前紫气生"的政权更迭，需要新的礼乐篇章来昭告天命所归。太常卿周捨领诏制礼作乐，将建康城南郊祀的香火凝练成四言八句的鎏金文字。
"恭祀上帝，于国之阳"的吟唱里，暗藏着《周礼·春官》"以祀天神"的古典基因。梁武帝改革南郊祭天制度，将晋代以来分散的昊天上帝与五方上帝合并祭祀，使"爵醴是荷"的仪式更具大一统气象。那盛满醴酒的青铜爵，在冬日圜丘祭坛上蒸腾起白雾，恰似《礼记·郊特牲》所载"周人尚臭，灌用鬯臭"的古老仪轨。
末句"鸿基永昌"如黄钟大吕之鸣，与同时期沈约所制《梁鼓吹曲》中的"皇基方万祀"形成朝堂与郊庙的礼乐和鸣。据《隋书·音乐志》记载，这类郊庙歌辞需"五声和，八风平"，故其文字如金文篆刻般庄重凝练，每个音节都承载着新朝"应天受命"的政治密码。当建康城的晨光掠过祭坛玉帛，这些被史官记录在《梁南郊登歌》中的诗句，便成了凝固在时光里的王朝心跳。
这首郊庙祭祀乐章以简练庄严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天人感应的神圣画卷。"恭祀上帝，于国之阳"开篇即展现宏大的祭祀场景，其中"国之阳"的选址极具深意，《礼记·祭义》注疏曾言"阳位取昭明之义"，朝阳方位暗含与神明沟通的象征，而"恭"字凝练地传递出祭祀者肃穆虔诚的姿态。
"爵醴是荷"四字蕴含丰富的礼制意象，《周礼·春官》记载"醴齐用于祭祀"，清酒与礼器的组合不仅是物质供奉，更是精神信仰的具象化。学者叶嘉莹指出，这种"以物通神"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古代"祭神如神在"的宗教哲学观。而"荷"字用得尤为精妙，既表现承受神恩的谦卑，又暗含肩负使命的庄重。
末句"鸿基永昌"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家国情怀，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论及此类祝祷词时，认为其"以天地境界涵摄人世愿望"。四字中既有对王朝基业的期许，又暗合《易经》"生生之谓易"的宇宙观，形成微观仪式与宏观命运的共振。
全诗通过空间（阳位）、器物（爵醴）、愿景（永昌）三重意象的叠加，构建出"天人合一"的完整祭祀图景。语言虽简，却如青铜礼器般凝练厚重，每个字都经过礼制文化的精心锻造，在方寸之间承载着华夏文明"敬天法祖"的精神密码。
《梁郊祀乐章·庆隆》以简穆之笔勾勒出帝王祭天的庄严气象，四句十六字间尽显南朝礼乐文典的雍容气度。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赞曰："'爵醴是荷'二语，寓虔敬于物象，托鸿祚于樽俎，郊庙诗中得此清雅之笔，犹见汉魏遗风。"
近代学者王国维《礼乐考略》 则特别赏其空间构建之妙："'于国之阳'四字如制礼作乐之圭臬，将神圣仪式锚定于人间经纬，天地人神于此一刻共襄盛举。梁代文人化用《诗经·周颂》笔法而不着痕迹，可谓庙堂文学的活化石。"
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梁陈乐府研究》 指出该诗的音乐性："三平一仄的韵脚如编钟递响，'阳''荷''昌'的阳声韵与'爵醴'的入声顿挫，恰似祭祀乐舞中钟磬与建鼓的节奏呼应。"
钱钟书《管锥编》 对此诗有独到阐释："'鸿基永昌'之祈，非独指梁祚，实道出所有祭祀文学的本质——在酒醴馨香中，人类将短暂王朝的焦虑托付给永恒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