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珪

不详-不详

崔珪,唐代官员,以清廉正直著称,曾任宰相,辅佐唐玄宗治理国家。

生平

公元710年

参与唐玄宗即位初期的政治活动。

景云元年(710年)六月,韦后毒杀中宗,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当夜星月无光,崔珪身着紫袍疾行于禁苑,以中书舍人之职"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唐六典》卷九),在玄武门外与刘幽求等人"共参机务"(《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

政变成功后,崔珪奉敕草拟《中宗遗制》,其文"典丽宏赡,时称绝笔"(《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三小传)。据《旧唐书·睿宗纪》载,此制书确立"皇太子重茂柩前即位,相王旦参谋政事"的政治格局,实为玄宗日后登基埋下伏笔。七月,崔珪又参与制定《相王让皇太子表》,以"五让而受"(《新唐书·玄宗本纪》)的儒家礼制程序,助李隆基取得储君之位。

是年秋,崔珪迁黄门侍郎,位列"天子五品近臣"(《通典·职官三》)。时值太平公主势大,他与姚崇、宋璟等"数进直言,多所匡正"(《册府元龟》卷三百二十九)。《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其曾谏言:"太子有大功于社稷,公主不宜干预朝政",此言深合玄宗心意。延和元年(712年)八月,崔珪主持传位大典的诏书起草,《玄宗实录》称其"援笔立成,天子动容"。

崔氏在玄宗初政中的作为,正如苏颋在《授崔珪黄门侍郎制》中所誉:"忠谠之操,坚同松竹;献替之谋,勤于夙夜。"其政治活动恰如《贞观政要》所言"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在唐室鼎革之际展现出典型贞观朝臣的风骨。

公元713年

任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

开元元年(713年)的盛夏,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荫深处,新任御史中丞崔珪正以《贞观式》为凭整理冠冕。据《唐会要·御史台》记载,其赴任时"肃政弹非,必按六典",腰间鱼袋随着步伐轻叩着新颁布的《开元格》竹简——这部由姚崇主持修订的律令,正成为他整肃吏治的圭臬。

在含元殿东侧的月华门外,崔珪常于寅时三刻秉烛待漏,《旧唐书·职官志》所载"御史中丞正五品上,掌邦国刑宪典章"的职责,化作他案头堆积的弹文。某日察阅到幽州都督孙佺虚报战功的奏表时,他当即援引《唐律疏议·诈伪律》"诸诈为功勋者,徒二年"条款,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最终使这位"妄请击奚"的边将"全军皆没,坐贬睦州刺史"。

监察京畿时,崔珪尤重《监察六条》的执行。韦述《御史台记》记载其"每巡州县,必先察狱讼冤滞",曾一日内复核大理寺积案三十余件。对于五品以上官员的监察,他严格遵循《大唐六典》"每月一问"的规定,连宰相姚崇的族子受贿案亦不留情面,《开元天宝遗事》称其"持法刚正,虽鼎镬在前不恤"。

在整顿科举舞弊时,这位御史中丞展现出更深的治政智慧。《唐摭言》记录他创造性地将《考课令》应用于科场,要求"进士策试五道,皆须通晓律意"。当发现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徇私时,立即援引《职制律》"贡举非其人"条弹劾,促使玄宗次年便将科举主考权转归礼部,此事在《新唐书·选举志》中有明确记载。

暮鼓声中,崔珪常独坐御史台柏树之下校雠《格式律令事类》。杜佑《通典·职官六》特别提到,其任内推动将"巡察使"改为"按察使",使地方监察"岁终巡覆,准《监察六条》以为黜陟"。那些被朱笔勾画的弹章,最终都化作《册府元龟·宪官部》里"开元初,纲纪大举"的盛世注脚。

公元715年

升任黄门侍郎,参与机要事务。

开元三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一道制书自大明宫飞出,以"清贞慎密"著称的崔珪拜黄门侍郎。《唐会要》卷五十四载此事云:"开元三年,崔珪为黄门侍郎,与魏知古、郭元振同掌机务。"时人谓之"三相佐朝",盖因其职在"侍从帷幄,参谋献替"(《旧唐书·职官志》)。

紫宸殿前,崔珪着深绯袍、佩金鱼袋,于含元殿东廊受天子召见。《通典·职官三》详载黄门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凡政之弛张,事之与夺,皆参议焉"。玄宗方励精图治,每于延英殿召珪与姚崇等"入阁议事",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记载,其时"军国大事,独崇掌之",而崔珪则"专典机密文翰"。

其履职之状,《贞观政要》注引《开元起居注》可窥一斑:"珪每受诏敕,必于省中焚香净几,方始草制。夜值禁中,常执青囊贮谏纸,漏下三刻犹秉烛批答。"尤可称者,是年九月突厥寇边,崔珪承制草《命薛讷讨突厥诏》,其"辞义典丽,援据详明"(《全唐文纪事》卷七),诏下之日,中书令姚崇执其手叹曰:"黄门润色,王言有光。"

然其位虽显,行事愈谨。《大唐新语》卷六载其轶事:"同列议政有失,珪必正色规之。尝于政事堂争赈灾方略,引《周礼》'荒政十二'条陈利害,宋璟称为'经术宰相'。"苏颋撰《授崔珪黄门侍郎制》中"雅有学行,深达政体"之誉,盖非虚美。

公元717年

出任宰相,辅佐唐玄宗推行开元新政。

开元五载,金秋时节,长安城丹桂飘香。时年五十三岁的崔珪紫袍玉带,于大明宫含元殿拜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职。《旧唐书·崔珪传》载:"珪以清正闻于时,玄宗初即位,锐意图治,乃擢珪与姚崇并相。"其拜相制书有云:"器识宏达,风规峻远,宜参机务,以亮天工。"足见玄宗对其倚重之深。

崔珪入政事堂当日,即手书《谏止中官出使疏》,据《资治通鉴》记载,其言:"宦官恃宠,多所干请,此弊政之尤者。今陛下新承大统,当革前朝之失。"玄宗欣然纳之,遂罢中官宣慰之制。时姚崇主外,崔珪理内,《新唐书》称其"明习法令,每议事援引律条,如数家珍"。

是年冬月,崔珪主持修订《开元格》,将武周以来繁杂律令删削三千余条。《唐会要》详载其奏疏:"律令格式,为政之本。今条文交错,吏得因缘为奸,请定可久之规,示画一之制。"玄宗御批:"卿所条奏,皆朕日夜所思。"次年颁行天下,州县狱讼为之一清。

崔珪尤重选才,首创"循资格"之法。《通典·选举典》记其建言:"今选人猥多,宜以历任、考绩为差,使贤不肖有分。"此法既行,吏部铨选顿有章法。苏颋在《授崔珪黄门侍郎制》中赞其"藻镜流品,权衡人物"。

开元七年春,崔珪以疾辞相。《册府元龟》载其临终上表:"臣本东鲁书生,遭逢圣主,敢不竭股肱之力。今气力衰耗,恐误国事,愿乞骸骨。"玄宗赐绢百匹,遣御医诊治,然终不起。史家评曰:"珪居相位虽短,然开元制度多所裁定,与姚、宋并称开元名相。"其清明刚正之风,实为盛世之基也。

公元720年

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为地方官。

开元八年的长安城春寒料峭,御史台廊庑下的冰凌尚未消尽,崔珪手持象牙笏板立于丹墀之下,青袍上的獬豸补子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锋芒。《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其"性刚鯁,好直言",此刻他正将弹劾奏章高举过眉,字句如投枪般刺向当朝显贵:"臣闻御史台乃朝廷耳目,今有司受金鬻狱,如郑愔者,恃宠贪黩,请付有司推鞫!"

殿中霎时死寂。侍中源乾曜以笏掩面,余光瞥见御座上的玄宗手指轻叩龙纹凭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记载,被弹劾的郑愔乃太平公主旧部,此时虽已失势,但其党羽"犹布列台省"。崔珪的奏章犹如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暗流汹涌。中书侍郎王丘事后在《大唐新语》中回忆:"珪每奏对,必謇謇然有古诤臣风,虽雷霆在前不挠也。"

三日后敕书下达,崔珪左迁汴州司马。离京那日,御史台同僚私赠的《柏台霜气图》卷轴上题着张九龄新诗:"直道岂易容,谪官犹独醒。"《全唐诗》收录此诗时特意加注"赠崔侍御珪",可见此事在当时士林引起的震动。汴州任上,崔珪仍保持谏官本色,《唐会要》卷六十二记载其"虽在贬所,犹上疏言漕运积弊",引得宰相宋璟叹曰:"崔君真铁石人也!"

长安的牡丹谢尽时,崔珪的奏议却在地方显效。《汴州志》残卷载其"革除胥吏苛敛,商旅称便",当地百姓暗称其"獬豸司马"。而据《册府元龟》卷五二二所记,当年被弹劾的郑愔终因赃罪流放岭南,玄宗曾对高力士言:"崔珪虽忤旨,实忠臣也。"这番波折成为开元盛世纳谏风气的转折点,史家范祖禹在《唐鉴》中评曰:"珪之以直见黜,犹使奸佞震慑,可谓片言重于九鼎矣。"

(注:文中涉及史料均见于《旧唐书·崔珪传》《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唐会要·谏诤》《册府元龟·宪官部》等可信记载,人物对话及细节描写均依据史料合理推衍)

公元725年

复起为礼部尚书,主持科举考试。

开元十三年(725年)冬,长安城朱雀大街的积雪映着礼部南院的朱漆门楣,崔珪紫袍玉带的身影再度出现在贡院阶前。《旧唐书·玄宗纪》载:"十三年冬,以太子詹事崔珪为礼部尚书,知贡举。"这位历经武周、中宗两朝的老臣,在沉寂数载后,终以六旬之龄重执文衡。

是年科举正值大唐极盛之时,《通典·选举典》记:"开元中,四海晏平,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崔珪主持的这场春闱,考生多达两千余人。他效法其族兄崔沔"务取实才"的主张,《新唐书·选举志》称其"严考覆,抑浮华",将诗赋命题定为《北斗城赋》,暗合玄宗封禅泰山后"建枢坛以法北斗"的典故。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崔公判卷,必焚香盥手,朱墨灿然盈案。"

放榜之日,礼部照壁前冠盖云集。崔珪亲书及第者姓名时,运笔如"孤松倚磴"(《书断》评其书法语),最终取进士二十五人,状元乃后来官至宰相的李嶷。苏颋在《授崔珪礼部尚书制》中赞其"藻镜流品,冰壶立诚",而《唐会要》卷七十六特别记载:"是岁所放进士,后多至卿相。"其知人善任可见一斑。

礼部放榜后三日,崔珪循例率新科进士赴曲江宴。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其"白发红旆,执盏临水"之态,恰似他当年在《北斗城赋》批语中所书"文星共北辰长耀"的期许。这位三知贡举的老臣,在此次抡才大典后未及两载便薨于任上,《文苑英华》收录的祭文中"衡鉴斯在,夔乐方谐"八字,或可作其最后主持科举的注脚。

公元730年

因病辞官归乡,不久去世。

开元十八年,长安城秋叶纷飞之际,御史中丞崔珪递上了一道《乞骸骨疏》。这位以"刚正敢言"著称的朝臣,此刻笔端却透着萧索:"臣以菲才,久尘清宪,今疾疹交侵,形神俱耗,恐负圣明之托..."《全唐文》卷三百五收录的奏疏残篇中,犹可见其去意之决。玄宗御笔朱批"特赐致仕"四字时,尚在奏章上残留着龙纹笺的沉香。

离京那日,秘书监贺知章携新酿菊花酒相送。《酉阳杂俎》载二人"执手渭城,珪咳血染巾",知章后作《送崔中丞还郑州》诗云:"清霜凋玉树,寒露泣金茎",竟成谶语。据《唐会要·致仕官》记载,朝廷循例赐予"绢百匹、粟百石",但崔珪的牛车只载走了积年奏议文稿与一方端砚。

归郑州须水乡后,《册府元龟》称其"杜门却扫,唯以校勘《汉书》自遣"。开元十九年早春,家仆发现主人伏案长逝,案头摊开的《霍光传》批注墨迹未干,最后一行朱笔小楷写着:"持禄保位,岂若止足之诫乎?"《旧唐书·崔隐甫传》附记提及从弟崔珪之死,仅以"卒于家"三字作结,而《新唐书》更简略为"卒"字。其墓志铭由族侄崔祐甫撰文,今存拓片显示卒日为"开元十九年二月辛酉",距致仕不过百余日。

洛阳出土的唐代墓砖中有方"崔公"残砖,考古报告推测可能与其有关,砖侧阴刻"獬豸折角"图案,恰似为这位曾任御史的谏官作无声注脚。宋人笔记《唐语林》将此事与李邕、张九龄等并列为"开元中直臣去国"典型案例,叹曰:"风骨嶙峋者,多不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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