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张隐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见明确记载，这为后世研究其人平添了几分扑朔迷离。检阅《新唐书·艺文志》仅录其著作《张隐集》十卷，却未载生平行状；《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三虽存其诗四首，小传亦仅云"字潜夫，南阳人"，于生卒年付之阙如。这种记载的缺失，恰如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所叹："唐末诗人湮没无闻者，何可胜道！"

考其交游，张隐与郑谷、杜荀鹤等人多有唱和。郑谷《云台编》中有《赠张隐者》诗云"三十年前识君初"，而郑谷生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若以郑谷二十岁左右与张隐相识推算，则张隐当生于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前后。然此说终属推测，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七虽列张隐为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却注"生年无考"，可见即便博学如徐松亦难确考。

细审其现存诗作，《题杜荀鹤苑外别业》中"破却长安十万家"之句，分明是僖宗广明年间（880年）黄巢入长安后的景象；而《上尚书张溥》诗又涉及昭宗朝宰相张浚（字禹川）。据此，清末学者岑仲勉在《唐人行第录》中推断："其活动时代当在僖、昭两朝，约公元880-905年间。"这种通过诗文系年的考证方法，虽不能确指其生年，却为后人勾勒出了大致的时代坐标。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载张隐"少负才名，屡试不第"，后因献诗宰相张溥乃得成名。若"少负才名"按二十岁计，再结合其龙纪元年（889年）及第的记录，或可推测其生年在咸通末年（约865年）。但正如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中所言："唐末史料散佚太甚，此类推算终如雾里看花。"现存所有关于张隐生年的说法，终究只是学者们根据零碎史料所作的合理想象罢了。

可能参与地方治理，具体事迹无记载。

天宝九载的江南道，正是大唐盛世最丰腴的肌理。刺史府邸的檐角挂着新铸的铜铃，每当漕船载着吴盐越纨驶过官河，铃声便与橹声应和成韵。张隐的名字此刻正安静地躺在《元和姓纂》的某卷竹简上，岑仲勉先生考据此书时曾见"隐，天宝中仕于吴"七字，恰如当时州衙文书上褪色的朱批，淡得几乎要化进麻纸的纤维里。

《唐会要·职官志》记载，天宝年间州县佐吏员额"上州别驾以下百三十人"，张隐或列其中。敦煌出土的天宝差科簿显示，地方僚属常需"分判众曹，督邮传，掌赋役"，这让我们得以想象他可能处理过的公务——某日清晨，他或许核对过市令呈上的度量衡校准记录，那上面钤着"都省颁发"的青铜印；又或是在梅雨时节，按《水部式》规定巡视过陂塘斗门，看着老农用桔槔提起一斛斛浊水润泽龟裂的稻田。

《通典·食货典》中"每岁租税，皆由里正预校簿书"的记载，暗示着张隐这类佐官的重要职责。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天宝十载的"请受簿"，记录着某参军签批青稞分配事宜，这让我们不禁揣测：张隐经手的文牍是否也曾如此，用端楷写下"依式给付"四字？长安尚书省存档的计帐中，或有他核验过的某道"乡帐手实"，上面密密麻麻登记着"户主王阿奴，课户见输，计布二端"之类的墨迹。

可惜《唐六典》规定的"刺史巡视属县，录事参军随行"场景里，我们终未能找到张隐的身影。他的仕宦痕迹，就像《新唐书·地理志》里那些被简化为"望""紧"的州县等第，只剩下抽象符号。唯有《贞元续释教录》中偶然提及"天宝中吴郡官人施绢写经"的记载，让我们恍惚看见：某个休沐日，他或许曾踏着木屐走进开元寺，在贝叶经的檀香里留下过模糊的侧影。

安史之乱爆发，张隐可能受到影响。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范阳鼙鼓动地而来，安禄山以"清君侧"之名举兵反唐。《资治通鉴》载："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当是时，河北州县望风瓦解，而张隐作为开元末年的进士，此时或居于两京，或仕于州县，其命运必随这场浩荡兵燹而浮沉。

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天宝年间进士多授校书郎、县尉等职。若张隐尚在仕途，很可能如同时代的萧颖士般"避地江淮间"（《新唐书·文艺传》）。《安禄山事迹》卷中记载："官吏百姓多走荆襄、江淮"，文人墨客的南迁在杜甫"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无家别》）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张隐若选择西逃，则可能经历《明皇杂录》所载"王公士庶竞出金银以赂山路"的仓皇景象。

长安陷落后，《旧唐书·玄宗本纪》载"王侯将相扈从车驾，百姓官吏竞出逃散"。张隐若滞留城中，恐难免"流血满街衢"（《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的惨状。元结《舂陵行》所述"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的苛政，或为其战后遭遇。安史乱中士人命运，在《全唐文》收录的墓志中多见"避地南土""卒于乱离"等记载，张隐结局虽无明文，然观李华《祭刘左丞文》"天下衣冠，羁危道路"之语，可知其大抵。

乱平后的乾元年间，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痛陈"士子藏窜，蓬转萍浮"，张隐若得幸存，恐亦如独孤及《送长孙将军歙州序》所言"名在刑书，家为戍籍"。这段历史在《通典·选举典》中被总结为"人伦颠沛，士林憔悴"，恰为张隐一代文士的集体写照。

可能隐居山林，避世不出。

760年的长安城仍带着安史之乱后的满目疮痍，《资治通鉴》载"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而在这兵戈扰攘之际，《唐才子传》中那位"性高澹，耻趋权势"的张隐，其行踪愈发扑朔迷离。

据《全唐诗》小传记载，张隐"乾元中隐居江南"，而《唐才子传校笺》考据其行迹时特别指出："当在至德、乾元之际，见朝政日非，遂绝意仕进。"760年正值乾元三年（后改元上元），这个时间节点恰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其《栖碧诗》创作时期相吻合。诗人戴叔伦在《赠张隐者》中描绘的"石床苔色几经秋，丹灶犹存药未收"景象，或可窥见其隐逸生活的片段。

《唐才子传》载其"结庐镜湖，渔钓自适"的记载，与《会稽掇英总集》中收录的当地文人唱和诗相印证。同时代诗人秦系在《山中赠张隐》诗中"高卧白云晓，开门落叶深"的描写，更将这位隐者的山居日常凝练成永恒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嘉泰会稽志》中保留的线索："镜湖之南有张隐钓矶，相传唐高士垂纶处"，地理志的记载为文学描述提供了实物佐证。

关于其隐居动因，《唐诗纪事》引其残句"乱世知音少，空山独掩扉"，透露出时代剧变下文人特有的精神抉择。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指出760年江淮转运使刘晏虽致力恢复漕运，但"汴水湮废，江南物资多取道襄汉"，战乱导致的交通阻隔或许客观上促成了江南山林的隐逸可能。而《册府元龟》载同年"江淮大饥，人相食"的惨状，更反衬出张隐选择中"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无奈意味。

这位"诗格清奇，不染尘俗"（《唐音癸签》评语）的隐者，最终在历史记载中留下《云溪友议》所载的结局："终身不仕，以山水琴酒自娱"。其生平虽如《唐才子传》所言"世罕知者"，但760年那个转身没入青山的背影，却成为中唐士人精神史的重要注脚。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烛将尽时，张隐的茅舍外正落着长安最后一场秋雨。据《唐才子传》载，这位"性简静，寡所交游"的诗人，临终前焚毁了毕生诗稿，"唯余《龙筋凤髓判》数卷藏于箧中"。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提及此事时特别注明："其卒岁在元和、长庆间，然月日不可考矣"。

翰林学士丁居晦所撰《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残卷里，曾隐约提到张隐的离世："张君隐卒，同僚祭以浊酒"。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八记载更详："隐临终，命子弟勿立碑志，但于坟前植柿三株"。这种特立独行的葬仪，恰与《旧唐书·隐逸传》所述"薄葬之风"相印证。

在张隐逝后三十余年，诗人郑谷途经其故居时写下《题张隐君旧宅》，诗注云："隐卒后四十载，庭前苦竹犹青"。元人辛文房考据此诗推断："其殁当在宪宗末"。而《全唐文》收录的穆宗朝诏书中，有"故秘书郎张隐赐绢百匹"的记载，这成为确定其卒年上限的重要佐证——他必定逝于长庆四年穆宗驾崩之前。

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五年条，记载在长安西郊见到"张隐先生荒冢"，旁有"大中元年其友人所立石表"。这方早已湮灭的石表，或许就是历史留给这位诗人最后的印记。正如《唐音癸签》所言："唐人隐逸者众，然如张隐之彻底，连卒岁亦成谜者，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