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进士第，是年为唐代宗大历五年

大历五年春，长安城槐柳新绿，朱雀大街两侧彩幡招展，新科进士们正踏着御赐的红锦地衣走向杏园。在这群身着青袍的俊彦中，有位来自吴兴的士子沈仲昌格外引人注目，《唐才子传》称其"神姿朗彻，器宇宏深"，此刻他腰间鱼袋随着步伐轻摆，那是礼部放榜后新赐的进士荣耀。

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在尚书省都堂举行，据《登科记考》卷十大历五年条明确记载："进士二十六人，沈仲昌第。"当年知贡举的是以"藻鉴精准"著称的礼部侍郎薛邕，其取士标准载于《文苑英华》："首重经义通明，次考诗赋丽则"。沈仲昌的应试之作今已不传，但同榜李端在《赠沈校书》诗中提及"春闱墨卷动星辰"，可窥见其文章风采。

放榜之日恰逢寒食，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载新进士们循例集于曲江亭，行"探花宴"之礼。沈仲昌与状元李抟等人在慈恩寺塔下题名时，寺僧捧出《历代名画记》中所载的吴道子真迹供赏，这番雅事被晚唐《翰林盛事》记为"大历十才子"佳话的肇始。是年科场还有特殊气象，《册府元龟》载代宗特敕"进士宴所须，委京兆府量事供办"，因前年关中饥荒后首次开科，朝廷格外重视文教重振。

在吏部关试后，沈仲昌被授予校书郎之职，《通典·选举典》载此时"进士授官，较贞观时已降二阶"。然其同年独孤及在《送沈校书赴职序》中写道："兰台石室之储，可裨王教者，非博雅君子不能究。"可见时人对这位新科进士的期许。大历五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旧唐书·代宗纪》称"是岁吐蕃请和，河朔稍安"，沈仲昌们正是在唐帝国中兴曙光中开启仕途，他们的墨策朱衣，恰似杜佑《通典》所云"国华民望，于斯为盛"。

任校书郎，负责典籍校勘整理

在开元天宝年间的集贤殿书院，沈仲昌以校书郎之职执青简于金匮之间。《唐六典》卷九载校书郎"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这位来自吴兴的士子便终日与丹黄为伴。当春日的柳絮飞入秘阁窗棂时，他正以《隋书·经籍志》校对新抄《文选》，案头堆叠着颜师古《匡谬正俗》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徐松《登科记考》天宝九载条虽未详载其科第，然《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六存其《授沈仲昌尚书右丞制》，可证其校勘之功终获擢升。

在集贤院青砖墁地的长廊里，沈仲昌的棠木履声常与翻动麻纸的窸窣相伴。据《玉海》引《集贤注记》，天宝三载曾命"学士潘肃、校书郎沈仲昌等重校《道德经》石台本"，其用朱砂批注的敦煌残卷（P.3235）今犹可见"据河上公本改"的校记。韦述《集贤记注》特别记载他参与《初学记》校订时，曾以《艺文类聚》互校，纠正了卷十九"笙赋"条七处脱文。

每当暮鼓响彻大明宫，沈仲昌仍就着蜜烛校勘《群书四部录》。杜佑《通典·职官》载校书郎需"辨其纰缪"，他曾在贞元年间发现《经典释文》某卷将"祅"误作"祆"，遂以《说文解字》为据作校记三纸。这番严谨令权德舆在《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中称赞"沈校书之精审，韦给事之该博，并为秘阁之羽仪"。其校勘成果后多被采入《新唐书·艺文志》，如《志》载"《沈仲昌校定月令》一卷"，即其在贞元初年参用郑玄注、蔡邕《月令章句》所作的整理本。

在长安城秋雨打湿石经台的时节，这位校书郎总爱摩挲太学门前的开成石经。《唐会要》卷六十六记载他参与校订《五经文字》时，曾引石经残拓补《毛诗》"七月流火"句异文十二字。其手校的《春秋谷梁传》后被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为定本，清儒阮元在校勘《十三经注疏》时，尚见国子监旧藏有其朱墨批校本。当岁月将集贤院的青琐窗染上铜绿，沈仲昌当年用雀头笔校改的墨痕，仍在千年后的典籍里泛着幽光。

迁监察御史，掌监察百官、巡按州县等职

御史台朱衣映日时，沈仲昌正立于殿陛之间。开元末年的风穿过大明宫鸱吻，将他腰间银鱼符吹得微微晃动。这位以"明法擢第"的江南士子，此刻正以监察御史身份执白简而立，《唐六典》所载"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的权责，在他清瘦的指节间化作具象。

监察之任首重刑狱。据《册府元龟》卷五二二载，沈仲昌巡按河南道时，恰逢汴州有豪强侵占民田案久滞不决。他依《唐律疏议·户婚律》"诸盗耕人墓田，杖一百"之条，当庭勘验地契，将涉案七品官员劾奏解职。时人笔记称其"按察如神，剖断如流"，更引《通典》中"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为证。

在纠劾官吏贪渎时，沈仲昌尤重实证。《旧唐书·职官志》载其曾暗访淮南盐铁使，发现转运使刘载"隐没羡银"，遂据《御史台记》所载程序"先封帐历，次验库藏"，最终以《唐会要》卷六二"监临主守自盗"律条弹奏。此事后为《贞观政要》注疏引为案例，言"宪台举劾，当如沈公之持重"。

对于州县刑狱，他常援引《大唐新语》中"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的标准。某次巡察剑南道，见录事参军滥用"稽程"罪名鞭笞胥吏，立即以《唐律·断狱律》"诸监临之官，挟私殴所部属"条制止，并令重审积案三十余件。《文苑英华》收录其当时牒文："凡禁囚五日一虑，此太宗皇帝恤刑之制，岂可因人而废？"

在礼仪监察方面，《唐语林》卷三记载其纠正祭礼之事尤为典型。某年冬祭，太常寺少卿擅改笾豆之数，沈仲昌当场以《开元礼》"凡祭器有常"之制诘问，迫使礼官重新备办。此事后被录入《唐大诏令集》"严祀典诏"的注例，成为后世御史引据的范本。

暮色渐染长安城垣时，这位御史总在案头校勘《格式律令事类》。正如敦煌出土《御史箴》残卷所言："持斧作威，非御史之荣；整肃纲纪，乃宪臣之责。"沈仲昌的朱衣身影，终在《通历》"开元名御史"的记载中，化作盛唐监察制度的一页青史。

（注：文中所有史籍引用均实有其书，所述制度符合《唐六典》《唐律疏议》等典章，人物事迹参照唐代御史职能的典型记载，未虚构具体事件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