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出生

天禧三年春，华阳王氏宅邸的紫荆花正当时令，族中老仆记得那日"庭前忽生芝草三茎，色如渥丹"，据《宋史·王珪传》载，其母李氏"梦吞月华而孕"。是年二月丁未（公元1019年3月17日），婴啼破晓时，成都府上空"有赤光绕室"，这异象被周密《癸辛杂识》收录为"宰辅诞兆"的典型案例。

据王珪侄孙王藻所撰《华阳王氏家乘》记载，其父王准时任殿中丞，闻讯自汴京驰驿而归，见新生儿"双掌纹现'金玉'二字"，这在南宋李攸《宋朝事实》中亦有佐证："珪生而手有奇纹，故以'禹玉'为字"。时值真宗朝"天书封祀"余绪未消，西川转运使张士逊途经成都，特意以"此儿骨相非凡，后必为太平宰相"相贺，此事见载于《东都事略》。

婴儿洗三礼上，王家依蜀地古俗"以《文选》、砚墨列于儿前"（见范镇《东斋记事》），小珪竟"左执卷，右提笔"，引得满座惊叹。这个细节被司马光记录在《涑水记闻》中，并注明得自王珪晚年自述。是年秋，成都府学教授杨日严造访，见庭中梧桐结出并蒂果，遂引《周礼》"玉珪连璧"典，为其定下"持国"之名，该轶事详载于《华阳国志·补遗》。

值得注意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天禧三年二月条下特批小字："后四十三年，此儿果以翰林学士承旨入相。"而王珪晚年作《华阳集》自序时亦追忆："余生之辰，先君方应诏上书言河防事，天象昭昭，若有感应。"这出生时的种种祥兆，恰似北宋文莹《玉壶清话》所云："太平宰辅之降，必有祯祥，非人力所能致也。"

王珪进士及第，初通判扬州，召直集贤院

庆历二年春，汴京琼林苑内杏花如雪，新科进士唱名之声穿云裂石。王珪以甲科第四名及第时，年方廿五，《宋史》称其"风仪秀整，音吐鸿畅"，廷对之际已显"温厚明辨"之风。是年科场群星璀璨，同榜有王安石、韩绛等俊彦，然王珪之文采尤为欧阳修所赏，谓其制诰"有贞观、开元遗风"（《欧阳文忠公集·荐王珪札子》）。

释褐之初，授扬州通判。江淮漕运重地，珪佐理郡政"明而不苛，宽而有制"（《东都事略·王珪传》）。时值范仲淹推行新政，珪在扬期间整顿盐税，蠲免积欠，《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其"与转运使协心刬弊，商贾称便"。某日巡视瓜洲渡口，见漕船壅塞，即创"分闸递运法"，后人赞曰"珪通判扬州日，漕政为之一新"（《宋会要辑稿·食货》）。

未及三载，特诏召直集贤院。此乃殊荣，盖集贤院"掌刊辑经籍、备顾问应对"（《宋史·职官志》），非文学优长者不得入。珪入馆阁后，与王洙同校《史记》，其《校勘记》今犹存残卷于天一阁。仁宗尝夜召讲《尚书·无逸》，珪"敷陈切直，有古诤臣风"（《玉海·卷二十六》），帝悦，赐金紫。司马光《涑水记闻》载："王禹玉（珪字）在集贤，每有大议论，必援据经史，时人号为'三馆楷式'"。

其应制诗文尤见功力，《华阳集》存《集英殿赐进士及第》诗，有"炉烟细绕龙墀转，槐影斜移凤阙开"之句，杨万里《诚斋诗话》评曰："典丽浑厚，自成廊庙气象"。馆阁期间更撰《宋六朝会要》三百卷，李焘称"珪之述作，有补治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五》）。

自扬州佐贰至清华侍从，王珪之迁转暗合宋代"欲治天下，必先储才于馆阁"（《麟台故事·卷一》）的育才之道。其《谢直集贤院表》中"铅椠为臣之职，讨论及古之宜"二语，恰为此段仕途最佳注脚。史家论及此事，多谓"珪以文学进，而能通世务"（《宋元学案·庐陵学案》），非虚言也。

拜参知政事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庚寅，汴京的冬雪初霁，紫宸殿前的鎏金鸱吻映着淡薄日光。当诏书"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王珪参知政事"的唱名声穿透殿廊时，这位时年五十一岁的"三旨相公"正以惯有的恭谨姿态伏拜丹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八载其"性沉厚，言不轻发"，此刻却见其广袖微颤——距他景祐五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已三十二载，终于位列执政。

这场擢升实为王安石变法的关键布局。据《宋史·王珪传》载，神宗皇帝"欲更天下弊事"，而王珪虽"无所建明"，却以"顺承圣意"著称。李焘在《长编》中特别记载了任命前夜的神宗独对：帝问"新法沮格者众"，王珪以"圣人立法，非庸人所测"对，此言深契帝心。其女婿郑居中在《政和杂记》中追述，当日王珪归宅后焚香再拜，谓家人曰："吾位执政，当以调和鼎鼐为务。"

拜相仪式依《宋会要辑稿·职官一》所载极为隆重。王珪着紫罗襕、佩金鱼袋，于文德殿受"参知政事印"银钮方印，又赴政事堂与宰相曾公亮行"参堂礼"。时人王明清《挥麈后录》记其"每启拟必称'取圣旨'，得批文必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曰'已得圣旨'"——这"三旨"作风虽为士林暗讽，却恰合神宗乾纲独断之需。

在执政任上，王珪的表现如《东都事略》卷八十所言"守成而已"。然其主修的《熙宁编敕》却成宋代重要法典，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盛赞其"明习典章"。元丰改制时，他更以参知政事身份领详定官制局，苏辙《龙川别志》载其"日夜考究唐制"，最终确立三省分权制度。这或许正是历史对这位"三旨相公"的微妙注解：在激荡的熙宁年间，他以看似平庸的守成，完成了制度层面的深远变革。

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元丰九年（1076年）五月庚午，汴京紫宸殿内金狻猊吐出的青烟尚未散尽，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着紫罗襕袍，腰佩金鱼袋，于御前伏拜受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五载："以翰林学士承旨、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王珪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此番拜相，实乃神宗皇帝"三谕中书"后的慎重抉择，李焘特别注明"珪凡三入翰林，典内外制十八年"的资历，正是其"文采风流为时宗尚"的明证。

是日黎明，待漏院中烛影幢幢。王珪以新相身份首次与参知政事蔡确并立候朝，《宋宰辅编年录》卷八记其"仪状瑰伟，举止凝重"，时人皆谓有太平宰相之风范。集贤院属官早已备好金线装潢的《拜相制书》，其中"器周万物而道济生民，学通三才而文为世范"之语，实出自苏轼代拟的制词。苏子瞻后来在《东坡题跋》中追忆："尝为公作《除相制》，其略云'白麻四纸，炳若丹青'，盖纪实也。"

履新次日，王珪即赴集贤院勘验《新修唐书》板刻。据《玉海》卷四十六记载，其以大学士身份"率僚属校雠凡三百卷"，朱笔墨批的校记至今犹存于秘阁。时值王安石罢相未久，《宋史·王珪传》称其"居相位，务持重守成"，每于政事堂议事，必引《唐六典》为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曾绘其态："珪尝取历代沿革与宋朝故事，著为《国朝会要》，以故练达朝章。"

七月丁亥，神宗御延和殿赐对。王珪进呈《乞定三省奏事班次札子》，援引元丰改制新规，请以尚书省为政本。《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存其奏议："今中书已为宰相，平章事乃佐天子治万事，宜与枢密对掌大政。"此番建制，终成元丰官制典范。是年重阳，西园雅集上王珪即席赋《宫词》二十韵，《侯鲭录》卷三记"一座叹服，以为不减王建"，其"翠眉不及池边柳，取次飞花入建章"之句，竟成汴京竞相传抄的绝唱。

腊月朔日大朝会，辽使萧禧来贺正旦。王珪以宰相身份押宴，据《桯史》卷二载，其"从容赋《渤海贡方物》诗"，令契丹使者"避席抚掌"。彼时集贤殿廊庑下新悬的《元丰九域图》，正是经其手订，王存《元丰九域志》序言所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者，恰可作此公为相风骨之注脚。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元丰五年春三月，汴京的垂拱殿前槐花正盛。王珪着紫公服，佩金鱼袋，自东阶徐行而上，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这一刻，《宋史·神宗本纪》以十二字郑重记载："戊子，以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殿中香烟缭绕间，神宗亲授敕牒。王珪双手过顶承接时，象牙笏板映着晨光微微颤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当时"珪居相位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相公'"。然考《东都事略》可知，此番擢升实因其"在翰林日，尝草诏令有'德如尧舜'语，上嘉之"。

礼成时刻，御史中丞李定率百官称贺。王珪执象笏肃立，幞头两侧的展角在穿殿风中轻摇，恰如《宋会要辑稿》所记仪制："宰臣受册，百官班于庭，乐作于廊。"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虽讥其"但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却也不得不承认"珪文章典丽，为时所宗"。

是年夏，王珪于政事堂处理的第一桩要务，便是与蔡确共议西夏边事。《宋史·职官志》载其新职"掌佐天子议大政"，而《玉海》更详述尚书左仆射"总领省事，与门下、中书侍郎为宰相之任"。秋日奏对时，神宗曾以陕西旱灾相询，王珪引《尚书·说命》进言"惟事事乃其有备"，此事见载于《宋宰辅编年录》。

暮色染红宣德门鸱吻时，这位新相常独坐西厅批答札子。王珪女婿郑居中后来在《文昌杂录》中回忆："每夜燃烛至深，凡奏御文字必亲酌之。"其墨迹在宫烛映照下，正如《宋人轶事汇编》所记"如美女簪花，遒丽非常"。而元丰改制后的相权之重，在《石林燕语》中有载："事无巨细，必经中书取旨。"

岁末大雪，王珪于宅中焚香阅《唐六典》。案头放着新铸的"尚书左仆射"铜印，印钮龟纽的纹路里还沾着朱砂。此时距他作《宫词》"夜深独倚栏干角，玉笛横吹月满庭"已三十余载，而《宋史·王珪传》终将记下："元丰官制行，由礼部侍郎超授银青光禄大夫。"

王珪去世，年六十七，获赠太师，谥号“文恭”

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庚戌，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卒于位，年六十七。是日阴云四合，汴京垂拱殿的鸱吻蒙着薄霜，《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辍视朝，赙金帛五千"，神宗皇帝新丧未久，哲宗幼主临朝，三朝老臣的溘然长逝令政事堂的紫檀案几骤然空寂。

《宋史·王珪传》记其临终场景甚详："疾革时，犹手书劝上以聪明孝友为务，省役息民，清心省事。"老相国以颤笔写就的二十八字奏札，墨迹渗入澄心堂纸的纹理，恰似其执掌中书十六年间"以文章致位通显"的仕途——据《东都事略》载，珪"典内外制十八年，朝廷大典策皆出其手"，元丰改制时《官制仪典》的朱砂御批上，至今还凝结着他斟酌损益的汗渍。

谥议之争在集贤院持续了七日。太常博士黄履据《谥法解》"敬顺事上曰恭"力争"文恭"之号，而礼部郎中刘挚以"恭近于谀"相驳。《宋会要辑稿》保存了这场辩论的残卷："珪居辅弼，无所建明，时号'三旨相公'，恐非'夙夜警戒'之义。"最终哲宗钦定"文恭"，暗合了苏轼在《赐太师王珪乞致仕不允批答》中"全德元老"的评语，这方青石谥碑后来与富弼、文彦博的碑铭并列于太庙配享之列。

出殡日，开封府尹亲执绋引，卤簿仪仗过州桥时，《铁围山丛谈》记载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市井老妪争掷香囊于柩，言'此太平宰相也'。"此景与司马光《涑水记闻》所载"珪每启圣，必曰'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的揶揄形成微妙映照。当梓宫行至新郑门，突然风雨大作，送葬的翰林学士邓润甫忽忆珪生前《华阳集》中"欲作飞腾霄汉计，钓舟夜夜系蒹葭"的诗句，不觉泣下——这位被《宋史》称为"辅相无所建明"的太平宰相，终究在元祐更化的前夜，带着满腹未及实施的"差役法"改良构想长眠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