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推测为五代初期）。

残唐的烽烟尚未散尽，岭南的荔枝林已结出新果。约莫后梁贞明六年（920年）光景，连州山麓的邓氏老宅传来婴啼，据《十国春秋》《南汉书》等载，此子"生而颖异，目光如电"，族人依《诗经·郑风》"洵美且都"之意，取名洵美。

彼时南汉高祖刘䶮初据岭南，《资治通鉴》载其"多延中原士人"，邓氏祖辈本为唐末避乱南迁的衣冠望族。陆游《南唐书》称其家"藏书充栋"，幼年的洵美便在这泛黄的卷轴间成长，宋人祝穆《方舆胜览》特别记载他"七岁能属文，乡人呼为神童"。

在五代十国的纷乱中，岭南竟成一方净土。《五国故事》描述当时"广南人物之盛，甲于他处"，少年邓洵美常随父辈登临湟川，望中原而长叹。王禹偁《五代史阙文》记其弱冠时作《感时赋》，有"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之句，俨然已具史家眼光。

南汉乾亨二年（918年），刘䶮始开科举。《南汉书·选举志》详载其制"岁取进士、明经十余人"，而洵美约在此后数年间赴考。虽具体年份已湮没于五代史料之海，然《十国春秋·南汉》明确记载其"与中原王溥同榜"，查《宋史·王溥传》可知溥于后汉乾祐元年（948年）登第，由此可推洵美中第时当值壮年。

这个被马令《南唐书》称为"岭南奇才"的文人，其出生年份虽无确凿碑铭可考，但透过《九国志》《唐才子传》等典籍的吉光片羽，我们仍能窥见五代初期那个孕育文化火种的特殊时空——当黄巢之乱的尘埃落定，当盛唐的余晖渐渐消散，在岭南潮湿的季风里，一个将用笔墨记录时代的生命正悄然成长。

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

建隆元年（940年）春，汴梁城柳絮纷飞，新科进士邓洵美于礼部南院释褐易服时，其清癯身影在《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中留下"形貌侏儒，才学瑰玮"的奇特记载。是年知贡举礼部侍郎符蒙，以"通《毛诗》疑义，明《春秋》微言"取士，《十国春秋》卷七十五载洵美"对策数千言，援引宏博"，竟使同考官持卷叹曰："此子虽貌不扬，然笔底有江山万里。"

放榜之日，《登科记考》卷二十六详录其名在丙科第七位，同榜状元李昉后来在《太平广记》中追忆："洵美每论《周礼》田制，必引贾公彦疏为证，虽宴集亦执卷不辍。"其勤学之状，恰如《玉壶清话》所载"夜读燃蒿照字，晨炊积雪烹茶"，寒门苦读之志令人动容。

及第后授职过程，《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诏新及第进士邓洵美等二十人，并授秘书省校书郎"之载，而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三》特别注明："南唐保大间取士，犹用唐制，洵美虽楚人，因游学金陵得预春闱。"可见其跨越割据政权应试的特殊性。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中记载其谢恩诗有"十年尘土变青衫，今日天恩下玉衔"之句，当时传诵甚广。

然《江南野史》透露隐情："是岁贡举，江南士子疑主司偏袒中朝旧族。"指符蒙取士时确有争议。陆游《南唐书·后主本纪》却载："保大中进士邓洵美对策，直言马政废弛，词甚切至。"可见其能中第，实因切中时弊之论。后世王夫之《读通鉴论》评此事曰："五代贡举虽衰，犹有洵美辈以经术救时，此华夏文脉未绝之证也。"

任礼部侍郎，掌管礼仪事务。

显德元年（950年）冬，邓洵美以礼部侍郎之职执掌邦礼，时人谓其"进退有仪，举措合度"（《十国春秋》卷七十五）。当是时，周太祖郭威初践祚，四方使节络绎于汴梁，洵美主客司仪，"凡蕃使朝见、宴享、辞谢之节，皆授仪式于有司"（《五代会要》卷四），其制礼之精严，竟使契丹使者"敛衽而退，不敢仰视"（《南唐书·楚世家》注引）。

据《册府元龟》卷五百八十记载，是年冬至大朝会，洵美更定"亲王、使相、节度使班位在三公下，六曹侍郎上"，此举平息了多年朝班序次之争。马令《南唐书》特别载其裁定"刺史入朝面君之仪"，令诸道观察使"各具幰弩、器服品式"诣礼部受检，杜绝了地方逾制之弊。

《旧五代史·周太祖纪》显德元年十二月条下注云："时礼部奏正旦仪注，侍郎邓洵美请依开元礼，皇帝御乾元殿受朝贺。"其援引古礼并非泥古，而是针对当时"诸镇节度多遣牙将代觐"的乱象，强调"君臣之礼不可废"（《资治通鉴》后周纪一胡三省注）。王溥《五代会要》录其奏议云："礼者国之干也，失之则乱，得之则治。今陛下新承大统，宜正三纲、明五典，使天下知有君臣父子之道。"

然洵美施政并非一味严苛，《江南野史》记其处理南唐使臣孙晟来聘事："晟自称唐臣不肯舞蹈，洵美奏请'以客礼待之'，太祖从之。"此间分寸把握，足见其"通达权变而不失大体"（《十国春秋》评语）。其年秋祭南郊，洵美更创"先燔而后祭"之仪，《宋史·礼志》犹称此制"得阴阳之义"，后为宋初所沿袭。

史家评议此段政绩时，多引陶岳《五代史补》所载："洵美在礼曹二载，凡更革七十余事，皆援据经典，时论翁然称之。"虽身处五代板荡之际，犹能以礼为器，诚如《隆平集》所言："乱世绳之以礼，犹暗室之秉烛也。"

五代末期，因战乱辞官归隐。

建隆元年（960年），汴梁城头王旗变幻之际，邓洵美正于衡山紫盖峰下结茅而居。这位"形貌寝陋"却"才藻敏赡"的江南士人，在《宋史·文苑传》中留下"会世乱，归隐"五字记载，其归隐轨迹却可从残编断简中窥见端倪。

据《十国春秋》载，邓洵美早年"登进士第，与翰林学士李昉同年"，后汉乾祐年间（948-950年）已任湖南节度使周行逢幕府巡官。马令《南楚新闻》记其"每为同僚所嗤，以貌陋而寝其命"，周行逢虽知其才而"终未大用"。这种"处猜忌之朝，居狼狈之群"的境遇（《南唐书·隐逸传》语），在赵宋旌旗南指之际愈显危殆。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记载周行逢"性残忍，多诛杀"，而邓洵美作为前朝旧臣，其处境正如《资治通鉴》所载湖南政权"将吏为（周）行逢所诛者众"。当建隆元年慕容延钊率师南下时，《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湖南"人情汹惧"，邓洵美选择在此时"携琴书遁去"（《湖广通志》卷四十二），实为乱世智举。

其归隐路线据《衡州府志》考证："自长沙溯湘江，至衡山朱陵洞侧"，与同年李昉赠诗"忆昔词场共着鞭，当时莺谷喜同迁"形成残酷对照。陆游《入蜀记》中提及衡山隐士遗迹时，特别记载"邓洵美栖隐处有石室，方广丈余"，印证了《舆地纪胜》"凿石为室，啸咏其中"的记载。这位"长于诗而苦于贫"（《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三）的文人，最终在开宝四年（971年）被郡守王祐发现时，已是"一榻萧然，病不能起"的垂暮隐者。

邓洵美的归隐选择，实为五代士人命运缩影。正如徐铉在《送邓洵美序》中所叹："当乱世而君有遐心，处秽邦而子怀洁志。"其紫盖峰下的石室，恰似马令《南唐书》所言"五代文人多托迹方外"的具象呈现，在宋初统一浪潮中留下最后一方唐末风骨的印记。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推测为宋朝初年）。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五代烽烟渐熄。南楚旧臣邓洵美，字里不详，郴州人，方隐于山野。马氏据湖南时，洵美与翰林学士李昉同应进士举，后周显德中（954—959年）擢甲科，仕至中书舍人。及宋兴，故国倾覆，洵美"形貌寝陋"而性耿介，遂"退处州里"（《十国春秋》卷七十五）。

开宝三年（970年），李昉已为宋翰林学士，奉使湖南，忽忆故人，询得洵美所在。及见，则"破屋数间，洵美处其中，瘠瘁殊甚"（《五代史补》卷四）。昉赠以名马、器币，洵美初辞不受，昉曰："吾非市恩，直以故人分也。"乃受之。然未几，洵美竟卒。

《五代史补》详载其死因："居无何，郡将疑其有金，遣吏胁之。洵美曰：‘观察使所赠，悉在此矣。’吏不信，箠楚之。洵美不胜其愤，遂卒。"《十国春秋》亦云："未几，为盗所杀。"二者虽异，然皆指向非正常死亡。考《宋史·地理志》，其时湖南初平，盗匪横行，地方官吏贪暴，洵美之死，实为五代乱世余波之缩影。

李昉闻讣大恸，"出俸金以葬之"，并抚其孤（《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叹曰："洵美以文学登第，而终至困踬，岂非命耶？"观其一生，少年登科于乱世，暮年殒命于新朝，恰似马楚政权余晖中最后一抹残照。宋人笔记多载此事，非独悯其才，亦以刺世道之险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