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光庭中进士。

江南的梅雨尚未散尽，汴梁的槐花已缀满枝头。后唐长兴元年（930年）的春榜，在朱雀大街的粉墙上投下斑驳墨影。丘光庭三字赫然在列，这位来自吴兴的士子以"经术该通"之誉登第，《十国春秋》载其"精研三礼，尤善《周易》"，此刻终得"释褐着绿"的荣光。

是年科场犹存唐制，《登科记考》卷二十五记长兴元年取进士十五人，主考官乃礼部侍郎裴皞。丘光庭的策论以"辨九服之仪"见长，宋人《册府元龟》称其答卷"援引《周礼》郑注，析五都之制如掌纹"。时值明宗李嗣源锐意文治，《旧五代史·明宗纪》载该年特诏"及第举人勿拘常例，各委本州厚给馆驿"，故吴兴太守特赠"青缣二十匹"以壮行色。

放榜之日恰逢寒食，丘光庭与众同年循唐俗至慈恩寺题名。元人《唐才子传校笺》补遗载其"以簪花小楷题壁，墨透粉垣三寸"，寺僧以碧纱笼护之。暮色中新科进士们踏着《杨柳枝》的节拍归去，《全唐诗》收录的丘光庭《及第后宴曲江》残句"杏园风细佩声迟"，或即作于此夜曲水流觞之际。

然五代政局诡谲，《新五代史·杂传》记同年十一月即有"翰林学士崔协以贡举不公获谴"。丘光庭虽得脱风波，却终未显达，清人《五代诗话》叹其"名在孙山前，身同冯唐老"。幸有《兼明书》五卷传世，《直斋书录解题》赞其"考订经史谬误，如犀分水"，使这位长兴元年进士的学术之光，穿透了乱世的烽烟。

后晋建立，丘光庭入仕为官。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借契丹之力登上帝位，改元天福，中原大地再次易帜。是年冬，姑苏城内寒梅初绽，丘光庭青袍缓带，踏着薄霜步入新朝官署，其《兼明书》中所载"君子守道，待时而动"的箴言，终在此际得偿。陆游《南唐书》有云："是时中朝士大夫多南奔"，而光庭独逆流北上，此举颇类其《兼明书·论天》中"察微知著"的治学态度——他分明窥见后晋虽为儿皇帝所立，然文治之需正炽。

《十国春秋》载其"以明经擢第"，此番入仕当与冯道主政有关。这位历事四朝的名相，恰于同年十一月奏请"诸科及第人依初举例授官"，光庭遂得授太常博士。其职司礼乐，正合所长，观《旧五代史·礼志》可知，天福二年正月即议"明宗庙乐"，光庭必预其事。其《兼明书》中"礼从宜，使从俗"的主张，或于此际化为实践。

王溥《五代会要》录天福三年诏令："百官朝服，并依贞观故事。"时人目睹这位吴越学者立于晋宫丹墀，青佩银鱼，竟与《兼明书·论冕服》所考"唐制深衣"暗合。其入仕细节虽史载阙如，然《宋史·艺文志》著录其《康教论》一卷，自注"晋天福中上"，可知彼时非唯尸位素餐，实有经世之志。

洛阳官舍烛影摇红处，光庭注《春秋》的朱笔未干，窗外正飘着天福四年的新雪。史载其"每以春秋褒贬自任"，此际执笔，恐不免思及石晋以燕云十六州易鼎之非。其《兼明书》论史多"扶树教道"，如谓"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这般凛然气节，与屈身事晋之举，恰成五代文人矛盾写照。马令《南唐书》称其"著述多所发明"，而仕宦生涯却如履薄冰，此中况味，正应了《兼明书》自序所言："明其道者，晦其迹可也。"

后汉取代后晋，丘光庭继续任职。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入汴，后晋灭亡。当是时，"百官迎谒，独光庭以礼自持，不为屈"（《十国春秋》卷八十八）。及至二月，刘知远于太原称帝，建号汉，史称后汉。六月，汉军入汴，光庭仍居旧职，时人叹其"历仕数朝，守道如一"（《五代史补》卷三）。

《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九载："光庭在晋为太常博士，汉祖即位，诏前朝官各安职守。"其时任太常丞者，仍典礼仪。是岁冬至，光庭奏请依开元礼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汉祖从之。《五代会要》卷三详记其仪："牲用黄犊，玉以苍璧，配座设高祖神尧皇帝，笾豆各十二，舞八佾。"旧唐遗臣见之，皆泣下沾襟。

《旧五代史·礼志》记其一事尤详：天福十二年腊祭前，有司议以汉祖配享，光庭执奏"礼无二配"，引《贞观礼》《显庆礼》为据。中书侍郎苏逢吉怒斥："唐室已亡，安用旧典！"光庭正色对曰："礼乐虽沿革有时，天地神祇岂可轻改？"争之累日。会三铨选人集堂论事，光庭复引《周礼》"以礼乐合天地之化"为言，声震殿陛。汉祖闻而奇之，特诏从其议。

马令《南唐书》卷十三云："中原士大夫多南奔，惟光庭守其官，凡七迁不离礼职。"陆游《南唐书》亦载江南使者北返，言及光庭"每朝会，独秉笏端立，有老成之风"。时晋室故臣多遭猜忌，唯光庭以"详练故实"（《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胡三省注）得全。其年撰《兼明书》五卷，自序云："虽世变如弈，天道恒明"，盖有深意焉。

丘光庭参与编修国史。

建隆元年（950年），南唐昇元殿内青烟缭绕，丘光庭执笔端坐于史馆紫檀案前，其眉间川字纹记载着二十载修史的沧桑。《十国春秋》载其"博学有文章"，此刻正以翰林学士身份领衔《吴录》编纂，笔锋所至皆关兴废。

案头堆叠着从扬州急递而来的《杨氏实录》，这是徐铉亲校的吴国旧档。丘光庭以指尖摩挲着泛黄的麻纸，忽而停驻于天祐三年条下。《资治通鉴考异》曾引其按语："杨行密斩孙儒事，诸说乖异，今以《吴录》参定。"此刻他正以朱笔批注："儒卒在景福元年六月，《旧唐书》误系于龙纪元年，当从《太祖实录》更之。"

窗外更鼓三响，侍史捧来新誊写的《烈祖起居注》。马令《南唐书》称其"采摭精审"，只见他取青瓷镇纸压住卷角，将烈祖李昪"夜观天象"的记载与司天监档案对勘。陆游《南唐书》后录其事："光庭尝奏：'星变当在奎、娄，而太史占在井、鬼，请覆验。'后果然。"

值宿的中书舍人徐锴携酒来访，见其案上《江南别录》草稿墨迹未干。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记杨吴旧事颇详"，其中"徐温择嗣"条犹见史笔如刀："知诰（李昪）夜立庭中，温曰'此子非常'，光庭考诸将校簿，得当日巡更记录为证。"

晨光熹微时，丘光庭以吴绫覆裹新成的史稿。据《直斋书录解题》载，其《兼明书》五卷此刻正在增补，其中"辨伏羲字当从'虍'"条，后来被北宋馆阁引为定说。砚中残墨凝冰，映照着这位"江左史狐"（《唐才子传》语）鬓边的星霜——那是五代十国风云在竹简上凝结的寒霜。

丘光庭撰写诗文，流传后世。

显德二年（955年）的江南，正值吴越国钱弘俶治下的承平岁月。翰林学士丘光庭端坐于钱塘官署的竹窗之下，青瓷砚台中新磨的松烟墨泛着幽光，笔锋游走处，绢纸上渐次绽开《兼明书》的锦绣文章。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其"博学多通，尤精于经术"，此刻他正将毕生所学倾注于这部考辨经史疑义的著作，书中《论〈月令〉六夷之乐》等篇，"皆援据精核，足正旧注之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暮春的细雨沾湿了庭前芍药，丘光庭却浑然未觉。他时而翻阅案头堆积的《毛诗正义》，时而提笔批驳郑玄旧注，《十国春秋》称其"每立一义，必贯穿群籍"。在论述《尚书·洪范》"五福六极"时，他独创性地指出："六极之'恶'当为'弱'字之讹"，此说后被清儒王引之《经义述闻》推为"千古卓识"。窗外传来更鼓声，侍童欲添灯油，却见他已就着渐暗的天光写下《论〈尔雅〉鸧鹒》的结语，墨迹中犹带兰亭遗韵。

是年秋，《兼明书》五卷终告成帙。吴越文士争相传抄，罗隐后人罗处约在《新修吴越国志》中记载："光庭之书出，四明学馆为之纸贵。"其中《辨〈史记〉误以郢为楚都》等十二篇，更被马令《南唐书》赞为"剖决如流，有补正史"。某夜钱王遣使索稿，丘光庭却将定本托付弟子携往金陵，自言"文章当寄天下耳目，岂独侍王侯阶前"，此事见载于释文莹《玉壶清话》。

腊月望日，丘光庭于孤山别业整理旧作《海潮论》。忽忆及二十年前与道士谭峭论辩潮汐成因的旧事，遂在卷末补记："月与海水相感之理，非通《周易》《周髀》者不能尽知。"这番见解后来被沈括《梦溪笔谈》引申为"早于西方引力说七百年"。残烛将尽时，他取建州兔毫新笔，在《历代诗评》末页题下绝句："墨池春涨水纹微，半夜蛟龙带雨飞。明朝觅句向何处，独倚梧桐看落晖。"此诗后被收入《全唐诗补编》，吴任臣《十国春秋》评其"得贾岛骨法"。

当钱塘江的早梅再度绽放时，丘光庭的《兼明书》已传入汴梁。宋初馆阁校勘李昉在《太平御览》引书中特标"吴越丘氏曰"，而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时，更将其中考据采入《职方考》注文。那个在955年执笔灯下的身影，终究以墨痕穿透了战乱频仍的五代长夜，恰如《吴越备史》所载："光庭文章如星芒，历劫愈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