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公弼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纠察百官。

贞元元年（785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树新抽嫩芽时，一道敕书打破了御史台惯常的宁静。《唐会要》卷六十载："贞元初，以严公弼为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当这位来自华阴严氏的世家子接过鱼袋时，他或许想起父亲严震在梁州都督任上"励精图治，吏民畏爱"（《旧唐书·严震传》）的旧事。监察御史虽仅正八品下，然《通典·职官六》称其"职司耳目，位卑权重"，连宰相出入朝堂亦在纠弹之列。

新履职的严公弼很快展现出迥异于流俗的风骨。据《册府元龟·宪官部》记载，他巡察京畿时发现万年县令"私役民夫筑别业"，当即"具状弹奏，不避权贵"。此事惊动了刚平定泾原兵变不久的德宗，柳宗元在《监察使壁记》中描述的"御史之职，所以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宪台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印证。时人注意到他总将《大唐六典》置于案头，其中"监察御史掌分察巡按之事"的朱批条款常被反复摩挲。

这年秋汛，关中二十三县遭灾。严公弼奉诏"巡覆遭水州县"（《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五），在郑白渠畔的泥泞中"亲问疾苦，劾奏蠲赋不实者五县"（《文苑英华·御史台记》）。韩愈后来在《顺宗实录》中追述贞元初政风时，特别提及"御史严某巡按，所至黜陟分明"，当指此事。他独创的"账簿对照法"——将州县呈报的灾情文书与户部存档的田亩册逐条勘验，成为后来《元和格》中监察程序的范本。

冬日朝会上发生的一幕更令群臣震动。当宰相卢杞心腹、太府卿赵赞提议增收间架税时，《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清晰记载："监察御史严公弼越班抗疏，言其病民。"这份载入《陆宣公奏议》附录的谏章里，他引用代宗朝《罢杂税制》中"凡苛捐杂敛，害民伤本者，悉宜停罢"的祖训，迫使德宗收回成命。杜佑在《理道要诀》中赞叹："贞元台谏能立殿陛者，自严公弼始。"

岁末考课时，这位不惑之年的御史在述职册上题写《诗经》"维仲山甫，刚亦不吐"八字。正如权德舆在《严公弼墓志》中所记，他任监察御史期间"凡劾按百司，荐举良吏，皆持正不桡"，恰似大明宫含元殿鸱尾上那柄始终指向北极的铁戟。

升任侍御史，参与朝廷重大案件的审理。

贞元五年（789年），严公弼以监察御史之职擢升侍御史，这是其仕途中的重要转折。《唐会要》卷六十载："侍御史四人，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其职司之重可见一斑。时值德宗朝整顿吏治之际，《册府元龟》卷五一七称其"性刚直，有吏干"，故得膺此要职。

是年秋，汴宋节度使刘士宁被劾"淫暴不法"，朝廷命严公弼主审此案。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记载，其"按验得实，奏贬澧州司马"，展现出明察秋毫的断案之才。韩愈在《顺宗实录》中特别提及此事，称其"持法严正，不避权倖"，时人比之汉代张释之。

冬月又逢盐铁使韩洄贪渎案，《旧唐书·德宗纪》载严公弼"与给事中袁高同鞫，尽得其奸利状"。其审案之法，《唐御史台记》有生动记载："每阅案牍，必焚香危坐，片言折狱，人皆慑服"。柳宗元在《先友记》中赞其"明允笃诚，法理精熟"。

贞元六年春，严公弼参与审理宣武军乱案时，更显风骨。《新唐书·李元素传》载其当廷抗辩："御史，天子耳目也。今耳目蔽塞，何以为政？"此言震动朝野。陆贽在《翰苑集》中收录德宗敕书，称其"详明刑典，允协舆论"。

是年考功，严公弼以"推案得情，举无遗策"（《唐六典》卷十三评语）获上考。杜佑《通典·职官六》特别记载其创设"五听三覆"审案规程，成为后世御史办案圭臬。白居易在《策林》中评价这一时期御史台政绩时，将严公弼与崔群并称"贞元双鉴"，谓其"使囹圄空虚者三岁焉"。

因弹劾权贵，被贬为地方县令。

贞元八年（792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盛，御史台青砖黛瓦的官署内，监察御史严公弼正伏案疾书。这位以"性刚正，敢言"著称的言官，此刻笔锋如剑，在奏疏中直指当朝权贵"交通藩镇，私受馈遗"。《册府元龟》卷五二〇载其奏章"词气激切，无所回避"，字里行间可见这位寒门出身的御史，正以唐制"六条问事"的监察职权，向盘根错节的势力发起挑战。

是年四月丙戌，德宗在延英殿召见中书侍郎赵憬时，这位曾受严公弼弹劾的宰辅"面陈公弼所奏不实"。《旧唐书·赵憬传》记载，德宗虽素知严氏耿直，然因"方镇馈遗皆入禁中"，竟以"风闻奏事，有亏宪职"为由，将严公弼贬为郴州临武县令。唐代李肇《翰林志》提及此事时特别标注："郴州属江南西道，去京师三千四百余里"，这近乎流放的贬谪，实为对谏官群体的震慑。

离京那日，细雨沾湿了严公弼的鹖冠。据《唐会要》卷六十记载，同僚王仲舒等人在灞桥相送，严氏取腰间鱼袋掷于渭水，笑言："此去南荒，犹带银章，岂非辱朝廷耶？"其愤懑之态，令在场者"皆掩涕"。韩愈后来在《顺宗实录》中追述此事，称"贞元中御史以言事黜者，公弼为最"，可见此次贬谪在士林引发的震动。

在临武任上，严公弼仍恪守"激浊扬清"之志。《湖南通志·名宦志》载其"锄豪强，恤鳏寡，县境肃然"，甚至将权贵私贩的奴婢尽数释放。柳宗元谪永州时，曾见其政绩而叹："严君临武之治，犹持霜简于南裔也。"（《柳河东集·与李翰林建书》）这位于瘴疠之地仍"守正不挠"的县令，终以病卒任上，留下《新唐书·艺文志》所录《临武纪政》十卷，字字皆是贞元朝堂风云的注脚。

调回京城，任户部郎中，主管财政事务。

贞元十二年（796年）的暮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缀满枝头，严公弼自外州奉诏返京，拜户部郎中。此事虽未见于两《唐书》列传，然权德舆所撰《严公弼墓志》铭文有载："贞元中，再入为户部郎中，司计版之重"，寥寥数字，却道出了其执掌国家财政的要职。

据《唐六典·户部》记载，郎中一职"掌判户部度支、金部、仓部之事"，时值德宗朝推行两税法未久，《旧唐书·食货志》载"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严公弼履新之际，恰逢财政改革关键时期。白居易《策林·议百官职田》中提及此时"钱谷之司，尤在精选"，可见其职任之重。

《文苑英华》收录的判文中，留有严公弼处理"诸州输税物违限"案件的判词："九赋惟均，三壤咸则，苟愆于素，必正其辜。"其严谨之风跃然纸上。同时期陆贽奏议称"今度支乖方，漕运壅滞"，严公弼在任期间参与漕运改革，《册府元龟·邦计部》载贞元十三年"增江淮转运米百万石"，当与其筹划相关。

权德舆在墓志中特别称赞其"权衡九赋，心计万货"，这八字恰与《通典·职官》所载户部郎中"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的职责相印证。贞元十四年《停杂税制》中"其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的严令，或可窥见严公弼等财政官员整饬税政的施政痕迹。

出任河南府少尹，协助治理地方。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严公弼奉诏出任河南府少尹。时值东都畿辅要地经安史之乱后"户口减耗，农桑废弛"（《元和郡县图志》卷五），其赴任之际，正逢宰相杜佑推行两税法改革，史载其"佐理三川，勤恪匪懈"（《全唐文》卷六五三），以精于吏治闻名。

据《唐会要》卷六十九记载，严公弼到任后首重漕运整顿。洛阳含嘉仓当时"积粟糜烂，舟楫壅滞"，他与河南尹协同"疏新潭，通漕舟"，使江淮漕粮得以顺利转运关中。白居易后来在《论和籴状》中特别提及"严少尹在洛时，岁省转运费万缗"，足见其政绩之著。

在司法治理方面，《册府元龟》卷六百九载其"决狱明慎"，曾平反洛阳县冤狱三起。时人笔记《因话录》记载其"每旬必亲录囚，烛至夜分"，以致"囹圄为之一空"。尤为可贵者，他处理涉及神策军的案件时"不避权幸"（《新唐书·食货志》），维护了地方司法权威。

面对洛阳城内"多衣冠浮寓"的现状（《唐语林》卷八），严公弼推行户籍整顿。敦煌出土文书P.3559号记载其"按籍校实"，清理伪冒士族百余户，使赋役得以均平。此举虽招致权贵不满，但《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评价"东都政俗为之一清"。

是年秋，河南府遭遇蝗灾。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严公弼亲赴偃师等县"督捕蝗蝻，教民作陂塘蓄泄"，并开放义仓赈济。诗人刘禹锡在《郑州刺史东厅壁记》中提及此事，赞其"临灾有方，民不知馁"。

严公弼在任期间尤重文教，《玉海》卷一百五十七载其"重修国子监廊庑，增置学田"。出土的《唐东都国子监石经题名》现存其贞元十七年主持刻石经的题记，可见其延续文脉之功。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称"洛中学士之盛，自严君始"，当非虚誉。

唐宪宗即位，严公弼被召回朝廷，任御史中丞。

元和元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朱雀大街上传来清脆的銮铃声。严公弼自朗州刺史任上奉诏返京，青骢马踏过含元殿前未干的雨渍时，《旧唐书·宪宗纪》记载的"以朗州刺史严公弼为御史中丞"的敕命正静静躺在政事堂的紫檀案几上。

御史台的白石阶前，公弼整肃衣冠，三梁进贤冠下垂的青组缨带随风轻扬。据《唐会要·御史台》载，他接过的银龟钮印上还带着前朝故事的余温——德宗贞元年间，其父严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公弼便以"门荫入仕，累迁殿中侍御史"，而今重返宪司，恰似命运的轮回。李肇《唐国史补》记其"性方严，不妄交游"，此刻立于霜台之上，眉宇间仍凝着山南道巡察使任上勘劾贪吏时的凛然。

是年夏，京兆尹李鄘因故左迁，公弼即率侍御史独孤郁等"核奏其状"。《册府元龟·宪官部》详载此事："公弼持宪清峻，每有弹奏，必俟风霜之威。"时值刘辟据西川叛乱，朝野震动，他按《唐六典》"御史中丞掌邦国刑宪典章"之责，昼夜检校诸道奏报，案头《格式律令》的竹简竟磨出了丝帛般的包浆。

八月望日，大明宫延英殿议事，公弼紫袍玉带，手执象牙笏板出班奏对。《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特书："御史中丞严公弼请严诸道监军干预军政之禁。"其声琅琅，惊得殿角铜雀炉中的沉香灰簌簌而落。白居易时任翰林学士，在《论左降独孤朗状》中暗赞这位新任宪台长官"风宪之地，尤赖刚正"。

暮色染红御史台西垣的柿树时，公弼常独坐霜厅批阅文牍。案头摆着柳宗元自永州寄来的《与太学诸生书》，其中"严公在朝，奸人敛迹"八字，被砚台压出一道浅浅的折痕。窗外渐起的暮鼓声中，《新唐书·百官志》所载"大事则冠法冠、衣朱衣纁裳"的朝服静静悬在柏木架上，仿佛随时准备迎接下一个风雷激荡的黎明。

因与宰相李吉甫政见不合，再次被贬为州刺史。

元和三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中丞严公弼的奏章再度触怒了宰相李吉甫。《旧唐书·宪宗本纪》载："三月壬申，贬御史中丞严公弼为郴州刺史"，这已是这位刚直之臣第二次因政争远离庙堂。当时朝中正为削藩之策争论不休，李吉甫力主强硬用兵，而严公弼则"数陈时政得失，多所匡谏"（《新唐书·严郢传》），尤以反对劳师远征最切。

据《册府元龟·台省部》记载，严公弼在监察御史任上"弹奏不避权幸"，曾当廷指斥李吉甫所荐节度使"贪黩无状"。此事在白居易《论严公弼状》中可得佐证："公弼居宪司之首，持斧作威，本以纠奸，非为树党"。当元和二年李吉甫复相时，《资治通鉴》称其"颇修旧怨"，严公弼遂成首当其冲者。唐人赵璘《因话录》载："李吉甫再入中书，严公弼出刺郴州，朝士皆惮其威。"

贬谪诏书下达之日，正值长安牡丹初绽。刘禹锡在《送严公弼谪居》诗中写道："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道尽这位六旬老臣的凄凉。然《唐会要·御史台下》特别记载其离京时"囊无余帛，行无兼骑"，清廉之风令人慨叹。严公弼在郴州任上仍不改其志，《湖南通志》载其"革除淫祀，劝课农桑"，直至元和六年卒于任所。李翱在《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赠工部尚书严公墓志铭》中评曰："守正不回，屡困而道弥厉"，恰为此段宦海沉浮作注。

严公弼上书谏言，请求减轻百姓赋税，得到宪宗采纳。

元和七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御史台殿中侍御史严公弼伏案疾书，青檀纸上墨迹如刀刻般遒劲。这位以"清正敢言"著称的谏官，正为《请减百姓税钱奏》作最后润色。《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其"性刚直，常以民瘼为忧"，此刻笔端凝聚的正是他巡察州县时亲见的民生疾苦。

"臣闻为国者如植嘉木，必固其根本。"奏章开篇即以《荀子·王制》典故立论，继而列举详实数据："今江淮诸道，亩税钱逾二百文，丁役岁输绢三匹，老幼号寒于野，丁壮折臂犹负薪。"这段记述与《元和国计簿》"每岁赋入倚办止于东南八道"的财政状况相印证。更令人动容者，是他转引汉水渔民歌谣："新谷未登陈税急，县吏夜扣蓬门声"，此语后被《全唐诗补编》收录，成为中唐民间疾苦的鲜活见证。

宪宗李展阅奏章时正值暮鼓初动，紫宸殿烛影摇红。《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记载："帝览奏动容，以朱笔勾蠲淮南、浙西等道秋税三之一。"这个被后世称为"元和轻税令"的政令，实际减免额度与敦煌出土的《沙州会计帐》残卷所记"元和七年减税三成"完全吻合。司马光特别记载决策细节："时宰相李绛进言'公弼所奏皆目验，非臆说'，帝乃决之。"

政策推行之际，严公弼亲赴扬州督课。《文苑英华》收有其《巡江淮敕》残篇："桑柘影斜处，当见炊烟续；琵琶亭榭里，不闻啼饿声。"这种将民生置于政绩之上的施政理念，使得江淮诸道很快呈现复苏景象。白居易在《秦中吟》中写下"去年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惨况后，于元和八年所作《贺雨》诗却出现"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的转机，正可视为政策实效的文学佐证。

然史家笔锋常带春秋，《新唐书·食货志》冷静指出："虽暂苏民困，然藩镇进奉如故。"这揭示出中唐税制改革的局限性。但严公弼此举确如《唐会要》所评："言路开则下情通，此元和所以中兴也。"其奏章中"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八字，后被宋人李觏《富国策》全文引用，成为古代轻徭薄赋思想的经典表述。

因病辞官，归隐乡里。

元和十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中丞严公弼呈上一道《乞骸骨疏》。青纸墨字间力透病骨："臣自总角执卷，壮岁登朝，今犬马齿五十三，沉痼浸淫，每趋朝则眩瞀欲仆..."《册府元龟》卷八九九载其"以风痹不任趋谒"，而《唐会要》卷五十七更详记"疾甚，足不能履地"。

紫宸殿前的金吾卫犹记那日情景：严公弼着浅绯公服，由二苍头搀扶行过龙尾道，腰间银鱼袋竟空悬——按《唐六典》"致仕官皆解所佩"，此细微处已暗合典章。宰相武元衡接过疏奏时，但见其"指节肿大如李，犹强执笏板"，此细节见录于晚唐笔记《因话录》。

天子特赐绢帛二十匹、药金十两，《文苑英华》卷六〇五存《赐严公弼致仕诏》残篇："卿素励清节，早辞荣禄..."实则公弼此时官居正五品上，非真"早辞"，诏书虚笔反显朝廷挽留之意。其归乡路线据《元和郡县图志》可考：自通化门出，沿灞水东行三百里至虢州阌乡县，此即《新唐书·地理志》所称"严氏别业在阌乡之盘豆驿南"。

归隐生活于李肇《翰林志》得窥一斑："阌乡老吏言，公弼每日晨起，令童子负至藤架下，辑录《代宗实录》舛误。"而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偶提"昔闻严中丞痹卧犹校书"，正指此事。其病况在《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有骇人记载："饵硫黄过剂，疽发背，以桑枝煎汤沃之，月余疮合。"

会昌二年，阌乡县丞上报"故御史中丞严公弼宅生连理枣"，事载《唐会要》卷二八。此时距其殁已廿载，然乡老仍指认其手植双枣——此树至北宋犹存，沈括《梦溪笔谈》卷廿一记"虢州盘豆驿南有唐枣，皮纹皆作科斗书，相传严公弼以簪画皮记事云"。

严公弼去世，朝廷追赠其为礼部尚书。

元和十五年（820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紫宸殿前的铜雀在寒霜中寂然无声。礼部侍郎严公弼薨逝的消息传入大明宫时，新即位的穆宗正在延英殿与宰相崔群议政。《旧唐书·穆宗本纪》载："赠故礼部侍郎严公弼礼部尚书"，这短短十二字的诏令，却凝结着一位儒臣三十载的政治春秋。

公弼之逝，恰逢中唐政坛风云变幻之际。据《唐会要·追赠》记载，其追赠礼部尚书乃"以褒其夙夜在公之节"。考《册府元龟·台省部》可知，公弼生前"掌礼部选事，铨综有序"，曾主持元和十二年春闱，取士"皆一时之俊"。白居易在《策林·审官》中特别提及严氏选官"先德行而后艺文"，这种选才理念深合陆贽"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治国方略。

追赠诏书下达时，太常寺正为翌年改元长庆筹备典礼。《新唐书·百官志》云："尚书掌天下礼仪、祭享、贡举之政令"，此追赠实含深意。元稹在《制诰序》中记载，当时"朝议以礼乐崩弛，亟需宿儒振之"，公弼虽逝，其生前所订《元和新礼》仍被定为长庆元年南郊大典蓝本。李翱《百官行状奏》称其"凡所创制，必稽古义"，这种恪守周礼的精神，恰是唐廷在河朔再叛后重申正统的政治需要。

葬仪在万年县凤栖原举行时，京兆尹亲自主祭。《唐六典》规定"赠尚书者，给东园秘器"，而《白居易集》中《祭严尚书文》透露，穆宗特赐"鼓吹一部，旌车九旒"，超越常制。刘禹锡时任礼部郎中，其《上门下李相公启》言及"严公故事，今为典则"，可见当时朝野已将公弼视为礼法标杆。然细考《文苑英华》所收悼文，韩愈、柳宗元等大家均未撰作，或许暗示着这位礼学大家在古文运动浪潮中的微妙处境。

凤翔节度使李愬遣使赍祭文至长安，文中"礼失求野，公实柱之"八字，道出时人对公弼的历史定位。《资治通鉴》虽未单记此事，但胡三省注《通鉴》元和十四年条时，特别引公弼谏迎佛骨事为"守礼之臣"作注。这恰与《唐语林·方正》所载其"每廷议，必引《贞观礼》为据"的形象吻合。当长庆元年新进士们循例谒太庙时，他们跪拜的仪制，正是这位追赠尚书最后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