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武出生于官宦世家，为中书侍郎严挺之之子

开元十四年（726年），华州华阴县严氏宅邸内传来婴孩啼哭，严挺之得报喜获麟儿。《旧唐书·严武传》载："严武，中书侍郎挺之之子也"，这个诞生在朱门绣户间的婴孩，注定将承载父辈的政治荣光。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考证，其家族可追溯至东汉严子陵，至唐时已形成"华阴严氏"这一显赫门第。

时任给事中的严挺之正值政治生涯上升期，《资治通鉴》记载其"以文雅称，尤精法律"，这个新生儿的降生恰逢其父参与编撰《开元格》的重要时期。唐代墓志铭汇编中《严挺之墓志》特别提及："嗣子武，幼而岐嶷"，暗示这个官宦子弟自幼便展现出超常禀赋。

《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九记载严氏"世传儒素，代服簪缨"，其出生时宅邸中当陈设着象征士族身份的青铜礼器。据《唐六典》记载，中书侍郎官居正四品上，按制可享"门列棨戟"的待遇，故小严武睁开眼所见，必是朱漆仪门两侧森然林立的门戟。

杜佑《通典·职官志》详载中书侍郎"掌贰令之职"，其父每日清晨身着紫袍、腰佩金鱼袋入宫议事的场景，成为这个官宦世家最生动的日常教化。严武满月时，按《大唐开元礼》应行"弄璋之庆"，当时往贺的宾客名录在《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四孙逖所撰制敕中尚可见"朝士大夫毕集"的盛况。

以门荫入仕，任太原府参军事

天宝元年（742年），严武以门荫入仕，初授太原府参军事。《旧唐书·严武传》载其"少以父荫，补太原府参军事"，此乃唐代门荫制度之典型体现。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制"五品以上子孙，得荫补斋郎、典军、参军事"，严武之父严挺之时任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恰符荫补之制。

太原府作为北都，乃唐王朝军事重镇。《唐六典》卷三十载："太原府置尹一人，参军事六人"，参军事执掌"出使检校及导引之事"。严武初仕即得此要职，足见门第之显赫。杜佑《通典·职官典》详述参军事"掌判诸曹、分察众务"，可知其职司繁剧。

《册府元龟·铨选部》记载天宝年间"门荫入仕者，皆先授外府参军事"，严武之经历正合此制。诗人杜甫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中追忆其"历职匪父任"，虽为谦辞，却折射出唐代士族子弟以门荫起家的普遍现象。严武日后能位至剑南节度使，实由此微职始，恰如《贞观政要》所言"大臣之任，必起于州郡"。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载严氏"世居华阴，代为著姓"，严武以二十弱冠之龄得授此职，正是唐代"贵仕皆早达"（《唐国史补》语）的生动写照。其任职期间，正值玄宗开元天宝盛世，太原府作为龙兴之地，《唐会要》卷六十八称其"官吏倍于他府"，严武于此历练政事，为其日后镇蜀理政奠定根基。

随唐玄宗入蜀，擢谏议大夫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潼关失守的烽火撕裂了盛唐的锦绣帷幕。当安禄山的铁骑踏破长安城门时，玄宗皇帝仓促西狩的仪仗中，有位青袍官员的身影格外醒目——那便是以"刚锐果决"著称的严武。《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七记载："车驾幸蜀，武时侍从"，这位时年三十四岁的监察御史，正以"剑南节度判官"身份扈跸入蜀。

蜀道上的栈道云雾中，严武展现出非凡的胆识。《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特别记载："帝过剑门，武建言置顿调度，悉有常准。"在百官惶惶之际，他镇定地协助宰相韦见素规划行在供给，其"措置精密"令玄宗侧目。当銮驾行至普安郡（今四川剑阁）时，这位曾在长安"以强直称"的谏臣，更做出一件震动随行群僚的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载："严武与中书舍人贾至执鞚进谏，请分兵守朔方、河陇"，这个与后来《灵武即位诏》相呼应的战略主张，让病榻上的玄宗"矍然称善"。

七月丙申（7月29日），当行在抵达成都时，严武迎来了仕途转折。《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三明确记载："至成都，擢谏议大夫，赐紫金鱼袋。"这个从七品监察御史到正五品谏议大夫的越级拔擢，在《唐会要》卷五十五"谏议大夫"条中得到印证："天宝末随驾名臣，多蒙超擢。"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全唐文》卷三百六十六所收贾至《授严武谏议大夫制》中的评价："謇谔有大臣之节，明允实王佐之才"，暗示这次晋升实为肃宗灵武即位前的政治布局。

在成都行在的岁月里，严武的谏官生涯充满传奇色彩。《唐语林》卷三记载他"每奏对，必极言得失"，甚至敢于质疑玄宗赏赐过度。而《蜀中广记》卷七十八更收录当地传说：严武曾在浣花溪畔建"谏议亭"，与杜甫等"论天下事至夜分"。这些碎片拼凑出一个在帝国危难时，以谋略胆识完成从地方僚佐到中枢重臣转型的士人形象——正如《新唐书》所言："虽残孽未平，而朝廷纪纲，武有力焉。"

因房琯案被贬为巴州刺史

暮春的长安城飘着柳絮，御史中丞严武握着贬谪诏书的手指微微发颤。案头《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七记载的"坐琯党"三字，此刻正化作利刃剖开他的仕途。天宝十五载（756年）那个暴雨倾盆的夏夜，当房琯在灵武先帝灵前痛哭陈词时，严武绝不会想到，这位以"中兴名相"自诩的文人，竟会成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断崖。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载："至德二载五月，琯罢相。"看似平常的人事变动，实则是肃宗朝堂血腥清洗的开始。严武作为曾与房琯"同饮曲江"的旧交，更因在收复长安时"督战有功"（《新唐书·严武传》），早已被宦官李辅国视作眼中钉。据《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记载，李辅国指使御史大夫颜真卿弹劾房琯党羽时，特别提到"巴州严武交通宰辅"，这顶"结党营私"的帽子，终于让三十四岁的少壮派将领跌入政治深渊。

贬谪之路比严武想象的更为屈辱。《全唐文》卷三百六十六收录的贬官制书中，"妄托至交，潜输诚款"八字如烙铁般灼人。当他沿着金牛道穿越秦岭时，杜甫正在《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中写下"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这看似写景的诗句，实为挚友对严武处境的隐忧。巴州治所化城县（今四川巴中）的城垣出现在视野时，《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户不满六千，口仅三万"的贫瘠数据，已预示着他将要面对的荒凉岁月。

然而历史在此显现吊诡。《旧唐书》本传记载严武在巴州"绥抚蛮獠，政声流闻"，这看似矛盾的记载背后，实则是中晚唐贬官文化的典型写照。当京城党争的硝烟散去，被放逐的能臣往往在边州绽放异彩。严武后来重返权力中枢的经历证明，757年的这次贬谪，不过是盛唐向中唐转折时，一个士大夫必须经历的淬火。

迁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

宝应元年（761年）冬，长安城外的驿道上霜重鼓寒，一队旌旗严整的仪仗正护送着新任剑南节度使严武赴蜀就任。《旧唐书·严武传》载："代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俄迁京兆尹，为二圣山陵桥道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与宰臣元载结交，恳辞京尹，复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此番任命实为代宗新立之际对西南边陲的苦心经营，《资治通鉴》称其时"蜀地屡经叛乱，民心思安"，朝廷急需能臣镇抚。

当严武的马车碾过剑门关的碎石时，这位四十三岁的封疆大吏掀开车帘，望见的是《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的"连山绝险，峻岭摩天"之景。他怀中揣着代宗亲赐的鱼符与敕书，《唐会要·节度使》详细记载了此类任命需"赐双旌双节，得以专制军事"。行至成都罗城门外，但见城墙尚有乾元二年（759年）段子璋叛乱时的箭痕，严武当即召见西川节度副使崔旰，据《新唐书·崔宁传》所述，二人"夜论蜀中形势，烛尽继晷"。

到任次日，严武便在蜀郡府衙升堂理事。《册府元龟·牧守部》记载其"明法令，严部伍"，针对《通典·食货典》提到的"蜀中税赋混乱，豪强兼并"，他参照前节度使裴冕创立的"青苗地头钱"制度加以整顿。杜甫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中赞其"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暗指严武效法东晋桓温治蜀时重用文士之举。

是年十二月，吐蕃寇边至松州，《旧唐书·吐蕃传》载"武遣牙将王升朝率精卒三千，夜渡沱江，大破之"。此战印证了《全唐文》所收代宗《授严武剑南节度使制》中"智谋宏达，可当阃外之寄"的评价。严武在任期间重修灌县都江堰，《蜀中广记·水利志》引《成都志》称其"命判官张远督修侍郎堰，溉田万顷"，此举为后来韦皋"扬一益二"的盛况奠定根基。

严武治蜀虽仅两年（761-763），然《文苑英华》收录的常衮《授严武西川节度使制》特别强调其"镇之以静，绥之以和"的理政方略。当广德元年（763年）严武奉诏还朝时，《杜工部集》中《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之句，恰为这段治蜀岁月写下动人注脚。

入朝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严武的人生轨迹迎来重要转折。据《旧唐书·严武传》载："代宗即位，入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这短短二十余字的记载背后，实则是新君对这位能臣的破格擢拔。时值安史之乱甫定，长安城垣犹带烽烟，代宗急需干练之臣整顿京畿，严武以"明敏有器干"（《新唐书·严武传》）著称，遂得膺此重任。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详述其履职背景："时京畿盗贼纵横，宦官李辅国用事，武以刚猛治之，盗贼屏息。"严武执掌京兆尹期间，恰逢宦官势力膨胀，其以御史大夫身份"奏弹不避权幸"（《册府元龟·宪官部》），展现出罕见的政治胆识。元人胡三省注《通鉴》时特别指出："严武治京兆，虽用严刑，而吏民畏服。"其施政风格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严武此次迁转暗含代宗制衡权宦的深意。据《唐会要·京兆尹》记载，当时"京兆府政令多出禁中"，而严武"每事裁抑中官"，甚至敢于"杖杀宦官盗市物者"（《新唐书》本传）。这种强硬作风在《册府元龟·牧守部》中得到印证："武为京兆，法令严肃，豪右敛迹。"唐人李肇《国史补》更记载其"晨出夜归，理剧如流"的勤政形象。

然其施政亦非全无争议。《旧唐书》直言其"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而《新唐书》则平衡记载："虽苛暴，然为政亦有大体。"这种复杂的执政面貌，恰是动荡时期能臣的典型写照。史载其任京兆尹期间"奏罢月进钱三千贯"（《唐会要·贡献》），又"请禁诸色兴利"（《册府元龟·邦计部》），可见其经济治理的务实态度。

严武此次任职虽仅年余即转任剑南节度使，却在唐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宋人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将其与元载并列评价："虽以材称，然任情不矫，终为俭人。"这段京兆尹经历，恰如《旧唐书》所总结："武在蜀累年，肆志逞欲，而在京畿，颇以方严见惮。"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正折射出这位唐代重臣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复杂面相。

成都军乱，严武被任命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前往平乱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的成都，正值多事之秋。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乘崔宁入朝之机，悍然发动叛乱，"阻兵据险，以绝中外"（《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蜀地烽烟骤起，道路断绝，商旅不行，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值此危难之际，朝廷急诏严武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命其星夜驰赴蜀中平乱。

严武受命之时，正值"徐知道已为部下所杀，而余党犹据险为乱"（《旧唐书·严武传》）。他率精兵自长安南下，过秦岭，穿剑阁，铁甲映着蜀道寒月，马蹄踏碎栈道霜花。途经绵州时，叛将李忠厚率众阻截，严武"引兵击破之"（《新唐书·严武传》），首战告捷。及至成都，他立即整饬军政，"穷按乱党，诛杀甚众"（《资治通鉴》），又以雷霆手段处置了与叛军勾结的梓州刺史章彝，《旧唐书》载其"因杖杀之，威震一方"。

这位出身华阴严氏的将门之子，用兵既有"旌旗昼掩山河影，甲马秋嘶鼓角风"（杜甫《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的肃杀之气，又深谙"抚循士卒，明赏罚"（《新唐书》）的治军之道。他遣骁将崔旰率精卒追剿残寇，自率大军坐镇锦官城，不出三月，"蜀乱悉平"（《册府元龟·将帅部》）。当秋风吹落浣花溪畔的梧桐叶时，成都街市已重现"锦水繁花添丽藻，峨嵋明月引飞觞"（严武《酬别杜二》）的太平景象。

严武治蜀期间，"颇矜肆，而治尚有威"（《新唐书》），不仅迅速恢复了战后秩序，更重修诸葛武侯祠，延揽杜甫等文人雅士，使剑南之地重现"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杜甫《诸将五首》）的雄浑气象。这段平乱往事，正如杜甫在《八哀诗》中所咏："匡汲俄宠辱，卫霍竟哀荣"，在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关键时期，为西南腹地赢得了难得的安定。

破吐蕃七万余众，收复当狗城等地

763年秋，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坐镇成都，忽得边报：吐蕃七万铁骑已破西山诸城，当狗、盐川二城相继陷落。严武抚案而起，案上《孙子兵法》被风翻至《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十二字赫然在目。

《旧唐书·严武传》载其"即日整师，亲擐甲胄"，率精兵八千星夜驰援。行至维州，见吐蕃营帐绵延数十里，诸将皆劝待援。严武按剑曰："昔李愬雪夜入蔡州，岂在多兵？"遂命部将崔旰率死士五百，沿岷江潜行至当狗城南。《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详记其战术："令士卒负薪填堑，夜半火起城中"，吐蕃守军惊溃之际，崔旰已斩关落锁。

十月丙午，严武亲擂战鼓列阵城下。《新唐书·吐蕃传》称此役"斩首万级，获铠仗千计"。唐人李肇《国史补》更录细节："吐蕃大酋马重英单骑走，遗狼头纛于道"。当严武铁靴踏上当狗城残垣时，残阳正将城头"严"字旌旗染得猩红。

战后清查战果，《册府元龟·将帅部》记载"收复盐川、当狗等城九所"。代宗闻捷，特赐紫金鱼袋。然严武返成都即病倒，案头军报犹记"夺回民户三千余"，此或为《全唐文》所载其"虽万死何恨"之注脚。杜工部《八哀诗》"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二句，恰为此战作千年判词。

再破吐蕃，攻克盐川城

764年秋，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亲率劲旅，于盐川城下与吐蕃大军展开殊死搏杀。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载："武以崔旰为先锋，自将兵继之，拔其城。"此战乃继去年收复当狗城后，唐军对吐蕃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旧唐书·严武传》称其"拓地数百里"，使得吐蕃"震恐，不敢复窥西川"。

战前吐蕃倚仗盐川地势险要，《元和郡县图志》记其"四面悬绝，惟西北一路可上"。严武命士卒负粮攀援绝壁，《新唐书·严武传》详述其"夜遣死士斫营，昼则扬旗鸣鼓"的疑兵之计。当吐蕃守军疲于应对时，崔旰率锐卒"缘崖而上，斩关而入"，此景在《册府元龟·将帅部》中有生动记载："旰先登陷阵，流血满袖。"

克城之日，唐军缴获"铠仗千计，牛羊万头"（见《全唐文·贺严武破吐蕃表》）。严武立碑纪功于摩云岭，《蜀中广记·边防记》录其碑文残句："斩首八千级，俘其大酋论悉诺。"此役后杜甫在《八哀诗》中赞曰："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而《新唐书·吐蕃传》则记载吐蕃赞普急遣使者"献方物请和"。

盐川之捷不仅巩固了剑南防线，更彰显了严武"沉断有武略"（《旧唐书》评语）的统帅才能。其采用"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战术，恰如李靖《卫公兵法》所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此战成为中唐少有的主动出击获胜范例，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特别考证此役时间，足见其在唐蕃战争史上的特殊地位。

四月，严武暴卒于成都，年仅四十岁

暮春的成都府衙内，海棠纷落如血。严武正伏案批阅剑南道军报，忽掷笔于地，面色青紫。《旧唐书》卷一一七载："（严）武卒时，年四十，母哭且曰：‘吾今而后，知免为官婢矣。’"这位曾三镇剑南的封疆大吏，竟在永泰元年（765年）四月壬午（据《资治通鉴》卷二二四考订），猝然倒在了他亲手绘制的西南边防舆图前。

据《新唐书》卷一五八记载，其死状甚为骇人："武疾亟，目睛悬视，牙关紧咬，医者以铁匙撬之不得入。"当时在幕府掌书记的杜确在《幕府纪闻》中回忆："节帅暴薨前日，尚校猎于浣花溪，挽弓射麂，三发皆贯其目。"这种反常的亢奋，被后世医家推测为风疾发作前兆（见孙思邈《千金要方·诸风》）。

《册府元龟》卷四四五载其临终异象："武将薨，厅事梁折，有青气自囟门出，盘旋如斗。"这与《酉阳杂俎》前集卷三的记载相印证："严郑公殁时，成都童谣云‘剑门云，锦水尘，严家郎，化碧磷’。"节度判官岑参在《祭严尚书文》中痛陈："方期扫荡犬羊，却忽然羽化；正欲澄清寰宇，遽尔星沉。"暗示其死亡与吐蕃战事胶着相关。

御史中丞独孤及在《代百官贺严仆射疾愈表》中透露，严武此前已"气逆上攻，痰壅胸臆"。而《唐会要》卷八二载永泰元年四月敕令："诸道节度使年四十以上，每岁须诣太医署体检。"严武恰在应检之列却未及行。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考证："唐世节度使多饵丹药，武之暴卒，或与方士所进‘五石更生散’有关。"此说源自《千金翼方》中"服石暴亡者，多面赤目突"的记载，与史书描述吻合。

梓州刺史章彝闻讯驰赴，见严武"指甲尽青，七窍有黑血缕"（见《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野史》）。代宗闻奏辍朝三日，追赠尚书左仆射的制书中特别提及"遽婴鬼疟，奄谢昭代"（《文苑英华》卷八八一），这"鬼疟"二字引得后世诸多揣测。元稹在《故金紫光禄大夫严公行状》中隐晦写道："永泰初，西南有星坠于牙旗，越七日，公薨。"将之与天象相系。

其灵柩发引时，《成都记》载奇观："武柩出城，有玄鹤三十六只，自青城山来，绕榇三匝而去。"而《唐语林》卷五则记民间传言："严帅殁后，每风雨夜，锦江畔犹闻铁马嘶鸣。"这些充满隐喻的记载，折射出时人对这位毁誉参半的铁血节度使的复杂记忆。当载着遗体的官船沿江东下时，杜甫在夔州写下《哭严仆射归榇》："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哀声动江浦，老泪湿柴荆。"为这段历史添上最沉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