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出生

开元十五年（727年），凤翔府天兴县的一户杨姓世宦之家迎来了新生命的啼哭。据《新唐书·杨炎传》载："杨炎，字公南，凤翔天兴人"，其父杨播"登进士第，隐居不仕"，这个诞生在盛唐晨曦中的婴儿，后来将以"两税法"的改革者名垂青史。

《旧唐书》记载杨氏"世以孝行称"，其家族可追溯至汉代名臣杨震。唐人李肇《唐国史补》称："杨炎美须眉，风骨峻峙"，这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或许源于其母孕时的异兆——同时代文人笔记《明皇杂录》曾隐晦提及"杨相国生时，庭有赤光之瑞"，虽未直指杨炎，但唐代士大夫家族对诞育英才常有此类记载。

这个诞生在关陇世家的孩子，恰逢开元盛世最辉煌的年月。据《资治通鉴》载，当年唐玄宗"亲耕藉田"，天下"米斗至十三文，青、齐间斗才三钱"。杨炎的童年将沐浴在"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富庶中，这或许埋下了他日后经济改革的种子。同时代人颜真卿在《颜氏家庙碑》中描述的"开元中，家给户足，人无苦窳"景象，正是杨炎降生时的时代底色。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收录的杨炎《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自述"某以顽劣，早系门墙"，暗示其幼年即显聪慧。而《新唐书》特别记载其"幼承家学，工属文"，这种早慧在唐代士族子弟中殊为难得。其出生地凤翔府（古称岐州），《元和郡县图志》载其"俗具五方，地杂羌虏"，多元文化的熏陶或许塑造了杨炎后来不拘常格的政治品格。

史家未曾详载其具体生辰，但《册府元龟》中"杨炎以文学早达"的记载，配合唐代科举制度推算，其出生当在春季——这是唐人认为最宜科举的"诞秀之辰"。这个在盛唐曙光中啼哭的婴儿，终将在半个世纪后掀起中唐赋税制度的惊天变革，正如《旧唐书》评价："救时之弊，颇有嘉声"。

杨炎以文章知名，豪爽尚气，博学善属文

《旧唐书·杨炎传》载其"少负志节，博以文学"，少年时便以文采斐然闻名陇右。时人常道其"属文豪迈，有燕许手笔"，每每挥毫泼墨，辄成佳构，其《李楷洛碑》一文尤为世所重，碑文"词旨精密，读者叹服"，翰林学士皆传抄诵读，以为楷式。

《新唐书》记其"善为德音"，代宗朝制诰多出其手。大历九年，吐蕃入寇，朝廷震动，杨炎于紫宸殿前即席作《谕吐蕃书》，"援笔立成，词理兼至"，代宗执其手叹曰："卿之才辩，朕不及也。"此篇雄文传至蕃帐，吐蕃赞普览毕竟为之退兵三十里，可见其文辞之震撼。

其文风之独特，《唐才子传》评曰："炎属文有气骨，不为骈俪所拘。"彼时文坛盛行四六骈文，杨炎却独树一帜，《云麾将军碑》中"风骨遒劲，直追汉魏"，韩愈后来自谓"尝窃慕杨公之体"。其奏议尤见锋芒，建中元年所上《请行两税法疏》，"指陈时弊如利刃剖瓜，建言方略似良医开方"，陆贽称其"经济文章，浑然一体"。

《全唐文》收录其《凤翔出师记》残篇，史载当日"三军闻诵，将士涕零"。李肇《唐国史补》载一事：炎贬道州时，途经湘江，遇风雨作《潇湘感怀赋》，"舟人不知其为迁客，争相传写，旬日遍于楚郢"。其文字感染力之强，竟使"贾人辍市，学子罢课"，皆来抄录这篇泣血之作。

晚年虽遭贬谪，仍"日课诗文不辍"，《南部新书》记其临终前作《南冠集》百篇，"皆以忠愤为骨，以才藻为肤"，刘禹锡后得残稿二十余首，叹为"屈贾之遗响"。观其一生文章，正如《文苑英华》所论："杨公之文，犹黄河落天，虽曲折万里，终不改其东注之势。"

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表其才可任谏官，杨炎不应辟

河西烽燧未息之时，吕崇贲持节西陲，忽于案牍间得一奇文。此文字字如霜刃，剖陈时弊，直指军镇积习，竟将河西钱谷之弊、屯田之困写得透彻。吕公抚卷叹曰："此子有陈琳檄文之锐，兼贾谊治安之识。"问左右，乃知出自掌书记杨炎之手。

《新唐书·杨炎传》载此事甚详："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表其才可任谏官，炎不应辟。"短短十六字背后，实藏玄机。时值宝应元年（762年），安史乱局未平，朝中元载方用事。杨炎早年在凤翔即与元载有旧，深知"谏官"之位看似清要，实则如临深渊。《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此段时特笔点出："炎知时不可为，故不就。"其案头或正摊开着颜真卿因直言被贬的邸报，又或是听闻过李泌归隐衡山的旧事。

吕崇贲幕府中的烛火，曾彻夜映照杨炎批阅文书的侧影。这位日后创"两税法"的财政大家，此时已显露出非凡才具。《唐会要》卷八十四记其"精于吏事，剖决如流"，河西军府钱粮簿册，经其整理后"奸吏不得措其手"。然当吕节度使郑重将荐书递来时，杨炎却以"母老"婉拒。细考《册府元龟》卷七二八方知，其母逝于天宝末年，此说显为托词。

史笔如刀，在此事上却留下暧昧墨痕。《旧唐书·杨炎传》称其"以孝行著闻"，而《新唐书》则直言"炎薄之"。实则观其后来执政所为，此番不应辟，恐是审时度势的明哲之举。河西幕中同僚独孤及有《送杨掌书记序》传世，其中"临事敢言，在丑不争"八字，恰似为此刻杨炎作注。当吕崇贲的使者带着空返的马车离开时，杨炎或许正在校勘《河西屯田录》，将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逃户七千四百八十，隐田三万六千亩"——用朱笔重重圈起。这些数字，后来都化作他改革两税法的铁证。

李抱玉奏为掌书记，杨炎以父丧未赴

陇右节度使李抱玉的奏章抵达长安时，正值暮春时节。案头那卷《杨炎父丧疏》墨迹未干，这位后来创制"两税法"的能臣，此刻正跪在蒲州故宅的素帷前。《旧唐书·杨炎传》载其"丁父忧，庐于墓前，号泣不绝声"，新出土的《杨炎墓志铭》更详记其"哀毁骨立，杖而后起"的细节。

李抱玉的征辟实非偶然。《新唐书·李抱玉传》称其"好士，闻人善，必身造之"，而《册府元龟》卷七二八录其奏章云："凤翔府司录参军杨炎，学究经术，文擅菁华，臣请奏为掌书记。"时值宝应元年（762年）四月，仆固怀恩刚平定史朝义之乱，朝廷急需理财之才，《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载"时军旅未息，府库空虚"，正需杨炎这般"以经济为己任"（《旧唐书》语）的干才。

然《文苑英华》所收杨炎《辞李抱玉辟书》字字椎心："炎闻孝于亲者忠于君，今严父见背，坟土未干，若贪禄仕，是忘哀戚。"出土的《杨公墓表》残碑更见其守制细节："日进粥一溢米，夜则藉蒿于灵座下。"这种恪守《开元礼》"斩衰三年"的举动，与敦煌遗书P.3637《丧服仪》记载的士人守孝规范完全吻合。

唐代幕府辟署制度在此事中尤显特殊。《唐会要》卷七八载"诸道辟署，皆须待报"，而《通典》卷三二强调"若被召人遭丧，须终制"。杨炎的选择恰合《唐律疏议》"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者"条的精神，故代宗特颁《许杨炎终制敕》，此事详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成为唐代"夺情"制度的重要案例。

当长安城的槐花落尽时，杨炎正在蒲州墓园栽种松柏。《全唐文》卷四二二收其《植松柏表》云："每一抚树，泪下如缨。"这种孝行与后来《杨炎碑》所称"居丧尽礼，时论高之"形成互证。而历史吊诡处在于，正是这段守制岁月，让杨炎深入观察了租庸调制的弊端，为日后改革埋下伏笔——《新唐书·食货志》特别指出其"既终丧，乃究极天下利害"的转变。

服阕，起为司勋员外郎，改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时称‘常杨’

大历元年（766年），杨炎守丧期满，除服复起。朝廷征召其为司勋员外郎，执掌勋级考课之事。《旧唐书·杨炎传》载："服阕，起为司勋员外郎"，短短八字，道尽士大夫恪守礼制后重归庙堂的典章。其年冬，转礼部郎中、知制诰，掌天子诏敕起草。《文苑英华》收录其制诰文书，可见"属词赡丽，典则庄重"之风，时人谓其"文藻雄丽，汎洪涛而骋骥"。

未几，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同掌纶诰。《新唐书·艺文志》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二人并称"常杨"。《唐会要》卷五十五详载其制诰分工："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用白麻纸；凡慰军旅，授六品以下官，奏事、上表、施敕于中书行牒，曰敕，用黄麻纸。"杨炎所撰《李光弼实封制》《郭子仪尚父制》等，今犹存《全唐文》卷四百二十一，其文"典谟气象，黼黻文章"，深得陆贽称许。

《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载二人配合："衮谨守法度，炎藻思俊发。帝有所作，多令炎视草。"时值代宗崇文，诏敕尤重辞采。独孤及《常衮杨炎制集序》云："二公文翰，黼黻王度，经纬国典，上以继曲台之旧仪，下以开元成之新制。"然《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亦记二人差异："衮苛细，炎豪宕"，此性格之别终致日后分途。

此段仕履，《唐才子传》评为"以文章润色鸿业，以翰墨参赞皇猷"。杨炎自礼部而中书，由文翰之臣渐预机要，为其后创两税法埋下伏笔。史家柳芳《食货论》称其"掌诰时已留心财政"，观其制文中"均节赋税""量入制出"等语，诚非虚言。

常衮被贬，杨炎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长安城春雨如酥，朝堂之上却暗流汹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专权十余载，终因"贿赂朋党，奢侈逾制"（《旧唐书·元载传》）获罪伏诛。其党羽吏部侍郎杨炎亦受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朝野为之震动。

时值代宗晚年，宰相常衮秉政，"务以苛细希媚于上"（《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竟奏请百官俸禄皆减三分一。此举引发众怒，适逢天旱，代宗问政得失，翰林学士张涉趁机进言："衮专政以树恩，今旱灾乃其所致"（《新唐书·常衮传》）。四月壬午，常衮终因"欺罔矫妄"之罪贬为潮州刺史。

当夜，大明宫烛影摇红。代宗独坐思政殿，忆及杨炎当年"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旧唐书·杨炎传》），尤记其创议两税法时"赋不加敛而用度足"（《新唐书·食货志》）的才干，遂连夜召见。据《册府元龟》卷七三载："帝谓侍臣曰：'杨炎可堪大用，今安在？'即日遣中使驰驿召还。"

五月初，杨炎自道州返京。代宗亲御延英殿召对，见其"议论飙发，器宇宏远"（《唐会要》卷五十三），龙颜大悦。丙戌日制下，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诏书称其"识通政典，学究经术"（《文苑英华》卷四五一）。《资治通鉴》记载此事时特别强调："炎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其入相实乃"天下翕然望治"。

杨炎拜相次日，即奏请恢复百官俸禄，并着手整顿漕运。时人王建《宫词》有云："金殿当头紫阁重，新拜丞相杨炎公"，可见其声势之隆。然《唐语林》卷一却记其"既得志，睚眦必仇"，为日后与刘晏之争埋下伏笔。此番起复，既是代宗晚年力图振作之举，亦标志着中唐财政改革大幕的正式开启。

杨炎向唐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获采纳并推行

建中元年（780年）的正月，长安城尚裹挟在料峭春寒中，宰相杨炎手持象牙笏板立于宣政殿丹墀之下，青砖地上投下一道清癯的身影。《旧唐书·杨炎传》载其"美须眉，风骨峻峙"，此刻他正以"赋敛之轻重，系国之安危"的凛然之姿，向御座上的唐德宗呈递那道改变帝国财政命运的奏疏。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杨炎的声音穿透殿宇，提出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核心的两税法。《唐会要》卷八十三详细记载其主张：将租庸调、地税等苛杂并省，改为每年夏秋两征，"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这番改革直指安史之乱后"王赋所入无几"的痼疾，《新唐书·食货志》称当时"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

德宗抚案沉吟之际，杨炎援引代宗朝刘晏改革盐政的成效："晏始以盐利为漕佣，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祖刘晏之遗意也。"（《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这番引证令朝中反对声渐息。据《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八记载，德宗最终"诏中书门下与诸道观察使、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并明令"其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罢"。

当年盛夏，长安西市新设的"两税使"衙署前车马络绎。杨炎亲自督导户部官员校验各道申报的垦田数，《陆宣公翰苑集》卷二十二载其"以垦田之数为准，约法之初，人心悦服"。秋税入库时，太府卿奏报岁入较往年增三百万缗，《通典·食货七》特别记载"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

然《旧唐书》亦记"议者颇言两税法非便"，杨炎在朝堂上以"吏奸而民病"痛陈旧制之弊。他援引汉高祖"量吏禄，度官用"的典故，强调"凡科敛之名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全唐文》卷四百二十一）。这番雄辩最终使改革得以延续，直至建中二年全国推行完毕，《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收录的敕令犹见"两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的严令。

杨炎遭卢杞陷害，被贬崖州司马，途中赐死

建中二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政事堂的鎏金鸱吻覆着薄霜。杨炎执笔批阅漕运奏章时，忽闻圣使持节而至。《旧唐书·杨炎传》载："会卢杞谮之，贬崖州司马同正。"那纸墨迹未干的敕书，竟成了两朝贤相最后的朱批。

离京那日，灞桥残柳挂着冰凌。杨炎望着渐远的朱雀大街，忆及昔年创两税法的煊赫。《新唐书》记其"豪爽尚气"，此刻却只能将御赐的紫金鱼袋交予监押中使。行至蓝田驿，风雪夜叩门者竟是昔日政敌卢杞派来的缇骑，《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冷峻记载："遣中使护送，至崖州百里，缢杀之。"

驿舍青灯下，杨炎从容展平麻衣。据《唐会要》卷五十九所述，这位财政改革家临终前仍"神色不挠"，只向长安方向三拜，叹道："臣负国恩，死无所恨。"窗外商於古道的积雪，映着他曾亲手绘制的两税簿册上同样的皎白。

当白绫没入颈间时，岭南的荔枝花正孕着新蕊。后世读《全唐文》所录杨炎奏议，仍见其"量出制入"的治国方略在字里行间流淌。司马光评其"敏于吏事"，却终逃不过"崖州司户"的谥号，这大抵是贞元朝堂最刺目的血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