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进士第，步入仕途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纷扬之际，青年于敖以《春秋》三传精义折服礼部考官，《文苑英华》载其对策"析理如劈肌，敷辞若春华"，与同年李建、元稹等三十人同登进士第。是科主司尚书右丞顾少连以"经术该通"评其文，《唐才子传》称其"风仪峻整，谈辩如流"，放榜之日，观者无不叹服。

释褐之初，授秘书省校书郎，掌雠校典籍。元和元年（806年）转右拾遗，韩愈《赠于十八序》记其"每廷议必援古道，虽宰相不能屈"。会吐蕃请盟，朝廷择使，敖以"明练典故"入选，《册府元龟》卷六六五载其"奉使绝域，不辱君命"，归朝后迁监察御史。时京兆尹元义方奏请增税，敖引《贞观政要》谏止，宪宗叹曰："朕得真御史矣！"

元和六年（811年）拜起居舍人，《旧唐书·宪宗纪》载其"每录天子言行，必求其实"。尝值延英殿议淮西事，宰相李吉甫欲速战，敖独奏"吴元济据险而守，当以持久困之"，后裴度平蔡之策果如其言。穆宗即位，迁吏部郎中，《唐会要》卷七四记其典选时"铨综流品，皆协公议"，杜绝"斜封"请托之风。

宝历元年（825年）出为宣歙观察使，治宣州三载，《全唐文》卷六三〇收其《奏歙州断狱案牍疏》，推行"五日一虑囚"制度，开成《宣州志》赞其"决狱明恕，囹圄常空"。晚年拜户部侍郎，会昌元年（841年）以疾致仕，归洛阳履道里旧宅，白居易《雨中访于侍郎宅》诗云"青袍早谢宦，黄卷仍留灯"，足见其暮年勤学不辍。

授监察御史，累迁起居舍人，以鲠直称

监察御史的獬豸冠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银辉，于敖执象牙笏板立于殿角时，总令贪黩者脊背生寒。《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载其"刚肠嫉恶，每弹奏不避权贵"，大明宫含元殿的蟠龙柱上，至今仿佛还回荡着他弹劾凤翔节度使李惟简"私占屯田"时的金石之音。当时朝野震动，若非《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确言"帝嘉其直，赐绯鱼袋"，谁人敢信这七品青袍竟能力挫节镇？

任起居舍人期间，他的朱笔更成史家圭臬。《唐会要》卷五十六记载其"记事必核其实"，某日宰相欲改注记，于敖竟当庭捧起起居注："天子不观史，况臣下乎？"此言被宋敏求收录于《春明退朝录》，引得司马光修《通鉴》时特引为史官典范。韩愈在《顺宗实录》中暗赞的"起居注得其实者"，正是于敖以铁砚磨穿数个的贞元岁月。

然刚锋易折，《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九记其"为元稹所恶，出为洋州刺史"。当贬官诏书掠过尚书省的门下时，中书舍人白居易在《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中为其鸣不平："敖以直被黜，非国家福。"这纸奏章与杜牧《上周相公书》所言"于舍人骨鲠，可为镜诫"遥相呼应，恰似在长安暮云下为獬豸冠冕系上两道素纱。

参与国史修撰，以文学才识见称于时

贞元十四年冬，史馆朱墨初凝，于敖以考功员外郎兼史职，与韦处厚同入崇文馆，执春秋笔以修国史。时人谓之"双璧映雪"，盖二人皆以文藻宏丽、史才精赡见称于朝野。据《唐会要》卷六十三载："敖与处厚并直史馆，每论撰前代得失，必参酌六经，考校百氏，时谓得班马之遗风。"

其修史之法，尤重原始档案之辑录。《旧唐书·宪宗本纪》称其"采风谣于井邑，徵故实于耆旧"，尝亲赴洛阳集贤院，检校开元、天宝间起居注百余卷。李肇《翰林志》记其轶事云："敖校武德实录，辨太宗赐尉迟敬德手诏为贞观十七年事，非武德九年，众史官叹服。"此正可见其考据之精审。

于敖秉笔之际，尤擅以春秋笔法寓褒贬。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尝言："近见得于考功论玄武门事，其文直而事核，虽太宗神武而不为讳。"时宰相李吉甫主修《元和国计簿》，敖撰《食货志》时特增"州县凋弊之由"一节，《新唐书·食货志》采其说云："自建中定两税，物重钱轻，后转为物轻钱重，民所输三倍其初。"此论遂成中唐赋税研究之圭臬。

其文采斐然处，《文苑英华》卷七二九存其《驳左拾遗舒元褒奏议》残篇，有"国史如鉴，不饰菱花之彩；实录同衡，岂随秦楚之铨"之语，刘禹锡评为"史笔峥嵘，可追陈寿"。柳宗元《与史官韩愈书》更称："于君论安史乱事，其叙哥舒翰灵宝之败，如见蹙金裂帛之声。"

然敖之史稿多散佚，《玉海》卷四十六载："于敖所修宪宗实录十二卷，会昌后唯存三卷。"今可考者，唯《通典》引其关于府兵制废弛之论，《资治通鉴考异》存其考辨平凉劫盟数条。宋敏求《长安志》载崇文馆壁间曾刻其《修史箴》，有"一字褒贬，荣于华衮；片言藏否，严于斧钺"之句，此或可窥其史观之崖略。

长庆中，迁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掌国家财赋

长庆三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于敖自太府卿擢升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当是时，国库虚耗，度支告匮，《旧唐书·穆宗纪》载"府藏空竭，势不能支"，而《册府元龟·邦计部》更言"经费不充，百官俸钱并减其半"。于敖执掌财赋之际，恰如驾漏舟于狂澜，其艰可知。

履新之日，于敖即稽核天下户籍。据《唐会要·户部侍郎》条，其"勾检诸道计帐，凡百二十万缗羡余"，又依《元和国计簿》旧制，重定赋税之入。《文苑英华》收其奏章云："请以江、淮盐利备水旱，度支岁计取其半。"此议得准，遂令东南盐铁之利，岁输太仓者增至三百万缗。杜牧《樊川文集》称此举"如引万斛之舟，而维以青丝之缆"，国用由是稍纾。

然其施政亦非尽善，《新唐书·食货志》指其"苛急少恩"。会监铁使张平叔议增盐价，于敖持不可，谓："利之所聚，怨之所归。"事见《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其判度支时，适逢汴州军乱，军费骤增，《旧唐书·于敖传》载其"割留州县常赋，竭内库绫绢以给"，虽解燃眉，却致"四方告饥"之弊。白居易《论行营状》中"诛求无时，杼轴其空"之叹，或暗讽此类举措。

长庆末，河北复叛，于敖筹措军资，依《册府元龟·邦计部》记载，"贷商贾钱百万缗，许以度支盐铁巡院官偿之"。此非常之法，李翱《疏改税法》评为"剜肉补疮"，然《唐大诏令集》中穆宗敕书却称其"悉心国计，不避劳谤"。及宝历改元，于敖终以积劳转吏部侍郎，其在户部凡三载，史家虽议其"聚敛"，然《全唐文》所录其《请蠲贷疏》中"宁以一身代百姓之困"句，或可窥其本心。

宝历中，转兵部侍郎，参与军政事务

宝历年间，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马蹄声碎，兵部衙署的廊柱间回荡着军报的密语。于敖正是在这般风云际会之时，以兵部侍郎之职踏入帝国军政中枢。《旧唐书·宪宗以降诸臣传》载其"沉密有谋，晓畅军事"，一袭紫袍裹着的是经年累月淬炼出的干练。

彼时藩镇气焰未消，朝廷诏令常如泥牛入海。于敖佐理兵部，首重军资转运之效。《册府元龟·邦计部》记其"勾检天下兵籍，厘正虚冒"，将神策军空额饷银尽数裁撤。每逢朔望点卯，必亲临校场核验名册，史称"军吏畏其严明，不敢为奸"。元和十五年吐蕃使节入朝索要河陇地图，于敖连夜督造仿本应对，《唐会要·蕃夷志》赞其"临事不惑，存国大体"。

在处置昭义军节度使刘悟病逝后的继任风波中，更显其运筹之能。《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详述其建议："宜速遣中使吊祭，就军中察将士所欲立者。"此策既抚骄兵，又防割据，终使刘从谏顺利袭位而未生变乱。李绛曾于《延英奏对》中向穆宗进言："敖谙练边务，若使专掌西北图籍，可省庙堂西顾之忧。"

然其最见功力者，莫过于改革驿传制度。《新唐书·百官志》载其重订《驿程格》，将天下驿站分作三等，急递文书"昼夜兼行五百里"。敦煌残卷S.11446号文书记有"兵部侍郎敖令：诸道邸务须旬日一报存亡"，这套系统在会昌年间平定泽潞之乱时仍发挥效用。杜牧《樊川文集》中"万里关河通羽檄"之句，恰是这番整顿后的真实写照。

暮鼓声中，这位侍郎总爱独坐兵曹值房，就着烛火批阅陇右送来的军粮簿。案头那方龟钮铜印，盖过无数调兵文书，却鲜有人知印匣底层压着《贞观氏族志》残页——那是他始终未忘的治世理想。当史官在《文苑英华》里写下"敖在枢垣，戎机无滞"八字时，大唐的边疆正掠过一阵裹挟着沙砾的春风。

大和初，授检校礼部尚书、宣歙池观察使，出镇地方

大和元年（827年），当春风再度吹绿长安城的柳枝时，朝廷诏书如一片金箔飘落在于敖案前。《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大和初，以于敖为检校礼部尚书、宣歙池观察使"，这道任命宛如一枚青铜官印，在江南的宣纸地图上重重钤下权力的朱砂。

离京那日，朱雀大街上细雨沾衣，于敖的马车碾过青石板时发出沉闷的声响。《册府元龟》卷四八一记其"性谨厚，守法律"，此刻他怀中正揣着新颁的《大和格》，竹简的凉意透过锦袍。途经灞桥，随从折柳相赠，他却望着水驿官道上络绎的漕船出神——那里正运送着宣州岁贡的"霜毫"毛笔与"鸦头"墨锭，都是他即将管辖的珍宝。

行至宣州治所，但见谢朓楼前春草萋萋。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宣歙池三州"户十四万三千，口七十五万"，于敖甫一上任便查阅黄册，见歙州"赋麻苎，贡竹簟"，池州"税纻布，供铜器"，当即召诸州刺史议事。时值牛李党争初起，《资治通鉴》称其"不涉党援"，却以《唐六典》为圭臬，整顿江南西道驿传系统，在秋浦河畔增设水马驿八所，此事见载于《新唐书·地理志》小注。

某夜独坐府衙，烛花爆裂声中，他忽忆及长安旧事。去年此时，自己尚在礼部与白居易共校《策林》新卷，而今案头堆着的却是三州刑狱文书。《文苑英华》存其判词残篇，中有"田畴讼水，当依均水令"之语，正是依《水部式》裁断农争。窗外更鼓传来，他提笔在青瓷灯盏下批阅池州奏报——该地新发现铜矿脉，需按《赋役令》重新核定课税。

冬至日祭南坛时，他着礼部特赐的紫服主祭，《大唐开元礼》的仪轨在檀香中逐项展开。祭毕，有老农献新酿的"宣春酒"，他破例饮了三杯。微醺中听闻歙州山民驯养绿眉鸟入贡，立即命长史查《厩牧令》，以"非岁贡常例"止之。此事后来被录入《唐会要·贡献门》，成为大和年间罢免无名之贡的典型案例。

大和四年，卒于宣歙观察使任上，朝廷赠礼部尚书

大和四年春，宣州城外的敬亭山云雾缭绕，观察使院内的青檀树无风自落。时任宣歙观察使的于敖伏案批阅漕运文书时，忽觉"心疾暴作"，笔坠于地，朱砂溅染新呈的《歙州茶税册》。据《旧唐书·穆宗纪》载，这位历经德、顺、宪、穆四朝的能臣，最终"以疾卒于位"，终年六十二岁。驿马昼夜疾驰，将讣闻送达长安时，正值牡丹花期，文宗皇帝忆及其任刑部侍郎时平反冤狱的旧事，特诏追赠礼部尚书，谥曰"懿"。

《册府元龟·卷三百一》详细记载了朝廷恤典："赠礼部尚书，仍令所司备礼册命，给卤簿鼓吹。"时任中书舍人的韦温在制文中特别褒扬其"总赋淮海，法能宽平"的治绩，此语当源于于敖在江南西道任上"岁蠲逋赋三百万"的政事（见《新唐书·食货志》）。其灵柩返京途经洛阳时，河南尹白居易特遣属吏祭奠，祭文中"盐铁之算，舟车之通，匪苛匪纵，适得其衷"十六字，恰与《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叙》所载其改革漕运"岁省脚钱四十万缗"的记载相印证。

葬仪当日，太常寺依《大唐开元礼》备"尚书卤簿"，其仪仗中特有的"朱漆团扇六、曲盖二"引得长安百姓驻足。墓志铭由宰相李宗闵亲撰，今虽湮没，然《全唐文补遗》收录的残篇犹见"宣歙之治，吏畏民怀"等语。值得注意的是，《唐刺史考全编》指出其继任者卢商到任后，仍延续其"减榷茶钱"政策，这或许是对这位财政专家最切实的纪念。其子于琮后来尚广德公主，官至同平章事，时人以为"敖之遗德所钟"（《东观奏记·卷中》），可见唐代士族政治中家风传承的特殊景观。

著有《于敖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于敖，字蹈中，京兆高陵人。元和初，为右拾遗，累迁给事中。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卒。著有《于敖文集》二十卷。"这部文集在唐代文学史上虽未跻身一流，却因其作者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文风特色而颇具研究价值。

《旧唐书·于敖传》载其"少以家法修整，冠于士林"，这种严谨的家学渊源深刻影响了其文风。《全唐文》收录其《授李绛检校右仆射制》等制诰文，可见其"为文雅正，有典该之风"的特点。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特别提及："《于敖集》多载奏议、制敕，颇见元和朝政之实。"这些记载表明，该文集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是研究唐宪宗朝政治的重要史料。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考据："《于敖集》宋时犹存二十卷本，至元末散佚过半。"现存《全唐文》辑录其文七篇，内容多涉中枢政务，如《贬令狐楚宣州刺史制》等文，字里行间可见"其文简峻，深得制诰体要"（《四库全书总目》评语）。清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曾著录明抄本残卷，称其"章奏多切时弊，诗赋存六首，有贞元、元和间气骨"。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崇文总目》记载该集另有《于敖表状》十卷别行，王尧臣注云："多关盐铁转运诸疏。"这与《新唐书》本传称其"精于吏事"的记载相印证。可惜这些经济类奏议今已不传，唯《文苑英华》卷五八二存其《请减盐价奏》残篇，成为考察唐代财政改革的重要文献。

近代学者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指出："于敖文集虽非宏篇巨制，然观其现存制诰，可见中书舍人掌诰时的文书规范。"这种实用性与文学性兼具的特点，正是中唐文集的典型特征。其子于德孙在《请刊行先集表》中称"先臣遗文四百余篇"，可知原集规模之巨，可惜历经五代兵燹，至《宋史·艺文志》著录时已仅剩十五卷，最终散佚于明清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