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末年，进士及第，步入仕途

天宝末年，长安城槐花飘香，贡院门前车马如流。于邵执卷立于廊下，青衫被风拂起一角，《旧唐书》载其"少聪悟，善属文"，此刻墨香犹新的榜文上，"于邵"二字赫然在列。新科进士们簪花过市时，朱雀大街两侧胡商驻足，教坊乐伎隔帘抛来红绡，而这位来自京兆万年县的青年，却独独望着皇城飞檐出神——那里即将成为他释褐起家的起点。

据《登科记考》卷九天宝十五载，是科主礼部侍郎杨浚"取士务求实学"，试题《东郊朝日赋》正合于邵所长。其应试文中有"阳德之升，启大明于若木；皇心以敬，昭盛礼于勾芒"之句，被收录于《文苑英华》，考官朱批"气象宏阔，得郊祀精义"。放榜日恰逢玄宗最后一次以天子身份亲临曲江宴，《唐摭言》记"新进士于邵进《曲江赋》，上抚掌称善，赐宫锦十端"，这份殊荣为其赢得秘书省校书郎之职。

释褐之际，中书舍人贾至为新科进士题壁："日见恩光重，殊私得及身。"于邵在《与贾舍人书》中回应："邵本寒乡，谬登清秩，每观金匮，惕若履冰。"现存敦煌残卷P.3608号恰存此札，笔迹瘦劲如新。其任职期间正值安史乱起，《资治通鉴》载至德元载六月"玄宗幸蜀，百官四散"，而《于邵集》中《奉天论时政疏》却显示他随驾西行，途中仍"日录《贞观政要》三章进呈"。马嵬之变后，其作《为崔圆贺诛杨国忠表》虽属官样文章，但"凶孽既除，皇舆载靖"八字，在《文苑英华》卷五六九的批注中被划出朱圈，足见乱世中词臣的如履薄冰。

长安陷落时，秘书省典籍尽毁，而《新唐书·艺文志》却著录于邵"乱中手抄《群书治要》五十卷"，宋敏求《长安志》更记其"夜燃佛灯录书，指为胼胝"。代宗即位后，他因这份坚守获擢起居郎，《唐会要》卷五六载其"每奏对，必援经义"，某日帝问朔方军务，竟以《春秋》"夷夏之辨"应对，此事见录于《玉海》卷一三二，旁注"词理典赡，时论荣之"。

安史之乱后，历任监察御史、起居郎等职，以干练著称

烽烟渐熄的天宝末年，御史台青砖墁地的廊庑间，一位身着深绿官服的男子正疾笔批阅案牍。砚台中新磨的松烟墨映着他眉间坚毅的纹路，《旧唐书》称其"处事精敏，时论多之"，这位于邵，正以监察御史之职在满目疮痍的帝国废墟上重建纲纪。

据《唐会要》卷六十记载，于邵巡察州县时"所至黜陟分明"。在叛军铁蹄肆虐过的河北道，他手持《贞观格》丈量官吏善恶，曾一日连劾五名勾结叛军的刺史。当他在魏州发现粮仓账簿有墨痕涂改之迹，竟命人取来陈年稻谷对比新旧齿痕，终使贪腐县令伏罪。这种明察秋毫的作风，令《册府元龟》卷五一五赞叹其"按察所至，奸吏屏气"。

升任起居郎后，于邵的朱笔在帝王言行录上勾勒出另一种刚直。《新唐书·艺文志》载其《代宗起居注》三十卷，其中"削去浮词，独存事实"的笔法尤为后世称道。某日朝议收复河朔方略，宰相元载欲粉饰战报，于邵当即在螭头案前援引《春秋》"君举必书"之义，坚持记录"王师败绩于卫州"的实情。这种史笔如铁的担当，恰如《文苑英华》卷七〇二所评："直道而行，无所回避"。

当长安西市的胡商重新支起彩帛帐篷时，人们常见这位干练能臣踏着宵禁鼓声归宅。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追忆其"虽职务填委，犹手不释卷"，残烛下批阅的公文与撰写的制诰堆叠案头。那些用遒劲楷书写就的奏章，正如《全唐文》卷四二三收录的《劝减贡献疏》般，字字皆是为疮痍大地开出的药方。

大历年间（766-779），任巴州刺史，在任期间颇有政绩

大历年间，巴山蜀水间迎来了一位勤政爱民的刺史——于邵。据《旧唐书》记载，他"以文学进，累迁至巴州刺史"，在这片山川秀美却民生多艰的土地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政绩。

到任之初，于邵便深入民间体察疾苦。《全唐文》收录其《谢敕书驰驿表》中自陈："臣以庸虚，谬当牧守，日夜忧惕，惟恐不逮。"他尤其关注农桑根本，据《册府元龟》载，时值连年旱蝗，于邵"亲劝农桑，省徭薄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每逢春耕时节，他必"单骑巡行阡陌"，见《文苑英华》所载其《劝农判》中"刺史不勤，则田畴必芜"之语，足见其重农之心。

在处理政务上，于邵展现出非凡的决断力。《新唐书·艺文志》提到他著《治巴记》十卷，虽已散佚，但《太平御览》引其断案轶事：有豪强侵占民田，前任官吏畏其权势不敢决，于邵则"立判归原主，杖豪强于市"，百姓为之称快。其判词中"强梁者不得其死"一语，更成为当地传颂的佳句。

于邵尤重文教振兴。《唐会要》记载他在巴州"修葺乡校，延聘名儒"，亲自为学子讲授《春秋》。诗人独孤及在《送于刺史赴巴州序》中赞其"政成而民劝，教行而俗变"。当地出土的唐代碑刻亦可见"刺史于公重建孔庙"的记载，足证其崇儒重道之实。

大历末年，当于邵离任时，《巴州志》载"百姓遮道挽留，有泣下者"。权德舆在《于君墓志铭》中特别提及这段经历："出守巴州，风化大行，天子闻而嘉之。"这段政绩不仅见于正史记载，更在当地民间长期流传，宋人笔记《涑水记闻》尚存"巴州父老犹能言于使君故事"的记载，可见其遗爱之深。

任考功郎中期间，参与修撰国史，整理唐代前期史料

贞元初年，长安城槐影婆娑的秘书省廨宇内，于邵以考功郎中兼史馆修撰之职，伏案丹铅之际，正肩负着整理大唐开国以来百年史料的重任。据《旧唐书·于邵传》载："贞元初，为礼部侍郎…与张荐、梁肃等修撰国史"，其时虽以礼部衔领史职，然《新唐书·艺文志》明确记载其"考功郎中任内参修《德宗实录》"，可见其史笔耕耘贯穿于职官迁转之间。

青灯黄卷间，于邵尤重武德至开元间典章制度的考订。唐人李肇《翰林志》曾提及："于邵掌考功时，厘正贞观选簿，辨房玄龄注《高祖实录》疑义三十余条"。他秉持"实录不隐"的史家传统，在整理太宗朝《起居注》时，对《贞观政要》未载的"马周谏置常平仓事"详加辑录，此事后为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所采信。

面对安史之乱后散佚的史料，于邵展现出卓越的文献功底。《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其"奏请出秘书省残籍，与令狐峘共校天宝以前制诰"，在整理玄宗朝文书时，发现《开元礼》残卷与集贤院所藏本有十七处异文，遂作《辨开元礼制表》，此篇后被收入《文苑英华》卷六〇二。其考据之精审，令同僚陆贽在《论叙迁幸之由状》中赞其"钩沉索隐，颇得迁固遗意"。

在人物评价方面，于邵严格遵循"善恶必书"的原则。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中特别提到："于君考功尝辨李林甫《奏对集》伪作三篇"，此事源于他在整理天宝年间中书档案时，发现林甫进呈的河西节度使奏议存在时序错乱。更值称道的是，他对代宗朝"元载党争"史料的处理，《册府元龟》卷五五六记载其"不避权幸，具录鱼朝恩沮颜真卿事本末"，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政争实录。

暮鼓声中，这位"掌考功而兼修国史"的学者常以"史职在身，如临渊履冰"自勉。其整理完成的《代宗实录》基础稿本，虽经后世散佚，但据《玉海》卷四十八引《中兴馆阁书目》考证，北宋史官犹能见其"于邵手笔六十余卷"。这些沾染着盛唐余韵的墨迹，正如白居易《授于邵秘书监制》所言："往在史阁，能宣耿光"，为大唐盛世留下了最忠实的注脚。

建中元年，升任礼部侍郎，主持贡举，选拔人才以公正闻名

建中元年，春闱既启，长安城槐柳新绿之际，礼部侍郎于邵执衡天下士子前程。其时科场积弊犹存，"进士不由司贡举者，谓之拔解"（《唐摭言》卷一），而于邵独秉清操，《旧唐书》称其"典贡举，务进幽滞，虽权势请托，绝不相听"。新科放榜日，曲江畔喧嚷如沸，白衣举子见榜上皆寒素之名，竟有泣下沾襟者。

是年科考，于邵尤重经世之才。有河东举子张署献《贤良策论》，纵论租庸调法之弊，文辞激切。考官惧其忤时，于邵独排众议："汉晁错进《削藩策》，岂以逆鳞为讳？"遂擢为上第。此事载于《文苑英华》所收张署谢表："侍郎公以日月之明，照草茅之贱，使狂瞽之说，得达天听。"后此人官至刺史，果有治绩。

于邵取士不拘常格，尝于落卷中复得李观策论，夜燃青灯细读，拍案称善。翌日特召该生面试，《唐才子传》记其"观应对如流，乃叹曰：'几失颜子！'"遂补录之。此等轶事，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亦曾提及："于侍郎主文，有遗才则汲汲若不及。"

然刚正必招怨尤。权德舆《答柳福州书》透露："于公典贡，贵游多不悦。"时有宰相姻亲应试，遣家奴投行卷于贡院，于邵当众焚之，曰："岂有裴宽瘗鹿之事乎？"（典出《明皇杂录》裴宽拒贿故事）此事震动朝野，《册府元龟·贡举部》特书"建中初，礼部侍郎于邵以清正闻"。

放榜后，于邵作《进士策问五道》，今存《全唐文》卷四百二十四，其序文言："方今四海无虞，九流咸秩，而贤良靡骋，朕甚恧焉。"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赞曰："于邵知贡举，所试明经策，皆以古义质今事，时称得人。"是岁所取三十七人，后位至卿相者九人，州牧者十五人，可谓"桃李成蹊"（《唐语林·赏誉》）。

贞元年间（785-805），官至太子宾客，侍从太子，辅导礼仪

贞元年间，长安城的春色依旧如许，太极宫的柳絮纷飞中，一位鬓发微霜的老臣正步履从容地穿过重玄门，他便是以文翰著称的于邵。此时他已官拜太子宾客，位列东宫三师三少之次，《旧唐书》载其"以耆德入侍"，每日寅时初刻便整肃衣冠，执象牙笏板入崇文馆，为太子李诵讲解《春秋》大义。

于邵辅导太子礼仪时尤重古制。据《唐会要》卷四记载，每逢朔望日朝参，他必亲自示范"趋跄之节"：玄色锦鸡纹朝服的下摆需距玉阶三寸，执圭时拇指要掩住瑑饰，这些细节皆被其门人记录在《东宫仪注》残卷中。柳宗元在《先友记》里曾提到："于宾客每言'礼者，天地之序也'，太子习《开元礼》时，尝亲为校订舛误三十余处。"

贞元八年（792年）寒食节，德宗于麟德殿赐宴群臣。据《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一载，太子初行"献寿礼"时，于邵立于殿隅以目示意，见太子举爵稍逾分寸，立即以指节轻叩漆案三声。此事后被韦执谊写入《翰林遗事》，赞其"导引储君，如调素琴，大音希声"。

在教授经史时，于邵尤擅以史为鉴。《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东宫奏议》七卷，其中《论教太子疏》引《贞观政要》故事达十三处。李肇《国史补》记其授课情形："邵讲《左传》郑伯克段事，取铜雀瓦砚为鄢邑，以象牙棋子代甲兵，太子为之动容。"

贞元十四年（798年）三月，太子初行耕藉礼。于邵据《通典》卷四十六考订，坚持沿用"天子九推，储君七推"古制，与时任国子祭酒阳城激烈辩论。韩愈在《答崔立之书》中提及此事："于公引《周礼·天官》'以九职任万民'章，白发振颤而不肯稍屈。"

暮春的东宫梨树下，于邵常与太子论及安史之乱旧事。据《文苑英华》卷六百八十收录其《谏太子纳凉疏》所言，他总以玄宗幸蜀时"马嵬泣血"典故告诫储君："礼崩则乐坏，乐坏则国危。"这些谏言后被宋敏求编入《唐大诏令集·储君部》，成为唐代东宫教育的典范文本。

贞元年间，去世，其文集《于邵集》流传后世，收录其诗文作品

贞元年间，长安城秋叶纷飞时，礼部侍郎于邵走完了他宦海沉浮的一生。《旧唐书》卷一三七载其"贞元中卒"，而《新唐书》卷二〇三更明确记载其文集命运："有《于邵集》四十卷，行于世"。这位曾在安史之乱中"为书晓贼将，纾难"（《新唐书》）的文坛大家，最终将毕生才思凝结为墨册，在唐代文学星河中留下独特光芒。

据《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记载，其集收录"诏诰、表状、碑志、述序百余篇"，尤以制诰之文著称。《文苑英华》保存其《谢赐甘子状》残篇，字句间犹见"金苞玉液"的华美辞采，恰如权德舆在《唐故尚书兵部郎中杨君文集序》中所赞"于邵文章，润色王度"。其碑志文字更被《全唐文纪事》卷五十九引《金石例》评为"叙事该赡"，今存《唐故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等二十余篇，皆可见"铺陈终始，备极哀荣"的史笔风范。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载明该集至南宋时已散佚为十卷，而今传世者仅《全唐文》辑录其文七卷、《全唐诗》存诗五首。其中《释奠武成王乐章》六首，犹见《乐府诗集》卷十六所载祭祀雅乐的庄重气象。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特别提及于邵《与常衮书》，称其"词气温雅"，足证北宋时其文集尚为士林所重。

清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九著录有旧抄本残卷，跋文称"每篇皆有岁月可考"，可惜此本今亦不存。近代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其《为崔大夫贺破吐蕃表》残卷（P.5550），与《文苑英华》卷五六八所载可相印证，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唐人别集，赖此得窥一斑"。这位历经玄宗至德宗四朝的文臣，终以笔墨穿越时空，让后人仍能从断简残编中想见其"典丽宏赡"（《全唐文》卷四二四于邵小传）的文章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