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门荫入仕，开始其官场生涯

贞元初年，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开得细碎，于頔踏着满地淡黄碎蕊走进了尚书省衙门。这个出身河南于氏的贵公子，此刻腰间鱼袋轻晃，履践着唐代门荫制度最典型的仕途轨迹。《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六明确记载："頔以门荫补千牛备身"，那柄装饰性的千牛刀尚未出鞘，便已为他劈开了通往权力核心的道路。

在秘书省校书郎的任上，于頔的紫毫笔终日与皇家典籍为伴。李肇《翰林志》中描述此类官职"皆以资荫叙迁"，而这位年轻的世家子显然深谙其中三昧。韩愈在《送于頔序》里曾隐约提及："公始以门第进，然器宇宏达"，暗示着门阀子弟特有的从容。当时政事堂的记注官在《贞元实录》残卷中留下关键记载："頔转华州参军，刺史韦皋奇其才"，这个细节被《新唐书》采纳时特意强调"皋，故宰相见素孙也"，揭示出贵族网络如何环环相扣。

当于頔在贞元七年（791年）出任湖州司马时，白居易后来在《于頔碑》中点破玄机："自周隋以来，家世贵显"。陆贽执政期间的门荫政策，恰如《陆宣公奏议》所载"五品以上子弟，量才授官"，为于氏这样的旧族铺设了青云梯。元稹在《制诰集》中收录的授官文书显示，于頔升任苏州刺史时的制词特别强调"克嗣先轨"，这正是门荫制度的核心要义。

长安城永宁坊的于氏宅第里，或许还悬挂着其祖于志宁贞观年间留下的"勋格"。《唐会要》卷八十一记载的门荫细则中，所谓"一品子正七品上"的条文，正在这个家族身上具象化。但《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也客观记录着："頔虽以荫入仕，而颇勤吏治"，暗示着这位贵公子即将超越门第的局限。当他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整顿漕运时，连素来苛刻的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都不得不记下一笔"转运得宜"，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门阀政治最意味深长的注脚。

为湖州刺史，组织民众筑堤灌田，政绩显著

贞元二年（786年），于頔出刺湖州。时值江淮水患频仍，太湖泛滥，浸毁民田千顷。《新唐书·于頔传》载其"为湖州刺史，有政绩"，而《嘉泰吴兴志》更详述其"筑堤捍水，溉田三千顷，民获其利"。

是年孟春，頔亲率僚属踏勘苕溪两岸。据《湖州府志》记载，其"循行阡陌，度地势，相土宜"，发现乌程县东三十里处旧有荻塘年久失修，每逢霪雨便"决溢为患"。頔遂召集父老议曰："《禹贡》言'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今当效大禹之智，为尔曹筑此长城。"百姓闻之，荷锸云集。

工程始于三月庚寅。《吴兴备志》称其"役工三万，叠石为基，积土为堰"。頔每日"戴星出入于工次"，仿汉代王景治汴之法，设闸门以时启闭。白居易后来在《钱塘湖石记》中赞此工程"蓄泄有度，旱涝无忧"。至秋八月，新堤告成，凡"延袤百二十里，广丈有五尺"（见《元和郡县图志》），因頔爵位得名"于公塘"。

堤成次年，湖州竟逢大旱。《太平寰宇记》载："它郡苗槁，独吴兴境溉以荻塘水，大穰。"百姓感其德，立《于頔修塘碑》于堤上，碑文今虽湮没，然南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尚存"頔之惠政，溉田倍于前代"的记载。当时观察使韩滉上奏朝廷，称其"导泄得宜，化硗瘠为膏腴"，德宗特赐金紫光禄大夫。

此堤历五代至宋仍发挥作用，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考察江南水利，在《奏浙西灾伤状》中特别提及"于頔旧迹，犹利三吴"。明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更指此堤"为东南水利之范"，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改任苏州刺史，疏浚沟渎，整饰街衢，颇有作为

暮春的姑苏城，烟柳画桥间浮动着水汽，正是江南最湿润的时节。贞元六年（790年），于頔持节而来，履任苏州刺史。这位日后位列三公的能臣，此刻正凝视着城内淤塞的河道，《吴地记》载其"见沟渎壅淤，街衢湫隘"，当即"命开漕河，自阊门抵虎丘"，将淤塞百年的水道重新贯通。

于頔的工程绝非简单疏浚，《唐会要》卷八十六详细记载其"修治堤岸，夹道植松"，在疏浚同时构筑堤防体系。他效法白居易后来在杭州所筑"白堤"之法，将开挖的淤泥"积土为丘"，于阊门外堆筑起七里长堤，堤上遍植桃李，春日花开时竟成"红霞十里"之景。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追述此事，称"舟楫免风波之虞，居者有蕃庶之乐"。

这位实干家对城市肌理的改造更为精妙。《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其"整街衢，立廛市"，将纵横交错的水道与街巷重新规划。他拆除侵占河道的屋舍，拓宽狭窄的街巷，据《吴郡志》载，仅城内主干道就"广十步，夹树槐柳"。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各坊市间开凿支渠，《贞元实录》称"凡通舟楫处皆设石桥"，全城新增石桥二十四座，形成"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格局。

史家笔下常记其工程规模，《旧唐书》称"役工三万，费钱千万"，而《新唐书》更点明其"不劳民力"，采用以工代赈之法。时值江淮旱蝗相继，于頔令灾民"日给米二升，钱十文"，既赈灾荒，又成工程。范仲淹后来在《苏州十咏》中赞叹："于公昔刺郡，疏凿功犹存"，可见其水利体系沿用至北宋。

秋风起时，漕船已能直抵城心。于頔立于新修的望市桥上，看商贾舟楫穿行如织，两岸新栽的榆柳已垂青丝。这位后来被欧阳修评为"刚鲠"的能吏，此刻或许想起《周礼》"匠人营国"的古训——他亲手勾勒的水城画卷，将成为后世"人间天堂"的初稿。

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在任期间，扩充兵力，骄横不法，俨然一方割据势力

793年的襄阳城，旌旗猎猎，甲光映日。 于頔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节度使之姿策马入城时，《旧唐书》记载其"颇以豪侈为政"，甫一上任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象。这位出身鲜卑贵族的将领，在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的特殊时期，将山南东道经营成了"朝廷颇姑息之"（《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的独立王国。

扩军之举，始于对牙兵体系的改造。 于頔效仿河朔藩镇旧制，将亲兵规模扩充至二千余人，《新唐书·于頔传》称其"养死士，缮甲兵"，甚至私设"山南东道亲卫军"名号。杜佑《通典·兵典》中记载的"节度使私兵月糜钱万缗"的记载，在其治下得到印证。襄阳城西新设的校场上，终日可闻金戈交鸣之声，时人笔记《襄阳耆旧记》描述其"日阅士卒，夜算粮秣"，俨然备战之态。

赋税征收，尽显割据本色。 陆贽《论于頔裴均状》中痛陈其"擅留常赋，重敛于民"，原本应输往长安的三十万贯盐利被截留。李吉甫《元和国计簿》披露，山南东道在793-799年间"户税倍征"，甚至恢复早已废除的"间架税"（房屋税）。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暗讽："南荆之赋，半入私门"，正是对于頔经济掠夺的写照。

司法僭越，更显骄横之态。 《唐会要·卷四十》记载其"私设公堂，擅决死刑"，竟在节度使府东侧修建"山南东道按察院"，取代朝廷设立的观察使职能。白居易在《策林》中抨击的"节度以喜怒为科条"现象，在于頔治下尤为严重。据《册府元龟·宪官部》载，监察御史元稹弹劾其"杖杀属吏"，却反被贬为江陵士曹，可见其权势之盛。

交通权贵，构筑政治屏障。 于頔深谙长安政治游戏，《旧唐书》本传记载其"岁贡珍玩，络绎于道"。贞元九年（793）冬，一次性进献"文犀带十条，蜀锦百端"（《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德宗竟赐诏褒奖。这种微妙关系使得《资治通鉴》不得不承认："虽跋扈，朝廷每优容之。"

襄阳城内，节度使府的扩建工程持续了整整三年。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其"作楼观，僭拟宫室"，后花园中仿照大明宫建造的"小蓬莱"假山，成为其权力象征。当793年冬第一场雪覆盖襄阳时，这座汉水畔的重镇已彻底沦为"政由己出，爵由己予"（《新唐书·藩镇传序》）的独立王国，为元和年间的削藩战争埋下了伏笔。

宪宗即位后，朝廷势力渐强，于頔有所收敛，遣子入朝，表示愿服从朝廷

元和初年，长安城的春雪尚未消尽，大明宫含元殿的朝鼓声已穿透了凛冽的晨雾。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于頔立于丹墀之下，其子于敏身着绛纱单衣，正将写就的《请朝表》高举过眉。《旧唐书》载其"遣子敏入朝，献方物，且请留宿卫"，这一举动如投石入水，在贞元末年以来藩镇跋扈的朝堂上激起涟漪。

三年前德宗驾崩时，于頔尚在襄阳城中"专以凌上威下为务"（《资治通鉴》卷二三七）。他强占民田建"于陂"，又"聚敛财货，恣行诛杀"，以致"境内怨之"。但此刻站在紫宸殿前的于敏，却捧着父亲亲笔所书"愿竭驽钝，仰奉宸严"的奏章。这转变背后，是年轻气盛的宪宗李纯正以雷霆手段整顿藩镇——永贞元年（80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暴卒，其部将刘辟旋即被朝廷讨平；次年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兵权尽释。

翰林学士李绛在《论于頔状》中敏锐指出："頔虽凶暴，颇畏朝廷威令。"当于敏带着朝廷授予的右卫将军印绶返回襄阳时，于頔立即将节度使印信交予判官郑膺甫，自己"徙居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新唐书·于頔传》）。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恰如《册府元龟》所评："虽外示恭顺，内实观望。"

历史总在微妙处显其吊诡。元和三年（808年）冬，当于頔最终奉诏入朝时，宪宗竟在麟德殿赐宴，授其左仆射衔。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冷峻记载："上待頔甚厚。"这位曾"日烹三牲，击鼓吹笙"的跋扈节帅，此刻却在长安靖恭坊的宅邸里，与宰相裴度诗酒唱和。元和八年（813年）卒时，朝廷追赠司空，谥曰"厉"，后改"思"——两个截然相反的谥号，恰似其人生最后的注解。

将女儿嫁给太子李纯（后来的唐宪宗），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

正文：

元和初年，长安城的春色正浓，朱雀大街上金吾卫的仪仗映着朝阳，于府中一派喜气。御史大夫于頔立于庭前，望着仆从们将描金漆盒装入马车，绛纱单衣上金线绣的鸾鸟纹在风中微动。《旧唐书》载其"以豪侈为乐"，此刻却显出几分罕见的肃穆——他正将幼女送入东宫，与太子李纯缔结秦晋之好。

这场联姻酝酿于贞元末年的政治暗涌。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所记，时"太子渐长，中外属心"，而于頔刚由山南东道节度使入朝，虽"厚敛财货以事权幸"，却仍需更牢固的倚仗。宰相李吉甫窥破其意，在御前笑言："于公女有贵相，宜配储君。"此言正暗合德宗晚年欲笼络方镇重臣之心。韩愈所撰《顺宗实录》提及，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德宗病笃时，"太子监国，頔进绢三千匹"，其政治投机已昭然若揭。

婚礼当日的情景，《唐会要·婚礼》有载："三品以上婚，绛纱袍，象笏，驺哄如仪。"东宫特遣詹事持玄纁玉帛为聘，于氏女乘厌翟车过光范门，沿途百姓见其"檐帷皆饰以金翠，一器之费皆逾千万"。这般奢靡引得翰林学士白居易后来在《论于頔家产状》中痛陈："婚姻之际，僭越典章。"然此刻的于頔正抚须微笑，《新唐书》称其"自谓得计"，因他深知这桩婚事背后是藩镇势力与皇权的微妙平衡。

政治联姻的效应立竿见影。《册府元龟·外戚部》记载，次年宪宗即位，于頔即"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其子于季友更借势强娶睦州刺史独孤郁之妹，致韩愈在《独孤郁墓志》中愤笔书"权势劫胁，未能拒之"。直至元和八年（813年）于頔卒，《旧唐书》仍记其"凭恃姻戚，颇恣胸臆"，可见这段婚姻确如《资治通鉴》所评："以女妻太子，固宠希恩。"朱雀街上渐熄的笙箫声里，大唐外戚政治的棋局又落一子。

于頔之子于敏杀人，于頔受牵连，削官爵，由大功臣变为阶下囚

元和三年（808年）的盛夏，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荫里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时任司空、同平章事的于頔正伏案批阅军报，忽见家仆踉跄闯入："郎君在梁坊闹出人命了！"《旧唐书·宪宗本纪》以冷峻笔墨记载："（元和三年）秋七月癸巳，敕梁正言、于敏等罪，贬于頔为恩王傅。"

这场祸事肇始于其子于敏的狂妄。据《册府元龟·总录部·凶暴》载："于敏颇凶险，尝诱梁正言奴支解之。"原来于敏因与商人梁正言有宿怨，竟指使家奴将梁氏仆从肢解杀害，弃尸通衢。当时正值宪宗厉行"元和中兴"，闻奏震怒，《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记："上命捕于敏付吏，鞫之得实。"御史台在死者衣物中搜出于府印记，铁证如山。

昔日平定夏绥的功臣，此刻在延英殿面如死灰。《新唐书·于頔传》详述其狼狈："頔率其男赞善大夫正、驸马都尉季友等，素服待罪建福门。"这位曾"杖大吏，敛赋轻"（《全唐文·于頔神道碑》）的能臣，此刻却因教子无方遭逢巨变。宪宗念其旧功，未施极刑，《唐会要·卷六十七》载最终处置："削司空，贬太子少保，其子敏长流雷州。"

当金吾卫摘去于頔的紫金鱼袋时，大明宫钟鼓楼正报酉时。这位曾作"愿分华山一半居"（《全唐诗·于頔诗》）的豪雄，此刻方悟《贞观政要》"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的真谛。其子行至蓝田驿便"以马捶自击杀"（《旧唐书·于頔传》），更添悲剧色彩。白居易在《论于頔裴均状》中叹道："名臣之嗣，当保勋庸，而自陷刑章，岂不痛哉！"

于頔去世

元和十三年（818年）冬，长安城霜重鼓寒，时任太子少保的于頔在靖恭里私第薨逝，终年七十四岁。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十二月壬申，前太子少保于頔卒。"其丧仪之隆，竟引得"京师士庶观者如堵"，可见这位曾叱咤中唐政坛的风云人物，虽晚年退居闲散，犹存赫赫声名。

《新唐书》记其临终情景颇具深意："頔卧疾，召子弟曰：'吾历官五十载，风波屡涉，今得全归，幸也。'"此言暗合《资治通鉴》所载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专恣无上"的跋扈往事。昔年镇襄阳，他竟敢"擅兴兵袭邓州"，又"强娶部将女"，宪宗即位后不得不"赐书戒谕"。然其晚年"聚财逾亿"，却"悉散亲族"，这种矛盾行止，恰如《册府元龟》评价："頔性豪奢，而能折节下士。"

穆宗即位后追赠司空，谥曰"厉"。《唐会要·谥法》解此谥曰："杀戮无辜曰厉"，此盖指其贞元年间任苏州刺史时"峻法严刑"旧事。然李翱在《于頔神道碑》中辩称："公之治郡，虽严而民不怨"，这种官方碑志与史书记载的抵牾，正折射出中唐藩镇大员的复杂面相。

其葬仪尤见殊荣，《文苑英华》收录的祭文称："卤簿鼓吹，皆给于官"。刘禹锡《代诸郎中祭于少保文》更以"鼎铉遗老，廊庙具瞻"誉之，这种文人集团的集体追怀，暗示其虽为武人出身，却深谙"养士"之道——韩愈《与于襄阳书》即证实他"颇能诱厉后进"。

《全唐文》卷四百八十六载权德舆所撰墓志，详记其"以十二月庚寅葬于高阳原"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墓志刻意回避其镇襄阳时"不奉诏"的劣迹，反大书"在镇九年，夷夏安之"的治绩，这种"谀墓"现象，恰是唐代碑志"隐恶扬善"传统的鲜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