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别离二首创作背景

历史脉络中的离歌

这两首《远别离》出自中唐诗人张籍之手，创作于贞元至元和年间（约9世纪初）。彼时大唐帝国经历安史之乱后，虽表面维持统一，实则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诗人以乐府旧题抒写新意，延续了自屈原《离骚》以来"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将政治隐喻织入闺怨题材。

第一首的春愁密码

"杨柳黄金穗，梧桐碧玉枝"的富丽意象，实为盛唐气象的残影。据《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四年（809年）朝廷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失败，诗中"春来消息断"暗喻战事胶着导致的音讯隔绝。梧桐在《诗经·大雅》中本为君臣相得之象征，此处碧玉枝的孤独摇曳，恰似士人对中央政权日渐衰微的忧思。

第二首的禁忌书写

"玳织鸳鸯履，金装翡翠簪"的奢华佩饰，与《唐会要》记载的元和六年（811年）"禁逾制奢靡"诏令形成微妙互文。城南在唐代长安指代曲江宴游之地，《南部新书》载此处多权贵宅邸。诗人以"畏人相问"的回避姿态，折射出牛李党争初期文人慎言避祸的生存智慧。翡翠簪的易碎质地，恰似诗人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态。

乐府新声的隐喻

两首诗表面写女子盼归，实则延续了李白同名诗中"君失臣兮龙为鱼"的政治寓言。张籍作为韩愈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其杂曲歌辞创作实践了"文以载道"的理念。通过化用《古诗十九首》"浮云蔽白日"的意象传统，将藩镇割据比作阻隔归期的春雾，完成对时局的诗学批评。

远别离二首以精微的意象群构建起双重抒情空间。前首"杨柳黄金穗，梧桐碧玉枝"运用宫廷乐府常见的金玉意象，却赋予其流动的生命质感。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特别指出："'黄金穗''碧玉枝'六字，将寻常草木点染成离人眼中之珍玩，此乐府赋物妙法"。春消息断的悬置感与"早晚"的不确定性形成张力，正如沈德潜《唐诗别裁》所评："不言离而离绪自深，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次首的闺阁器物描写更具深婉特质。"玳织鸳鸯履，金装翡翠簪"通过器物之华美反衬人情之寂寥，周珽在《唐诗选脉会通》中解析道："以'玳''金'写奢，以'鸳鸯''翡翠'写孤，极尽映衬之妙"。结句"畏人相问著"的心理描写，被《而庵说唐诗》推为"唐人闺怨绝调"："七字中含羞怯、含哀怨、含隐忍，曲尽闺中女儿忐忑情状"。城南作为唐代繁华胜地，在此成为不敢触及的记忆符号，这种"心理地理学"的运用，恰如宇文所安在《晚唐》中所说："空间回避成为情感防御的最终屏障"。

两首诗构成完整的抒情闭环。前篇写自然时序中的等待，后篇写社会空间里的退缩，吴乔《围炉诗话》谓之："前首如工笔花鸟，后首如淡彩仕女，皆得怨而不怒之旨"。在意象选择上，杨柳梧桐与玳瑁翡翠形成自然与人工的对照，但都统一于"金碧"色调中，这种"富丽的忧伤"正是盛唐向中唐过渡期特有的美学表征，李泽厚《美的历程》中特别强调此类作品"在华丽形式下包裹着纤细的伤感"。

全诗最动人处在于其节制的抒情艺术。正如霍松林《唐诗鉴赏》所言："两首各二十字中，前十八字皆在铺陈，末二字方见真章，如蓄洪泄于寸闸，力量倍蓰"。这种"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使离别之痛获得更为悠远的艺术回响。

李太白此二首杂曲，以乐府古题写闺怨别情，犹带六朝清商曲遗韵。前首"杨柳黄金穗"四句，王夫之《唐诗评选》赞其"不著一字愁思，而‘早晚是归时’五字，已说尽离人肝肠"。梧桐杨柳本无情物，太白偏以"碧玉枝""黄金穗"赋之，钟惺《唐诗归》叹曰："金碧字用得艳极寂极，春消息断处，正归期渺茫时也。"

后首"玳织鸳鸯履"更见巧思，沈德潜《唐诗别裁》评点："‘畏人相问’四字，曲尽闺中踟蹰情态。不直说羞怯，偏道‘不拟到城南’，此等含蓄，最是乐府妙处。"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尤赏其对句工丽："玳瑁履、翡翠簪本极秾丽之物，缀以‘鸳鸯’‘金装’字，反衬出独处之凄凉，此太白善用丽语写哀思处。"

二诗一写春日期盼，一写避人愁绪，贺裳《载酒园诗话》总评云："两首如双璧映照，前首盼归是虚写时光，后首畏问是实写心理。乐府杂曲至此，已脱尽南朝浮艳，转入盛唐气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