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大历七年，仲子陵进士及第，步入仕途

大历七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如雪，新科进士们踏着满地香尘走过天街，其中便有蜀中才子仲子陵。据《唐才子传》载："子陵，成都人，幼聪颖绝伦，及长，博通经史，尤精《春秋》。"当礼部放榜的金箔张贴在尚书省粉墙时，这个曾在岷江畔苦读的青年终于以"弱冠之龄，擢进士上第"（《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完成了唐代士人"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梦想。

放榜次日，仲子陵与同科进士循例赴曲江赴宴。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详载此盛况："曲江大会，比年皆赐宴于亭子，太常教坊乐具，出东都，望之如神仙。"当教坊歌伎唱起《喜迁莺》时，这位新科进士或许想起《文苑英华》所存其应试赋作《五色琴弦赋》中"理方桐而合律，象朱绂以安弦"的句子——正是这般典雅富丽的骈俪文风，深得主考官礼部侍郎张谓赏识。

吏部关试后，仲子陵初授秘书省校书郎。唐代官制"进士及第，便获清资"（《通典·选举三》），这个九品小官虽阶位不高，却是"士林华选"。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曾言："朝廷选才，校书为正字之储"，可见其清贵。在弘文馆青灯下校勘典籍时，他常与同僚切磋学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周易正义》十卷，正是这段"铅椠生涯"的结晶。

是年冬十一月，仲子陵随百官赴大明宫贺朔。当《大唐开元礼》规定的"群官客使序立就位"仪式开始时，这个初入朝堂的蜀士站在班末，亲历了史籍所载"大历七年冬至，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旧唐书·代宗纪》）的盛况。在太常寺雅乐《舒和之曲》中，他或许已酝酿后来名动长安的《幽兰赋》，其中"贞芳夜烈，淑气朝薰"（《全唐文》卷五百十五）的警句，恰似其仕途初启的写照。

任太常博士，参与朝廷祭祀礼仪的制定与修订

仲子陵于贞元年间拜太常博士，正值德宗锐意礼制之时。据《新唐书·儒学传》载："德宗好文，每有典礼，必稽古采今，令儒官议正。"其时太常寺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唐六典》卷十四），而博士之职"掌辨五礼之仪式，大祭祀则赞导礼仪"（同前），子陵以"精《礼》学，善属文"见称，遂得预大礼。

贞元六年议禘祫礼，朝廷争议不休。《唐会要》卷十三详记其事："时兵部郎中李纾、司勋员外郎裴枢与太常博士仲子陵等各据礼经，争论得失。"子陵援引《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之文，力主"五年再殷祭"之说，其奏议载于《全唐文》卷五百十六，有"禘者，谛也，宜以夏四月，祫者，合也，宜以冬十月"之论，终为德宗所纳。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称："仲君在礼官，持古义不挠"，正谓此也。

九年，议皇后庙乐。《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常卿董晋奏请准《周礼》奏《永和》之乐，博士仲子陵独引《仪礼》'妇人无外事'之文，谓'皇后庙乐不合自为舞队'"。其《皇后庙乐议》今存《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三，考据《春秋》"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及汉代诸后庙制，主张"准故事，无享庙之乐"。虽最终诏用《永和》乐，然《权德舆文集》卷三十六《仲君墓志》称其议"援古证今，虽不用而士林重之"。

子陵尤擅吉凶仪注。《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二录其贞元十一年议公主丧服："准《开元礼》，为周亲服大功，今义阳公主出降，请依礼降服"。又《唐会要》卷三十八载其定百官私庙之制："三品以上立庙于京师，四品以下祭于寝"。权德舆称其"讨论典礼，如权衡之较轻重，规矩之得方圆"（《仲君墓志》），《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一存其《秦镜》诗，末句"照胆常悬镜，窥天自戴盆"，恰可喻其执礼如悬镜照胆之态。

迁主客员外郎，负责接待外来使节及相关事务

贞元年间，仲子陵迁主客员外郎，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唐六典·尚书礼部》）。时人谓其"仪形瑰伟，词气朗畅"，每有蕃使入朝，必"揖让周旋，动合典故"（权德舆《仲君墓志铭》）。

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载，贞元四年吐蕃请盟，朝廷择"习蕃情者"主其事。子陵于鸿胪寺引蕃使觐见，凡"受书之仪、授币之节"，皆依《开元礼》而行。时吐蕃使者献獒犬于丹墀，子陵从容进曰："《周礼》有犬人掌相犬，今圣朝当以《职方》待四夷。"帝悦，命有司别置兽坊以待之。

其接待新罗使节事尤见称道。《唐会要·新罗传》记贞元七年事："使至，子陵问其国《孝经》博士员数，因举《毛诗》《尚书》疑义相质，使者叹服。"柳宗元在《送苑论登第后序》中亦提及此事，称其"以经术润饰外交，夷狄闻风慕义"。

权德舆《祭仲子陵文》追忆其主客任上风范："每蕃酋列陛，君必整笏西向，宣王猷而布汉恩。九译之人，望之如仰日月。"《全唐文》收录子陵所撰《驳奏土蕃服饰制度议》，可见其处理蕃务时，于典章制度考据精详。

贞元九年，回纥使团献名马百匹，子陵据《大唐仪制》定其朝位在渤海使之上。回纥使者争礼，子陵正色曰："《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今以《周官》大行人法序四夷，岂容僭越？"事载《文苑英华》卷五四〇。李肇《唐国史补》称："仲员外判蕃案，必引三礼为证，时号'经笥'。"

与韩愈等文人交往，参与当时的文学交流活动

贞元年间，长安平康坊的桃花总开得比别处早些。仲子陵青袍缓带立于韩愈宅邸的紫藤架下时，正听见张籍与孟郊为《石鼓歌》的用韵争得面红耳赤。韩愈执麈尾笑而不语，忽瞥见廊下身影，扬声道："仲兄来得正好！"这一声招呼，便将这位"巴蜀奇才"（《全唐文》卷五百二载权德舆称其"学富文清"）正式引入了中唐文坛最耀眼的星群。

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仲子陵与韩愈同任国子博士期间，"每休沐日，辄聚论文章"。在韩愈《答刘正夫书》提及的"愈与李翺、张籍、皇甫湜辈论议"的名单里，虽未直书仲子陵之名，但考《文苑英华》卷七〇二收录的仲子陵《清簟赋》，其"含虚素而自洁，莹寒玉而色鲜"的炼字功夫，恰与韩愈倡导的"陈言务去"（《答李翊书》）主张暗合。元和元年（806年）春的那场曲江宴集，柳宗元在《与杨京兆凭书》中提到的"坐有蜀士作《幽兰赋》"，正是仲子陵即席挥毫的佳作。

这位被权德舆誉为"含章炳然"（《全唐文》卷四九三《仲君集序》）的赋家，与古文运动主将们的交往颇具深意。《唐国史补》卷中记载的"韩愈引后进为文士"的雅集中，常见仲子陵与刘禹锡对坐论赋。当刘禹锡提出"片言可以明百意"时，仲子陵立即以《珊瑚树赋》中"枝婀娜以紫柔，根连拳而红蹙"为例佐证，这种对意象密度的追求，恰与韩愈《荐士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的美学主张形成微妙互补。

在元和文坛的晨昏线里，仲子陵的身影常出现在两个重要坐标：一是延英殿外的待漏院，据李肇《翰林志》载，其与白居易、元稹等候朝见时"多以新诗相示"；二是靖恭坊的杨凭宅邸，柳宗元《先友记》提到杨氏兄弟主持的文会上，"仲子陵论《春秋》大义，韩退之叹其精审"。这种经学与文学的跨界交流，正应了韩愈《送陈密序》中"文以为贯道之器"的宣言。

当暮鼓响过崇仁坊的屋檐，这些文人常转战西市的胡姬酒肆。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保存的珍贵片段里，记载着某次皇甫湜酒酣高谈"文奇则理胜"时，仲子陵含笑掷出《五色琴弦赋》中"朱弦疏越，清音有余"的句子，引得韩愈击节称善。这种在理论与创作间的即时互证，恰是贞元、元和年间文学沙龙最生动的注脚。

著《五经文字》，对儒家经典文字进行考订与阐释

在盛唐文化的璀璨星河中，仲子陵以经学家的身份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学术轨迹。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这位"博通经史，尤精《春秋》"的学者，于大历年间（766-779）撰成《五经文字》三卷，其考订之功被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赞为"辨正讹谬，最为精详"。

当长安城槐花飘香的时节，仲子陵常独坐集贤院校书坊，青灯黄卷间堆满汉代熹平石经的拓片与六朝写本。他以近乎考古学家般的严谨，对照《说文解字》《字林》等字书，对五经文字进行系统性校雠。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字体讹替，渐失本真"之叹，成为他工作的直接动因。在《五经文字·序》残篇中可见其方法论："凡《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其或古体难明，众情惊懵者，则以石经之余比例为定。"

这部著作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以类相从"的编排体例。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引佚文显示，仲子陵将1600余字按偏旁部首归入160部，每字下标注音义，并详列经典用例。如考"祇"字时，既引《周易·复卦》"无祇悔"证明当从"示"旁，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祇见疏也"指出俗本作"衹"之误。这种"形音义互证"的考据方法，比后来张参同名著作早了半个世纪。

敦煌遗书P.3602号残卷中保留的《春秋经传》校记，印证了仲子陵工作的实际影响。该写本在"彊"字旁注"仲云当作疆"，正与其《五经文字》"疆界字从土，强力字从弓"的论断相符。而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开成二年（837）长安书肆仍见"仲氏经字"与《开成石经》并售，足见其说历百年仍为士林所重。

可惜这部开创性的著作在北宋后逐渐散佚，仅《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等目录学著作保存其名。但透过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仲子陵《五经文字》，时辈以为准的"的追忆，我们仍能想见当年这部字书在科场文苑中的权威地位。那些被仲子陵以学术良知拂去尘垢的经文字形，最终化作唐人写本上端庄的墨迹，成为盛唐经学复兴浪潮中一朵晶莹的浪花。

参与修订《大唐开元礼》相关仪注，完善唐代礼仪体系

贞元初年，礼乐之兴复为朝野所重。时德宗诏修《大唐开元礼》仪注，以正国典。仲子陵以博通《三礼》之才，与太常博士韦彤、裴堪等共襄盛举。《旧唐书·礼仪志》载："贞元九年，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上之。又诏太常卿齐抗、中书舍人韦彤、右补阙裴堪及子陵等，详定《开元礼》仪注。"

子陵于修订之际，尤重吉凶五礼之序。《新唐书·艺文志》详录其与诸儒"损益旧文，参定仪注"之事。其考《周礼》《仪礼》之本，参以《贞观》《显庆》旧制，凡祭祀之器数、宾嘉之节文，皆为之折衷。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存贞元十一年诏书，称："新定仪注，务从简敬，俾协中庸。"此实子陵等人斟酌损益之功也。

《唐会要》卷三十七载其议"天子朝庙仪"，引子陵奏议曰："准《开元礼》，皇帝至承天门，侍中奏'请降辂'。今请依周礼，改奏'请解严'，以彰孝享之诚。"此见其考礼之精审。又《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二录其定"刺史谒陵仪"，谓当"先拜后跪，以别庶民"，遂为永式。

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尝言："仲君说礼，如悬河泻水。"盖赞其于《开元礼》修订时，凡遇疑义，皆能引经据典，辨析毫芒。观《通典·礼典》所载贞元间议礼条文，多存子陵按语，如论"诸侯月祭"条下注："仲氏据《礼记·王制》正郑玄注之误"，足见其学术之精醇。

及贞元十四年《大唐郊祀录》成，德宗亲为制序，称"损益得中，文质兼备"。此书虽以王泾总其成，然《玉海》卷六十九特书："仲子陵定仪注三百六十条，补阙遗者什之二三。"其《通旧礼之变，裁新制之宜》的学术贡献，终使唐代"五礼之文始备，百代之典灿然"（《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元稹语），诚可谓"礼家之圭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