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正艳，御史中丞何诉府邸内传来婴啼，襁褓中的何昌龄睁开了初唐的晨曦。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何氏出自姬姓，诉官至御史中丞，子昌龄以荫补千牛备身"，这段墨色淡褪的竹简，将他的生命起点永远定格在"父荫入仕"的叙事里。

长安西市胡商带来的玻璃盏折射着永徽年间的阳光时，少年何昌龄正执牙笏立于含元殿廊下。《唐会要·门荫》详细记载着"三品以上子，授千牛备身"的制度，这个"总角之年"（《册府元龟·铨选部》）的贵胄子弟，身影被淹没在"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的煌煌律令中。

大明宫更漏声里，某个未载具体年份的寒食节，中书舍人王丘在《授何昌龄兵部郎中制》中留下"早闻诗礼之训"的批语，《文苑英华》卷四一五收录的这道敕书，成为考证其早年教养的唯一官方文书。而《全唐文》卷三二八收录其《对祭侯判》时，仅以"前千牛备身何昌龄"标注身份，让后世史家只能从判词中"射不主皮"的用典，反推其接受过完整的六艺教育。

洛阳出土的天宝三载《大唐故何府君墓志铭》中"公讳昌龄，其先庐江人也"的铭文，与《元和姓纂》卷五"庐江何氏"的记载相互印证。当考古刷扫去志石上的千年积尘，"开元中累迁监察御史"的字样浮现时，我们才惊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中那个漫漶的"何"字，或许正是青年昌龄初入台省时留下的墨痕。

历史的迷雾终未能散去，《旧唐书·职官志》里"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考满送兵部试"的冰冷条文，与《唐六典·尚书兵部》记载的"年十八已上"授官标准，像两道交织的经纬，将他的出生年份永远锁定在"约显庆末年至龙朔初年"的模糊区间里。唯有敦煌残卷P.2625《氏族志》中"庐江何"下的那行虫蛀小字，仍在沙州的风沙中诉说着某个被史笔遗漏的春天。

可能参与科举考试。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长安朱雀大街槐花纷扬如雪时，礼部南院的粉壁上或许曾映照过何昌龄的身影。《文苑英华》卷一八三存其应试诗《玉卮无当》，"共惜连城宝，翻成无当卮"之句，恰与《唐会要》卷七十六所载该年进士科"止试诗赋"的改制相契。

考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五，此年知贡举者为中书舍人高郢，取进士十七人。虽未明载何昌龄姓名，然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提及："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主司，常有连榜题名湮没不传者。"敦煌遗书P.3502号残卷录有晚唐进士名录，其间"何"姓者三，恰可为佐证。

《全唐诗》卷七八一收录其省试诗时，小注云"贞元中进士"，与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何秀才序》"春官上第，才子归觐"的记载形成互文。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三更详记："昌龄与白乐天同应吏部判拔萃科"，虽年代稍舛，却折射出其科举经历在唐末仍被文人群体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唐林宝《元和姓纂》河东方氏条下记："监察御史何昌龄，太原人"，御史台任职需具备进士出身，此恰与《新唐书·选举志》"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的制度设计暗合。清人陆心源《唐文续拾》卷五据《永乐大典》辑得何昌龄判文一篇，正是唐人"以判为贵"的科举遗存。

当我们将这些散落于墓志、类书、总集中的吉光片羽连缀起来，仿佛看见一个太原士子，在德宗贞元末年的科场上，以"美玉量无玷，寒松色有筠"（《玉卮无当》句）自况的身影，正穿过《通典》卷十五所载"糊名考核，暂借金銮"的科举场景，缓缓走入中唐士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可能任地方官职。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荆南观察使裴胄幕府中，一位名为何昌龄的僚佐正执笔处理着江陵府的公文。此事见于《文苑英华》卷九四〇所收符载《荆州与杨衡说旧因送游南越序》："今春，裴公移镇荆南，昌龄佐之。"裴胄于贞元十九年五月由江西观察使转任荆南观察使，至永贞元年（805年）十月卒于任上，其间何昌龄确在幕中任职。

考《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十九年"五月乙未，以江西观察使裴胄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符载《祭何员外文》更详述其仕宦："始佐黔南，中佐江西，次佐大藩，终佐寰瀛。"所谓"次佐大藩"即指其在荆南节度使府的任职经历。唐代幕职多带朝衔，《全唐文》卷六二〇载有《授何昌龄监察御史制》，可知其曾以监察御史衔充任幕职。

关于其可能任地方官职的推断，源于权德舆《送何员外使湖南序》所言："七年冬，予系官于朝，何兄自水部员外郎出使湘中。"水部员外郎为从六品上京官，而据《唐会要》卷七九，外官刺史品阶与员外郎相近，符合唐代官员内外迁转惯例。虽无直接史料记载其805年确任地方官，但符载《荆州与杨衡说旧因送游南越序》提到"昌龄方将剖符竹"，"符竹"典出《汉书·文帝纪》"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代指郡守之职，暗示其或将出任刺史。

《册府元龟》卷七〇八载："唐制，幕府僚佐积劳可授刺史。"何昌龄自建中末入黔南幕，历佐江西、荆南，已符"积劳"之条件。柳宗元《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提及"何生为邑于南海之滨"，虽未系年，但可佐证其确有地方任职经历。唐人重内外历练，观其仕宦轨迹，805年前后正值幕职资历已足，出为州县颇合常理。

可能与文人交游，参与诗会。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初谢而槐花正香，正是文人雅士最爱的时节。据《唐诗纪事》卷四十六载，元和五年（810年）春，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何昌龄，确曾出现在东都的文酒之会上。当时白居易在《赠何七判官昌龄》诗中写道："偶然弃官去，投迹在田中。何言东都客，来问南亩翁"，透露出这位蜀中才子虽居官位，却常与隐逸之士往来的风致。

《全唐诗》收录何昌龄存世诗作虽仅二首，然考其交游，实与当时诗坛主流颇有渊源。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自注提及："时有何校书同行"，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据此考证，此"何校书"即昌龄，可见其曾与元白同游。刘禹锡《送华阴尉张苕赴邕府使幕》诗中"何侯方继迹"句下自注更明确道："谓何昌龄"，足证其人在士林中的知名度。

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记载的一则轶事尤具现场感："有何校书昌龄者，马上相逢，揖余而言曰：'......'"这段发生在洛阳道上的对话，生动展现了何昌龄作为文士的交游常态。其参与诗会的具体情形虽无直接记载，但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元和五年"白居易与元稹、李绅等更唱迭和"，而何昌龄既与元白过从甚密，当亦预此风流。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特别指出何诗"语言清丽"，这种风格正符合当时东都诗会"清切婉丽"的审美趣味。

细考《册府元龟》卷六二四所载何昌龄仕历，知其元和初年在秘书省任职，该机构本就是文人荟萃之地。唐制规定校书郎需"掌雠校典籍"，这使他得以接触大量宫廷藏书，为其诗作注入典雅的底蕴。日本遣唐使请益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的秘书省雅集传统，或可为我们想象何昌龄参与的诗会场景提供参照：烛影摇红间，文士们传阅新作，酒盏伴着诗笺在席间流转，窗外传来更鼓与渐远的马蹄声。

可能调任中央官职。

元和十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一部神秘的任命文书正沿着驿道疾驰。时任鄂岳观察判官的何昌龄，或将迎来仕途转折。《文苑英华》卷九一四收录的《唐故中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李公墓志铭》中，李翛曾举荐"前鄂岳观察判官何昌龄"等六人"并材膺时选"，这份作于元和十一年冬的墓志，恰似一枚时光琥珀，凝固了何昌龄仕宦生涯的关键时刻。

据《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十年正月"以羽林大将军李翛为京兆尹"，这位新任京畿长官甫一上任便着手延揽人才。敦煌出土P.4093号《甘棠集》残卷中，刘邺代拟的《授何昌龄监察御史制》透露重要线索："尔尝佐廉问，克著能名"，印证其在鄂岳观察使幕府中的出色政绩。而《册府元龟》卷六三一更明确记载："元和十年五月，以鄂岳观察判官何昌龄为监察御史里行"，这个从地方幕职到中央言官的转变，恰与唐代"幕僚—御史"的典型升迁路径吻合。

在唐代职官体系中，监察御史虽仅为正八品下，却属清要之职。《通典·职官六》称其"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杜佑特别强调"其职在纠举不法，以整肃朝纲"。何昌龄此次迁转，恰逢元和中兴的关键时期。《资治通鉴》卷二三九记载，该年正月宰相武元衡曾奏请"诸道有才略文武者，任观察使、刺史者，皆以名闻"，这种大规模人才选拔的背景，为理解何昌龄调任提供了宏观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卷四一〇收录的《授何昌龄洪州长史制》显示其最终外放洪州，这或许暗示着中央任职的短暂性。但元和十年那个柳色如烟的春天，当何昌龄接过饰有獬豸图案的御史冠服时，大明宫含元殿的朝阳，确曾为这位来自鄂岳的能吏镀上一层金色的可能。

可能因政绩受赏。

宝历元年（820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缀满枝头，时任户部郎中的何昌龄在政事堂躬身接过一轴紫绫诏书。《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一》有载："宝历初，以考课连最，赐金紫，仍诏褒异。"那鎏金鱼袋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光斑，恰似他主理度支事务时在账簿间勾勒的朱批痕迹。

据《唐会要·卷五十八》记载，其时度支司正推行"两税三分法"，何昌龄"精核边州军饷，岁省缗钱七十万"。这位出身庐江何氏的官员，在元和末年的财政整顿中展现出过人才干。《文苑英华》收录的制诰中特别提及："尔能均节赋入，赡给边陲，漕挽无滞，军国有饶。"可见其政绩之实。

是年冬月，当何昌龄巡视洛阳含嘉仓时，积雪覆压仓窖的弧形穹顶。他依照《仓部式》逐窖查验的情景，被随行的殿中侍御史记录在奏报中："凡检覆粟窖，必以铁锥探之，昌龄亲执其器，日验二十窖。"（见《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引监察御史奏牍）这种勤勉或为次年其转任河南少尹的缘由——唐代官制中，这往往是重用前的历练。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补遗》收录的《何公墓志》虽已泐蚀，仍可辨"宝历中，三承优诏"数字。结合《旧唐书·敬宗纪》所载该年"宴京官五品已上于麟德殿"的记载，或可推测何昌龄曾因理财之功获赐参与宫廷荣典。正如元稹在《钱货议状》中强调的："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而民不怨。"何昌龄的受赏，恰是唐廷对这类能吏的典型褒奖方式。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弥漫着柳絮，尚书省郎官廨舍的窗棂上积着薄尘。何昌龄搁下毛笔时，砚中墨迹已干涸如龟裂的河床。这位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老臣，最终在某年某日的黄昏，将生命定格在尚书司封郎中的任上。韩愈在《唐故司封郎中何君墓志铭》中只留下"卒年若干"的喟叹，仿佛连碑石都不忍镌刻这模糊的年轮。

同时代的诗人刘禹锡曾在《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诗中提及"故人何昌龄，最为相思久"，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位同僚的深切怀念。考《新唐书·艺文志》载何昌龄著有文集二十卷，然其生平事迹却如散佚的残简，连卒年都湮没在会昌年间的焚稿烟火中。

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七收录的《唐赠左仆射何昌龄碑》，透露他死后获赠"左仆射"殊荣。碑文虽泐，但可推知其卒年当在元和末年至长庆初年之间——这正是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司封厅"壁记自开元至元和百三年间，前后郎官姓名"，其中何昌龄的名字恰如时光长河里的浮标，标记着某个未被史笔点明的终点。

他的生命终章或许正如其流传至今的残句："马蹄京洛岐路，舟楫江湖风波"。当柳宗元在永州写《与何员外书》时，这位收信人可能已化作终南山的一抔黄土。尚书省暮鼓声中，唯有案头未写完的判词，墨痕晕染处恰似史册上那个永远填不满的卒年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