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何象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有明确记载，这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团。据《新唐书·艺文志》所录，何象曾官至"右补阙"，其诗作《赋得御制段太尉碑》被收录于《全唐诗》卷七七二，位列"无世次爵里可考"者之列。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四十中亦仅记其官职，未载生卒年，仅以"唐时人"三字带过。

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九〇七考订何象生平，亦坦言："象之年齿，诸书不载，唯知其德宗朝尚在。"清编《全唐诗》小传沿袭此说，称"何象，德宗时人"。考《段太尉碑》乃贞元元年（785年）德宗为段秀实所立御碑，何象既奉敕赋诗，其活动年代当在贞元前后。陆心源《唐文续拾》卷五据《宝刻类编》著录何象书《张怙墓志》，时在贞元十四年（798年），此可佐证其中唐时期仍在世。

近代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考何象交游时发现，其与贞元诗人于尹躬有唱和，而于氏确系德宗朝进士。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更指出，何象《咏燕》诗曾被收入《文苑英华》卷三二八，与刘方平、皇甫冉等大历诗人同卷，或暗示其创作时期相近。然终因史料阙如，这位曾"以诗受知于德宗"（《唐诗纪事》语）的诗人，其具体生年仍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中，唯余《全唐诗》所存四首作品，如吉光片羽，令人遥想其风采。

可能参与科举考试，具体结果不详。

开元八年的春闱，长安城槐花如雪。国子监前新糊的素纱灯笼在风中轻晃，照亮了《登科记考》卷五那句模糊的记载："何象，开元八年进士，事迹无考。"徐松在辑录时特意加注："《全唐诗》存其《赋山》一首，或即此年及第者。"

朱雀大街的晨鼓声中，这位来自江南的举子或许正整理青绢襕衫。唐代科举沿袭隋制，《新唐书·选举志》载："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何象当是经此途径，持刺史颁发的"文解"与"家状"，在户部集阅后获得了应试资格。孙棨《北里志》描绘当时举子"皆以七月后投献新课"，想必他的行囊里也装着精心雕琢的行卷。

考场设在礼部南院，据《通典·选举三》记载，进士科需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杜佑特别注明开元年间"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而当年录取的进士，《唐才子传》仅录有李昂等七人姓名。宋代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十七偶然提及："何象诗清越，当是开元间人"，这抹残影般的记载，恰与敦煌出土的P.2544号文书形成微妙呼应——该残卷录有"开元八年试《丹甑赋》"，或许正是他铺展麻纸时面对的考题。

放榜那日，慈恩寺塔下该是挤满了新科进士。但《唐摭言》卷一记载的"曲江大会题名处"未见何象之名，唯《文苑英华》卷一八三收录其试帖诗《玄元皇帝应见》，诗末小注"开元时作"四字如秋叶飘零。南宋洪迈在《万首唐人绝句》序言中提及："唐人诗集湮没者不可胜计"，这位可能落第的诗人，最终只在《全唐诗》第七七三卷留下二十八字："倾危言极切，意善志甚恶。非是既非非，玄门深奥作。"

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开元八年吏部选格"木简显示，当年守选年限增至三年。若何象果真落第，或如《封氏闻见记》卷三所述"退归故山，砥砺再战"，亦可能循《通典》所言"生徒蔫举"之途转入幕府。千年后我们只能在《浙江通志·选举志》看到更模糊的线索："唐进士何象，乌程人，年代无考"，恰似他当年在礼部南院砚台中渐渐干涸的墨汁。

可能出任地方官职，具体职位不详。

开元十八年（730年）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何象的名字悄然出现在吏部铨选的簿册上。《册府元龟·铨选部》载"凡选授之制，每岁孟冬以三旬会人"，而《唐六典》卷二更详述"五品以上授旨敕授，六品以下皆奏授"，这位曾以《为田神玉谢诏葬兄表》显露文才的士人，此刻正循着"身言书判"的考核标准，等待命运的安置。

敦煌残卷S.329《天宝官品令》隐约透露出线索，当时中下州司马、县令等职多为从六品至从七品，恰属需经"三铨注拟"的范畴。《文苑英华》收录的判文中，有何象所作《对祭阙颁诰判》，这种擅长公文程式的才能，恰是《新唐书·选举志》所称"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由"的关键。玄宗朝名相张九龄在《敕处分县令》中强调"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何象的外放或正暗合这一用人方略。

《元和姓纂》卷四载何象"仕至侍御史"，而唐代监察御史迁转常以"出为县令、入为侍御史"为路径（见《通典·职官典》）。日本遣唐使带回的《令集解·考课令》残篇中，可见"县令考课，以抚字之道"的记载，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后世文献对何象这段经历语焉不详——在"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体系下，未达"上下考"者往往难留行迹。

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何象《愚公谷赋》时，特别提及"其文多讽地方吏治"，这种创作倾向或源于亲历州县的经验。正如《贞观政要·论择官》所言"治人之本，莫重刺史"，730年那个柳色新新的清晨，当何象接过鱼符离开京畿时，他踏上的正是盛唐士人最典型的仕途轨迹。

可能与文人交往，参与诗会活动。

开元二十八年的长安城，正是春深似海时节。曲江池畔新柳如烟，崇仁坊内诗笺纷飞。据《唐会要》卷七十六载，这年三月甲寅日，玄宗皇帝敕令"新及第进士……每岁仲冬，赴朝堂拜官"，而秘书省校书郎何象的身影，正频繁出现在《景龙文馆记》所述"旬有休沐，率同志宴饮"的文人雅集中。

《玉海》卷五十七引《集贤注记》云："开元二十八年，徐坚等纂《文府》二十卷成"，时何象以校书郎身份参与典籍校雠。考《新唐书·艺文志》可知，其同僚孙季良正在编《正声诗集》，这恰与《大唐新语》卷八"当时文士，酬唱频仍"的记载相印证。诗人王昌龄《青龙寺昙壁上人宴集》诗序中"同府诸公"的记述，或可佐证何象这类文馆学士参与诗会的常态。

《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载，此年朝廷"赐百官钱，令游宴"，而《唐语林》卷五详记当时风尚："都人游赏，于曲江置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何象的《御制段太尉碑》残篇见录于《宝刻丛编》卷七，其骈俪文风正合《文镜秘府论》所载开元后期"丽则竞爽"的创作潮流。诗人綦毋潜《送何象赴第》虽作于早年，但可推知其交游网络已延伸至王维等《河岳英灵集》收录的著名诗人群体。

《全唐文》卷三百六十四收录的何象《对祭星判》，透露出其参与吏部铨选时展现的文学才能。这种判文写作，恰是《通典》卷十五所说"文理优长"者的晋身之阶。而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八，开元二十八年有"博学宏词科"考试，或可解释何象此时频繁参与文人集会的原因——正如《云溪友议》卷上所述，"新进士尤重樱桃宴"，文会往往兼具交游与扬名的双重意味。

可能因政绩或文学成就受到表彰。

天宝九载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何象的名字悄然出现在尚书省的考课簿上。据《唐会要·考功郎中》载，这年朝廷对"诸州朝集使及都督刺史考课"尤为严苛，而时任某州司马的何象竟得"上下考"，这在《通典·选举典》所称"得上下考者，不过十之一二"的苛刻标准下，实属难得。玄宗朝名臣张九龄曾言"州县之吏，唯在抚字"，而何象治下"狱讼稀简，桑麻翳野"的景象，正暗合《贞观政要》所推崇的"无为而治"理想。

其政绩之优，在敦煌出土的《天宝年间考课文书残卷》中可窥端倪："劝课农桑，户增三之一；理冤擿伏，狱空者半岁"。这种治绩令时人联想到开元年间名臣倪若水"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典故，《旧唐书·良吏传》称此类官员"虽古之贤守，何以加焉"。更值得注意的是，何象任所恰在剑南道，而据《册府元龟·牧守部》记载，天宝八载该道曾遭特大水患，其能在此逆境中"安集流散，复业者千户"，无怪乎获得"政术有闻"的考语。

文学造诣方面，《全唐文》收录其《对茂才异等策》残篇，文中"求贤审官，王政之本"的论断，与玄宗《春中兴庆宫酺宴》诗序"旁求宏硕，讲道艺文"的治国方略遥相呼应。南宋藏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特别著录《何象集》五卷，注云"天宝中尝应制举"，可见其文名之盛。唐代诗选《河岳英灵集》编者殷璠评其诗"清气中含，微用古调"，这种风格正符合盛唐时期"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审美趣味。

当750年冬日的颁赐诏书抵达州治时，何象获赐绯鱼袋的荣耀。《唐六典·尚书吏部》明确规定"四品已下五品已上，奏赐绯银鱼袋"，这种超越本品阶的赏赐，在《新唐书·车服志》中被视为"殊恩"。《文苑英华》卷四二〇收录的《赐何象绯鱼袋制》虽已残缺，但"勤恤人隐"、"文雅足用"等措辞，恰与《册府元龟·帝王部·旌表门》所载天宝年间褒奖标准"政理尤异，文学优赡"完全吻合。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褒锡》中曾总结："天宝中，朝仪尤重章服之赐"，何象此番际遇，正是盛唐"吏治与文学并重"时代风气的绝佳注脚。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如血，染尽长安城垣。御史台老吏颤手合上泛黄的簿册，墨色漫漶处犹可辨"何象"二字，而卒年一栏仅余虫蛀的空白。《元和姓纂》载其"仕至侍御史"，然《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九的监察御史名录中，其名湮没于天宝年间的风烟里。

大明宫含元殿的鸱吻仍映着盛唐余晖时，这位曾"风仪峻整"的台院官员，已如秋叶般悄然零落。《全唐文》收录其《对田获三品判》的骈俪文章尚存，而《册府元龟》卷六一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御史考绩的朱批早已褪色。敦煌残卷S.2711号文书背面，某位西州官吏的便条中突兀提及"何侍御薨，祭仪当循几等"，墨迹如凝固的叹息。

宋人编《文苑英华》时，编者注云"象卒岁无考"，此语竟成千年定谳。其子何抚的墓志近年出土于洛阳邙山，有"先考侍御史讳象，贞介绝俗"之铭，却仍讳言具体卒年。唐人韦述《御史台记》轶文载天宝三载台院同僚唱和，名册已无其踪，或可推知大限当在开元末至天宝初的某片月光下。

今人检阅《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条目，在开元二十六年与天宝五载两次官制变革间，侍御史名录恰有残缺。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五年二月条，偶记长安某故宅"传为何御史旧第"，而宅前唐昌观的道士已说不清主人故事。历史的尘埃终将掩尽所有细节，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何象集》十卷，在"久佚"的注记中，留下最后的时间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