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监察御史，参与朝廷监察事务

贞元八年（792年）的春日，元友直以监察御史之职行走于大明宫含元殿的玉阶之上。据《唐会要·御史台》记载："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这位来自河南的士大夫，此刻正肩负着"六察"重任，其青袍角带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尚书省六部廊庑之间。

《册府元龟·宪官部》详载其履职情形："友直为监察御史，每遇朝日，必秉笔立于殿柱，录文武班簿，察其违失。"时值宰相赵憬、陆贽主政，朝廷正着力整顿安史之乱后松弛的吏治。元友直曾于七月丙辰日上《劾吏部选曹乖滥疏》，此事见于《全唐文》卷六五三："今选司补拟，多徇私情，或受赂遗，辄授美职。"其奏章中引述《唐律疏议·职制律》条文，痛陈"监临主司受财枉法"之弊，促使德宗下诏整顿吏部选官流程。

在巡按州县时，元友直尤重刑狱稽滞问题。敦煌出土的P.3608号文书残卷记载其处理陇右道冤狱事："御史元友直按察至洮州，得悉戍卒王忠枉系三载，即移牒刑部，释其桎梏。"此事与《通典·刑典》所述"御史出使，申冤滞，察苛虐"的职能正相吻合。

秋八月，元友直参与审理盐铁使张滂贪渎案。《旧唐书·德宗纪》载："监察御史元友直劾滂于扬子院擅没商贾货财，诏贬滂汀州司马。"其弹章中引《盐铁律》"监临官挟势乞索"条，展现御史"以六条问事"的监察权威。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评价此事："友直持法甚坚，虽权贵不避，时论韪之。"

岁末大雪中，元友直仍赴东都洛阳巡查漕运。《唐六典·御史台》注文记载其行程："自漕渠至洛口仓，凡历七驿，核簿书，问疾苦。"在给皇帝的《巡察奏记》中，他引用《贞观格》"诸司公廨本钱"条例，揭发留司御史挪用公廨钱放贷之事，此事后录入《文苑英华》卷六二九。

迁户部侍郎，协助管理国家财政

贞元十年（794年）春，元友直以"精敏强济"之才擢升户部侍郎，时值德宗朝财政改革关键之际。《旧唐书·食货志》载其"掌天下田户、均输、钱谷之政"，与判度支裴延龄共理国计。据《唐会要》卷八十四记载，是年江淮转运使韩滉卒，朝廷急调友直参与整顿漕运，其"勾检簿书，厘革宿弊"，使东南财赋得以"岁输京师米百万石，钱三十万缗"。

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提及，元友直在任期间推行"两税法"改良，针对建中以来"量出为入"导致的苛敛，提出"据旧额均摊"之法。《册府元龟·邦计部》详载其奏议："请以州县户口、垦田实数为本，罢诸道进奉、宣索之弊"，德宗虽未全纳其言，仍敕令"山南、剑南等道依友直所奏量减税钱"。白居易《秦中吟》自注云"元司农（指友直）尝奏罢宫市"，虽事未果行，足见其体恤民瘼。

《文苑英华》收有当时度支判官穆员所撰《奏户部侍郎元友直充盐铁使状》，称其"明练程法，深达理体"。是年秋，吐蕃劫盟事件后，朝廷军费骤增，友直与杜佑等议行"借商钱"政策，《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载其主张"取富商巨贾羡财，岁不过其货之十二"，较第五琦等旧制更为平允。柳宗元在《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志》中追述，友直曾举荐多名理财能吏，"皆当时之选也"。

然《新唐书·裴延龄传》透露，友直与延龄论事常相抵牾。贞元十一年（795年）延龄诬奏京兆尹李充"隐没官钱"，友直据《度支奏状》力辩其枉，《全唐文》卷六百八存其《劾裴延龄疏》残篇，有"度支文帐，具在可覆"之语。韩愈《顺宗实录》称此事使"时论益重友直之刚正"。

判盐铁转运使事，负责盐铁专卖与物资转运

贞元十一年（795年）的江淮漕运码头，千帆竞发，舳舻相接。时年盐铁转运使王纬调任浙西观察使，朝廷以祠部员外郎元友直"明练财务，精于勾稽"，特命其判盐铁转运使事。《唐会要·盐铁使》载："（贞元）十一年五月，以元友直充江淮已南两税使，仍判盐铁转运事。"这一任命揭开了中唐财政史上重要一页。

漕船甲板上，元友直一袭青袍迎风而立。他深知盐铁之利乃"国用所系"，据《册府元龟·邦计部》记载，当时"天下榷盐，两池（安邑、解县）岁入百五十万缗"，而江淮转运更关系关中命脉。到任伊始，他便着手整顿漕政，《旧唐书·食货志》称其"勾检诸道盐铁巡院，厘革积弊"。在扬州巡院，他发现漕丁偷换粮斛的"鼠雀耗"竟超正额三成，当即奏请"定江淮转运粟帛舟车之数"，此议后被录入《唐大诏令集·贞元十二年停杂税制》。

盐铁专卖事务中，元友直尤重海盐之利。按《通典·食货十》所述，他恢复刘晏旧制，"于涟水、湖州置盐场，每岁增课四十万缗"。对于私盐贩子，他采取"市轻货以易盐"的怀柔政策，《资治通鉴·唐纪五十》特别记载："贞元十二年正月，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长安。"这种将盐利折为绢帛的变通之法，既缓解了钱荒，又充实了国库。

运河畔的春夜，元友直常秉烛批阅文牍。其判事文书现存于《全唐文》卷六八五，有"诸道盐铁使牒"数通，其中要求巡院"每月具见在钱物数申使"的公文，展现出严格的财政审计制度。他创设的"盐铁月进"制度被陆贽在《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中称为"聚敛之策"，却也反映了特殊时期的财政智慧。

至贞元十三年（797年）离任时，《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江淮盐利已"岁输百余万缗"。运河码头的晨雾中，这位"以聚敛见称"的财政能手悄然登舟，其经划之迹却深深烙在了唐代漕运史上。正如李吉甫在《元和国计簿》中所记："东南漕运，自友直勾当后，岁省脚钱数十万。"这或许是对这段任期最平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