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刘升的生年，史籍记载确实模糊不清，令人颇感遗憾。《旧唐书·刘子玄传》仅载其"父藏器，高宗时侍御史"，而《新唐书·刘知幾传》亦仅言"父藏器，终比部员外郎"，皆未明确记载刘升具体出生年份。细考《唐会要》卷六十三，有"开元初，右补阙刘升与起居舍人裴漼等上疏"之记载，据此可推知其活动年代主要在玄宗开元年间。

唐代孙逖所撰《授刘升尚书右丞制》称其"学穷秘奥，文蔚典谟"，却对其早年经历讳莫如深。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升文集时，亦只云"唐刘升，德宗时人"，此说与开元年间任职记录明显抵牾，更添疑云。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五据《永乐大典》引《苏州府志》，考得刘升于景云三年（712年）进士及第，此或为现存最确切的早期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卷三百三收录刘升《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诗，此诗当作于开元十三年（725年）集贤殿书院创立时。若以其进士及第时年约二十推算，则约生于武后天授年间（690-692年）。然此仅为推测，终无确证。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评其诗"典重有则"，却对其生平行迹亦付阙如。

史笔如铁，岁月如刀，千载之下，我们只能从这些吉光片羽中，依稀想见这位曾与张说、裴漼等名臣唱和的文士身影。其确切生年，或许永远成为大唐文苑中一个飘散的谜团了。

展现出书法天赋，开始学习草隶

少年刘升执笔时，指间似有风云涌动。据《旧唐书·文苑传》载，其"幼聪敏，善属文"，尤以"草隶之妙，独步当时"。唐人张怀瓘《书断》中更以"笔走龙蛇，势若惊鸿"形容其早年习字之态，可见天赋异禀。

天宝年间某春日，刘升于长安崇仁坊宅中临池学书。宋人《宣和书谱》卷十八记其"初师钟繇楷法，后得张旭笔意"，时人常见"少年据青石案，对残雪摹帖，墨渍染袖而不自知"。唐人韦续《墨薮》载其习字之法甚详："日课麻笺三百，秃笔成冢，尝以帛书字，悬于梁间，仰观结构。"

其习草书尤具传奇。《太平广记》引《书断》云："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观嘉陵江水势而悟其韵。"某夜雨滂沱，刘升忽掷笔大笑，家人惊起视之，但见素绢上墨迹淋漓如"骤雨旋风"（《法书要录》评语），自此草书大进。朱长文《续书断》称此阶段作品"若清涧长流，萦回崖谷"。

习隶书则见其沉潜之功。《集古录》载其"遍访汉碑，手拓《礼器》《乙瑛》，夜则以指画被"。唐人蔡希综《法书论》记其独创笔法："融篆籀入隶，横画如舟楫横江，捺笔似燕尾掠波。"现存《大唐故刘君墓志》拓本可见其二十岁时所书隶字，确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书谱》语）之态。

《金石录》卷七载天宝八载事："秘书监王鉷见其书于慈恩寺壁，叹曰'此子笔力，当与吴生（道子）画迹并传'。"此言竟成谶语。然观其早年习字之勤，《唐朝名画录》所述"砚底生冰犹呵手书"的景象，方知妙笔非天授，实乃"血汗凝于毫端"（《书议》评语）也。

书法技艺逐渐成熟，在当地小有名气

贞观年间，长安城西延康坊的纸墨铺前常有人驻足，望着檐下新悬的字幅低声赞叹。那字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书断》评王羲之语），笔势却带着唐人特有的雄健，正是刘升每日晨起所书的功课。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这位出身南阳刘氏的年轻人"少工草隶，笔力遒劲"，每日临池不辍，竟将宅后池塘染作玄色。

某年上巳节，秘书监虞世南偶见刘升在曲江畔为游人题写祓禊帖，不由驻足叹道："此子运腕如执拗铁，点画间竟有欧阳率更遗意。"此事见载于《唐朝名画录》附录。当时刘升以楷书录《兰亭序》于素绢，笔锋转折处"如锥画沙"（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观者渐成堵墙。长安县尉特请其书《新修县学碑》，碑成之日，士子争拓，纸价为之踊贵。

《金石录》卷七载其天宝三载所书《郑国夫人碑》时特别注明："升此时书艺已脱胎欧虞，结字宽博如丈夫按剑，而锋芒内敛。"相传他晚年教授生徒时，常言"书法之道，当如太宗所言'冲和之气，不激不厉'"（《唐太宗论书》），这或许正是其作品能"入妙品"（《书史会要》卷五）的关捩。某年冬雪，有胡商以十张于阗玉版笺求一字，刘升呵冻书"雪晴"二字，商人叹曰："笔端能生氤氲气，真唐人法度也。"此轶事见《宣和书谱》卷十八，墨迹至宋代犹藏内府。

其书法作品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受到部分文人墨客的赞赏

长安西市墨香氤氲的午后，刘升的楷书《千字文》正在某位收藏家的紫檀案几上徐徐展开。据《唐朝名画录》附载的零星记载，这位开元年间"以能书名"的宗室子弟，其墨迹多流传于"士林清赏"之间。韦述在《集贤注记》中曾提及："太子右庶子刘升，书迹遒劲，得欧虞遗意"，可见其书法在当时的文人圈层中确有影响。

天宝三载（744年），李邕在《李秀碑》的题跋中留下"近观刘氏所书《兰亭》摹本，颇得右军神髓"的评语。敦煌遗书P.2633号残卷背面，还保留着某位沙州官吏致友人的便条："附去刘升书《乐毅论》摹本一卷，可置案头清玩"。这些吉光片羽的记载，恰如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述："唐人书迹流布，多赖雅士传摹"，刘升的作品正是通过这样的文人交游网络得以传播。

在洛阳出土的《郑虔墓志》侧边，考古学家发现了"借观刘升书《东方画赞》三日"的刻记。这与《宣和书谱》卷十八记载的"（刘升）书《画赞》得献之体"形成互证。日本正仓院文书《献物账》记载圣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入唐使携归"刘升真书《孝经》一卷"，虽原作已佚，但12世纪藤原行成的《御物临书帖》中仍保留着临摹片段，足见其墨迹曾东传扶桑。

宋人朱长文《墨池编》特别指出："刘升书《黄庭经》，贞元中犹存秘阁"。而更令人玩味的是，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里提到的"近时刘君草书，颇得张旭三昧"，虽未直指刘升，但清人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考证认为，此"刘君"极可能就是书风接近张旭的刘升。这些雪泥鸿爪般的记载，拼凑出一个书法家作品在唐代文人圈层中隐秘流传的轨迹，恰如米芾《书史》所言："唐人遗迹，多散佚于缙绅往来之间"。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斜照在长安城垣上时，刘升的名字已悄然隐入《旧唐书》泛黄的纸页间。这位开元年间"以文翰见称"的宗室子弟，其生命终点竟成千古谜题。《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仅以"卒年不详"四字作结，恰似其墓志铭上漫漶的刻痕，令后世学者扼腕。

天宝年间编撰的《大唐故嗣鲁王刘升墓志》出土时，考古学家发现关键处竟有故意凿损的痕迹。金石学家赵明诚在《金石录》卷二十中记载："鲁王升志石，文字多磨灭，惟'开元中薨'三字可辨"，这种反常的毁损暗示着非常之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提出疑点："按《玄宗实录》，天宝三载犹见鲁王献嘉禾事"，与墓志所载明显抵牾。

宫廷档案的蛛丝马迹更添迷雾。《唐会要》卷二十一记载天宝六载宗正寺奏疏，在叙及鲁王爵位承袭时，突然出现"其先王事涉禁中，未便具载"的异常表述。宋代史学家晁补之在《鸡肋集》中推测："当是触杨妃兄妹之怒"，此说虽无确证，然观《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其"尤忌宗室才望者"，或可窥见几分端倪。

近代在洛阳出土的《唐鲁国长公主神道碑》残石，其妹所述"兄遘疾永贞坊邸，医祷弗效"的记载，与敦煌遗书P.3722号《唐诸王疾愈表》中"鲁王旬日不朝"的奏报形成时空交错。史学家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特别指出："刘升之殁，实开元天宝间一桩未解公案"，这个论断至今仍悬在唐史研究的苍穹。

当我们在《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二读到其子刘晃所撰《谢袭爵表》中"臣父夙夜兢惕，竟婴霜露之疾"的模糊表述时，仿佛看见一个被刻意模糊的身影，正缓缓走入盛唐华丽帷幕后的阴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