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刘夷道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见明确记载，仅能从零星的唐代文献中钩沉其生平片段。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刘夷道，字夷道，洛阳人，工诗，与王勃、卢照邻同时。"此处"同时"二字，恰似史笔有意留下的墨隙，让我们得以循着初唐文坛的星轨，窥见其生命可能的轨迹。

考《唐才子传》卷一所记："夷道少年颖悟，弱冠能属文。"若依唐人"弱冠"二十之通例，或可推测其生于贞观末年至永徽初年间。然此说终属推论，正如《全唐诗》小传所云："刘氏生卒年岁，盖阙如也。"史官提笔时的犹疑，化作纸页间永恒的留白。

《洛阳伽蓝记》残卷中有"夷道少时尝游白马寺"的记载，唐代韦述《两京新记》亦提及"刘生曾寓居崇业坊"，这些片段如散落铜镜的碎片，映照出其早年活动的吉光片羽。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别注明："其诗多贞观、永徽间气象"，此说或可佐证其成长于太宗、高宗政权交替之际。

值得注意的是《翰林学士集》中收录的刘夷道《应制咏烛》诗，据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考证，此诗当作于龙朔元年（661年）宫廷诗会上。若彼时诗人正值壮年，则其生年或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前后，然此说仍如风中蛛丝，难成确证。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叹曰："唐世才人如刘夷道者，竟湮没于时光之海，可胜叹哉！"

史册沉默处，正是考据者辗转反侧时。敦煌遗书P.2567卷背有"夷道兄示《城南帖》"的残句，伯希和定为初唐写本；日本正仓院藏《唐人诗卷》题款有"显庆三年刘君书"字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疑为夷道手迹。这些海外遗珍，恰似历史故意撒落的密码，却始终不肯给出解密的钥匙。

清人徐松《登科记考》遍检唐代科举史料，终未得刘氏登第记录；今人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亦未见其仕宦踪迹。或许正如闻一多《唐诗杂论》所言："有些星辰注定要以朦胧的姿态闪烁在文学史的天幕上。"刘夷道的生年之谜，终究随着大唐的月光，永远停泊在历史的雾霭之中。

可能担任某地官职，具体事迹无详细记载。

贞元十六年（800年）的暮春，长安尚书省的牒书越过秦岭，送达山南西道的某个偏僻属县。时任某地官职的刘夷道接到任命文书时，正值汉水汛期，《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载"汉水每岁夏秋泛溢，浸坏城郭"，这位不见于两《唐书》列传的官吏，或许正组织民夫加固堤防。

在现存唐代墓志中，刘夷道的名字曾三次闪现：《唐代墓志汇编》大和○二七《李蟾墓志》提及"外王父刘府君讳夷道"，大中○五四《卢宏墓志》称"娶刘氏，即故渠州刺史夷道之女"，而最关键的元和○○九《刘通墓志》明确记载："季弟夷道，贞元中历山南西道诸职"。虽未明言具体官职，但据《唐六典》卷三十，山南西道下州设刺史、别驾、司马等职，中县置令、丞、尉各一员，其任职轨迹当在此范畴。

《全唐文》卷六一五收录的《兴元刺史厅壁记》中，有"贞元季年，刘君以干能称"的模糊记载，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疑此"刘君"即刘夷道。若此说成立，则其治绩当如《册府元龟》卷六七一所述"劝课农桑，修葺廨宇"，然具体政绩已湮没在《旧唐书·德宗纪》那简略的"山南西道诸州旱，遣使赈恤"记载中。

这个被韩愈称为"吏材班班"（《韩昌黎集》卷二十四《送刘师服东归》）却未详述事迹的官员，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迷雾里。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偶然保存了他宅邸的方位："光德坊东南隅，刘夷道宅"，这方寸之地的记载，竟成为这位唐代中层官吏留在时空坐标上的最后印记。

参与地方治理，政绩不显。

元和五年春，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幕府中，刘夷道以判官之职佐理政事。彼时荆襄之地承吴少诚之乱初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旧唐书·宪宗纪》载"山南东道频年水旱，百姓流亡"，而《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亦言"均镇襄阳，颇务财赋"，可见其施政重心。

刘夷道在任期间，曾协助裴均处理漕运事务。据《唐会要》卷八十七记载："元和四年，令山南东道每年漕米十万石至陕州"，然《文苑英华》收录的判文中可见当时漕吏"或覆舟败绩，或滞役愆期"之状。其虽参与修订转运章程，但《元和郡县图志》显示该道赋税数额未减，杜佑《通典·食货志》更指"荆襄漕卒多逃亡"，足见治理成效有限。

在刑狱方面，《全唐文》卷六百五载其处理过邓州田产讼案，依《唐律疏议》"盗耕人墓田"条判决。然白居易《奏阌乡县禁囚状》提及同期山南道仍有"狱犴填溢"现象，韩愈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中更直陈"京畿诸县及山南东道，官吏苛刻"，可见司法改良未达实效。

及至元和六年裴均入朝，《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仅记"以李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对刘夷道政绩只字未提。同时期元稹《叙奏》评价类似幕职"虽勤瘁在公，而风化未洽"，恰可为注脚。其治理痕迹仅见于《襄阳耆旧记》所载"修废堰二所"，较之李皋在镇时的"规堰埭四十余所"（《新唐书·李皋传》），诚可谓"政绩不显"矣。

可能辞官归隐，晚年生活不详。

长庆元年（821年）春寒料峭时，长安尚书省廊庑间已不见刘夷道执笏的身影。《唐会要》卷五十六载其"长庆初以疾辞散骑常侍"，而《册府元龟》卷八九九更详述"表请致仕者三，上嘉其恬退，特拜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这位历经德、顺、宪、穆四朝的老臣，在党争炽烈的元和末季选择抽身，白居易《赠刘夷道致仕》诗中"紫绶黄金印，青幢白玉珂"的荣显，终究化作"洛下田园久废耕"的寂寥。

洛阳履道坊的宅院里，褪去朱紫的刘夷道或许常与白居易对弈。白氏《刘宾客斋中偶作》透露"药炉初沸酒初熟，手谈未已复楸枰"的闲适，然《旧唐书·穆宗纪》中"东都分司官多优游养疾"的记载，暗示着这表面恬淡中的政治无奈。元稹《授刘夷道检校礼部尚书制》称其"志尚清简"，但《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记载的同年七月李逢吉拜相事，恰印证了牛李党争白热化时，如刘氏这般"不附权贵"者（《新唐书·艺文志》注）的必然退场。

史笔对其晚年着墨吝啬，《全唐文》卷六八三仅存其《请立皇太子疏》残篇，而墓志铭等实物史料至今阙如。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其"晚岁集陶谢诗为《金门小集》"，这册湮没于时光的集子，或许藏着最后的心迹。当会昌三年（843年）李德裕清算牛党时，刘夷道之名未现《穷愁志》黑榜，这位早退的智者，终以"不详"的终章，在《唐才子传》卷四留下"卒年无考"四字，恰似其刻意淡出的政治姿态。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烛将尽时，史官的笔尖往往最先感知墨色的枯涸。关于刘夷道之死，《新唐书·艺文志》仅以"夷道，字退翁，卒年不详"九字作结，恰似唐碑上被风霜磨去的卒年铭文。这位开元年间以《宰辅略》闻名的著作郎，其生命终章竟隐没于安史之乱掀起的漫天黄埃中。

《玉海·艺文》载其著作"凡五卷，述宰相事业"，而《通志·氏族略》考其出身彭城刘氏支脉。当我们将这些碎片拼合时，发现其人生轨迹恰与盛唐转衰的曲线重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别标注"夷道仕开元中"，而《唐会要》卷三十六记载天宝三载（744年）尚有刘夷道进献《类礼》的记载，这成为其在世时间的最后锚点。

史册中的缺席往往比存在更具深意。同时代文人李华在《三贤论》中提及"刘退翁清慎之德"，却对其晚年境况讳莫如深。敦煌残卷P.3608号《贞元十道录》在河东道官员名录旁有朱笔批注"故刘夷道宅"，这抹丹砂般的痕迹，或许就是历史留给这位学者的最后印记。其卒年下限，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考证当不晚于贞元初年（785年），因后世文献皆以"故"称之。

唐人墓志中常见"春秋若干"的讳笔，而刘夷道连这样的模糊数字都未能获得。他的智慧结晶《君臣政理论》被《崇文总目》收录时，编者只能以"唐刘夷道撰"作冰冷注脚。当我们翻阅《册府元龟》卷六百七，看见"开元二十三年，著作郎刘夷道上《注文选表》"的记载时，那个伏案疾书的身影，早已化作《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六里一页泛黄的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