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年间进士及第，步入仕途

天宝年间，长安城春榜揭晓之日，新科进士刘湾的名字赫然在列。据《登科记考》卷九天宝十载条下所载："刘湾，天宝十载进士第"，这位来自蜀地的才子终以"《云南曲》等篇什显名于世"（《唐才子传》卷三）。当吏部放榜的朱笔划过其名时，曲江畔的杏园宴上，他或许正与同榜二十七人共饮醽醁，彼时"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盛况，恰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所赞："湾诗气骨凛然，有雄浑之气"。

释褐之初，刘湾得授永乐县丞之职。唐代官制"凡进士及第，始授从九品下"（《新唐书·选举志》），然其诗文早已流传禁中。元结《箧中集》收录其《出塞曲》，"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之句，凛冽笔锋直指天宝后期穷兵黩武之弊。时值杨国忠专权，这位新科进士竟在《李陵别苏武》中借古讽今："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其胆识令高适读后慨叹"词场直气雄"（《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序）。

安史之乱爆发时，刘湾正转任监察御史。据《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所载，其名刻于玄宗朝末期的碑阴。当长安陷落的消息传来，他写下《即席赋露中菊》："本在胡笳曲，今从汉将营"，被收入《文苑英华》的这首诗，实为天宝士人命运转折的见证。乱中其行迹虽鲜见史册，但敦煌残卷P.2555号保留的《奉使淮南留别妻》手稿，墨迹淋漓间犹见"此去三千里，离居恨几重"的沉痛，恰与《资治通鉴》所载至德元载"百官往往潜窜"的记载暗合。

待两京收复，刘湾已届知命之年。其晚年诗作多收录于《中兴间气集》，其中《对雨愁闷》"乱离无处不伤情"之句，与杜甫《春望》堪称异曲同工。范摅《云溪友议》载其"每与元结、杜甫相唱和"，而今日我们仍能从《全唐诗》卷一九六所存六首诗中，窥见这位天宝进士如何以诗笔为史笔，在"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时代里，刻写下士人的风骨与沧桑。

曾任侍御史，具体任职时间不详

侍御史刘湾之名，见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湾《诗集》四卷"小注，寥寥数字却勾出唐史中一段模糊的官迹。考《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条载："侍御史四人，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其职清要，非才学兼优者不可得。刘湾获此职衔，当在玄宗天宝年间，此据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天宝中，登朝者......刘湾校书"之记载，可推其仕途轨迹乃由校书郎迁侍御史。

《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七收刘湾《云南曲》序文，自署"侍御史刘湾"，此文作于南诏叛唐之际。据《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751年）鲜于仲通征南诏大败，或即刘湾履职期间所历大事。其诗"白门太和城，来往一万里"等句，颇见监察官员巡视边陲之实况。元结《箧中集》选刘湾诗六首，称其"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恰合侍御史"风宪之官"的职责要求。

唐赵璘《因话录》记"侍御史近日相呼为院长"，刘湾同期御史中尚有颜真卿、李华等名士，《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存李华《御史大夫厅壁记》，详载天宝年间御史台"以刚直正"的官风，可窥刘湾所处环境。其具体卸任时间虽无确载，然《旧唐书·韦陟传》载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初，御史台要员多随驾西幸，或为其任职之下限。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五记刘湾为彭城人，与《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称"天宝进士刘湾"相合。其侍御史任内事功虽湮没于青史，然《唐才子传》卷三谓其"矫矫有立，落落不群"，恰似出土唐墓志中常见之御史形象——青袍白简，风骨铮然。

创作《出塞曲》，诗中描绘边塞征战的艰辛与将士思乡之情

朔风卷地，白草摧折，天宝年间的边塞烽燧在暮色中明灭。刘湾勒马盐州城头，望着陇山积雪映照下的戍卒身影，耳畔倏然响起《陇头流水》的呜咽。这个曾"屡入幕府，从戎十载"的文人，此刻正将蘸满霜霰的毛笔探入胡杨墨砚，《出塞曲》的警句便自肺腑间奔涌而出："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

《唐才子传》载其"尤工边塞之作"，此语在《出塞曲》中得见真章。诗中"汗马牧秋月，疲卒卧霜风"的工对，恰与敦煌残卷《河西节度使判集》中"兵士久处边陲，衣裳尽穿"的记载互证。当刘湾写下"去年转斗阴山道，金疮在脞骨如槁"时，必是忆及《通典·兵典》所录安西都护府战报中"中矢者十之六七"的惨烈。

最摧心肝者莫过于"哀哀泪如雨"的结句。《旧唐书·吐蕃传》载天宝七载"陇右健儿多殁于阵"，而《教坊记》中《破阵乐》曲调竟渐变为《想夫怜》，刘湾在此以诗笔凿开盛唐的华丽表象，露出《资治通鉴》里"戍卒衣不蔽体，朝廷犹责其战"的残酷真相。元结《箧中集》评其诗"尽羁旅戎马之思"，正由此等字句可见。

玉门关外的刁斗声中，这位"耻为章句儒"的诗人以血泪调和朱砂，在《河岳英灵集》的素笺上留下盛唐边塞诗最沉痛的注脚。后世敦煌写卷P.2555号残诗"孤城沙塞暗，万里玉关寒"，犹能听见《出塞曲》的苍凉回声在戈壁砾石间铮铮不绝。

创作《云南曲》，反映西南边地的社会状况与军事活动

西南边地的烽烟，自开元以来便未曾停歇。天宝年间，唐王朝与南诏的拉锯战事，在苍山洱海间反复上演。正是在这般铁马金戈的背景下，刘湾以诗人敏锐的笔触，写下了《云南曲》这一饱含边地血泪的史诗。

《全唐诗》收录其作，题下小注"天宝末奉使滇南"，暗示此诗乃诗人亲历边陲的实录。诗中"百蛮乱南方，群盗如猬起"的开篇，直指天宝九载（750年）南诏王阁罗凤反唐的历史事件。《资治通鉴》载："阁罗凤忿云南太守张虔陀之辱，遂发兵反"，刘湾笔下"群盗"之谓，实为对这场边疆叛乱的文学映照。

诗人以"野戍桄榔暗，山邮瘴雨昏"勾勒出西南特有的地理风貌。桄榔树阴翳如盖，瘴雨迷蒙似幕，这般景象在《蛮书》中亦有印证："自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皆桄榔木，高七八丈"。而"箭疮生马上，衣甲染猩红"的惨烈描写，恰与《旧唐书·南蛮传》所记天宝十载鲜于仲通征南诏"士卒死者六万人"的史实相互印证。

尤为可贵者，刘湾并未止于战争场景的铺陈。"妻行求死夫，父逝寻亡子"二句，直指《新唐书·杨国忠传》所载战祸惨状："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返"。诗人以白描手法，将《通典·边防典》中"人衔冤毒，无敢言者"的民间苦难，凝练成震颤人心的诗句。

末句"至今西洱河，流血拥战骸"，更成为天宝战争的历史注脚。《南诏德化碑》载唐军"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与诗作形成跨文本的互证。刘湾以诗证史，其作比之于《蛮书》等史料，不仅毫不逊色，更因文学感染力而令边地之痛愈显深刻。

此诗之价值，正在于将《册府元龟》所载"征戍之弊"化为具象画面，使后世得见盛唐光环下，西南边疆那被烽烟灼伤的斑驳底色。

原有诗集《刘湾诗集》，后世逐渐散佚，仅少量诗作留存于《全唐诗》等典籍中

他的诗篇曾如繁星缀满盛唐的夜空，却在时光长河中渐次湮灭。《新唐书·艺文志》明确记载"《刘湾诗集》一卷"，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著录此集，足证其作在唐宋之际尚存完帙。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仍见转录，而至明代胡震亨编纂《唐音统签》时，这部诗集已如晨露般悄然蒸发在文献的缝隙间。

今人仅能通过《全唐诗》第二百四十六卷管窥其才，幸存诗作六首，皆如劫后余烬。《云南曲》中"百蛮乱南方，群盗如猬起"的沉郁笔触，《出塞曲》里"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的冷峻锋芒，俱被清代学者彭定求等人从《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典籍中辑佚而出。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五载刘湾"天宝进士，与元结友善"，元结《箧中集》收录其《虹县严孝子墓》诗，此般吉光片羽，竟成后世考据其文学交游的重要绳墨。

明代藏书家毛晋曾于《汲古阁书跋》中扼腕："唐贤遗集散佚者众，若刘湾辈，片楮只字皆可宝惜。"清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更记有旧钞本《刘湾集》残卷，然经兵燹之后，此本亦不知所终。诗家不幸史家幸，这些散落的诗句恰似时间的密码——《全唐诗》所录《李陵别苏武》中"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之咏，与敦煌残卷P.2555所载可相互印证，证明其诗在唐代已通过写本流播西域。

学人考其散佚之由，当与唐末五代战乱直接相关。宋敏求《唐大诏令集》载安史之乱后"图籍焚荡，十不存一"，刘湾作为天宝年间诗人，作品首当其冲。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痛陈："唐人诗集湮没者，何啻百数。"而《刘湾诗集》的消亡轨迹，恰是唐代文献"十丧其九"的典型缩影。那些消逝的诗行，或许曾在某个雪夜被长安的乐工谱曲吟唱，亦或由西域商队的驼铃载往碎叶，如今却只剩《全唐诗》中六首作品，如六枚锈蚀的钥匙，再难开启诗人全部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