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轲出生

关于刘轲的出生年份，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这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悬想。据《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所录刘轲自撰《上座主书》云："轲本沛上耕人，代业儒为农家子。幼嗜坟籍，而能专于学。"这段自述虽未直言生辰，却透露出其寒门出身与早慧之态。

考《唐诗纪事》卷四十六引《刘轲传》载："轲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南果园。"复据其《与马植书》自陈："天宝之末，盗陷二京，轲窜身南荒。"若以天宝末年（755年）刘轲已能"窜身"避乱，按古人及冠之年推算，其生年当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前后。清代陆心源《唐文拾遗》考订认为："轲之生，约在开元中"，与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七所记"贞元二十一年进士刘轲"的仕宦时间亦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特别记载："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此说虽未直接涉及其出生，却暗示其命名由来或与家学渊源有关。而刘轲在《上崔相公书》中自称"生长江湖，介在夷獠"，结合《元和郡县图志》关于韶州地理的记载，可推知其幼年当在岭南度过，这与其后来在《代荀卿与楚相春申君书》中流露的南国情怀互为印证。

刘轲出家为僧

暮春的罗浮山，烟岚缭绕处传来阵阵梵呗。青年刘轲一袭淄衣跪坐青石，任由山露浸透膝前布衲。《云溪友议》载其"少为僧，居庐山"，这看似平静的抉择背后，实则是安史之乱后士人精神世界的剧烈震荡。据其自述《上座主书》所言："轲本沛上耕人，代业儒为农家子"，却在"天宝之乱，避地南鄙"的颠沛中，将满腹经纶尽付晨钟暮鼓。

这位曾"能文辞，始学韩愈为文章"的才子，在贞元年间突然遁入空门。同时代诗人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诗中"庐山多隐士，南游陟罗浮"的注脚，无意间为刘轲的修行轨迹留下佐证。其《与马植书》自陈"于罗浮、匡庐静坐十余年"，恰与《唐摭言》"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的记载相呼应。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引《永乐大典》残卷，更详录其"大和元年还俗应举"的转折，可见这段僧侣生涯持续近二十载。

山寺孤灯下，刘轲的修行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全唐文》收录其《三传指要序》，开篇即言"予穷天人之书，涉百家之说"，透露出逃禅者骨子里的儒者本色。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六记载他与白居易、元稹等交游，诗僧皎然《杼山集》中亦有唱和之作。这种"外释内儒"的特质，恰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帝王历数歌》时特意标注的"僧刘轲"三字——袈裟终难掩其胸中块垒。

会昌年间的某个秋日，已还俗出仕的刘轲途经庐山。山道间偶遇旧日同参，相对无言中，但闻东林寺钟声穿云而来。《唐才子传》卷六载其晚年"复归禅悦"，这轮回般的归宿，或许正是中唐士人在儒释之间徘徊的缩影。正如其存世佚句"禅心澄水月，法鼓动龙蛇"所喻，那个在佛前焚毁诗稿的青年，终究在出世与入世的天平上，称量出了独属于乱世文人的生命重量。

刘轲还俗应举

贞元末年，岭南韶州的一所僧舍里，青灯黄卷间忽闻裂帛之声。年近而立的刘轲掷笔于案，将案头佛经尽数推开，墨迹未干的《上马侍郎书》中赫然写道："轲本沛上耕人，代业儒为农家子。幼而苦学，窃慕扬雄为人。"（《全唐文》卷七四二）这位曾"削发依禅伯"（《唐摭言》卷十一）的僧人，此刻正将袈裟叠作方巾，以决绝之姿重返红尘。

其还俗之举非一时兴起，《云溪友议》载其"初为僧，性聪敏，善讲佛书"，然每于经案之侧必置《春秋》《史记》。元和初年，当韩愈在潮州大兴儒学时，刘轲已蓄发谒见，二人"语大悦"（《新唐书·艺文志》注）。时人王定保记其"虽为沙弥，而志向儒学"（《唐摭言》），其寮友僧徒常见他"夜半犹闻诵《左传》声"（《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独异志》）。

赴举途中，刘轲在洪州遇名士马植。马氏见其行囊中既有《涅槃经》又有《春秋繁露》，奇之。刘轲答曰："经史乃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济远。"（《金华子杂编》卷下）这番对答令马植预言"此子当以文显"。果然在元和十二年（817年）春闱中，刘轲以《三传指要》十五卷呈主司（《新唐书·艺文志》），其文"出入孔、贾，驰骋班、马"（《全唐文》卷七四二序），终登进士第。

及第后刘轲致书旧日禅友："向使不遇马公、韩公，则吾将披褐入道，终身不悔矣。"（《刘希仁文集》佚文）这番自白道出唐代士人独特的进退之路。宋人计有功评其"释褐如蜕蝉"（《唐诗纪事》卷四十六），恰如当时多元文化碰撞的缩影——那个时代，连青灯古佛也遮不住书剑山河的抱负。

刘轲著《三传指要》

元和末年，岭南韶州曲江的书斋里，青灯黄卷间，刘轲正以春秋笔法勾勒着他毕生研经的心得。案头堆叠的竹简上墨迹未干，那是他正在撰写的《三传指要》——一部试图熔铸《春秋》三传精义的扛鼎之作。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此书"凡十五卷，以《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传，考其得失，而折衷之"，时人谓之"深得圣人之旨"。

这位曾"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的学者，在经学研究中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详载其治学方法："轲每引《左传》事实以证《公》、《穀》义例，复据二传精义以补《左氏》阙漏。"他尤重《左传》叙事之详实，尝谓"《左氏》富而艳，其失也巫"（《全唐文》卷七四二），却能以史家眼光将三传互为参证。清人朱彝尊《经义考》称其书"于三传异同处，多所发明"，足见其学术价值。

书成之日，适逢韩愈弟子皇甫湜来访。湜观其书稿，见其中"以《穀梁》之清婉正《公羊》之诡谲，取《左传》之博洽救二传之偏狭"（《文苑英华》卷七三五），不禁击节称叹。刘轲在自序中阐发宗旨："欲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全唐文》卷七四二），这种贯通三传的尝试，恰与啖助、赵匡的新春秋学派遥相呼应。可惜全书今已散佚，仅《唐会要》卷七十六存其进书表片段："臣轲言：今所撰《三传指要》，析诸家之异同，综圣人之微旨..."

这部凝聚刘轲二十年心血的著作，虽未能完整传世，却在唐代经学转型期留下深刻印记。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追述其影响时指出："自刘轲《指要》出，而后知三传如鼎足，不可偏废。"那些残存的吉光片羽，至今仍折射着中唐学者整合经传的学术勇气。

刘轲著《汉书右史》

贞元末，刘轲客居庐山，青灯黄卷间，独与史籍相俯仰。时人谓之"史癖"，以其"每得异书，必手自抄写，虽祁寒暑雨不辍"（《唐摭言》卷十）。其治史之勤，竟至"指节皲瘃而不自知"（《全唐文》卷七四二），这般痴绝，终酿就《汉书右史》十卷。

此书之作，实承汉魏以来补注《汉书》之风。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刘轲《汉书右史》十卷，以班固《汉书》多所阙漏，乃采他书补之。"其体例仿荀悦《汉纪》，而别出机杼，将散见于《史记》《东观汉记》及诸子百家中的汉事，"类聚群分，以补班氏之遗"（《郡斋读书志》卷二）。宋人晁公武曾见残本，称其"于功臣外戚表中增入谥号，于地理志中补录沿革"（同前），足见其考据之精。

尤为后世称道者，乃刘轲独创"右史"之名。唐人林宝《元和姓纂》注云："轲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班书多载典章制度，实右史之职，故以名篇。"此说暗合《周礼》"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古义，虽与汉儒郑玄注相左，却显其"不袭旧注，自标新解"（《史通·补注》）的史家胆识。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特为辩说："刘氏以班书为右史，虽与《周礼》异，然考其实录，颇得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之旨。"

其书至北宋尚存残帙，《崇文总目》著录为七卷。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曾采其"韩信袭安邑""周勃诛诸吕"等十二条异闻入考异（《通鉴考异》卷一至卷七）。至南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已叹"世无完本"（卷十四）。今虽片纸不存，然观《玉海·艺文》所引佚文，如"高祖斩蛇剑藏于兰台石室""武帝昆明池刻石鱼以纪水位"等条，犹可想见其"网罗放失，弥纶古今"（《史通·正史》）的史笔风采。

轲晚年自评其书："虽不能恢弘班氏之业，亦庶几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全唐文》卷七四二《与马植书》）此言非虚。同时代史家皇甫湜称其"考订如淳注之讹，纠正臣瓒说之谬"（《皇甫持正文集》卷四），而宋人吴公武更推许为"唐世补《汉书》者三家，轲为最善"（《郡斋读书志》卷二）。清儒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虽讥其"好立异说"，亦不得不承认"唐人史学，于斯为盛"（卷七），足见此书在唐代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刘轲著《黄中通理》

元和年间，岭南韶州的山雾里常透出一盏青灯，那是刘轲在罗浮山巅的松窗下秉烛著书。这位"慕孟轲为文"的布衣学者，正以铁笔在竹简上镌刻他毕生所求的"圣人之心"，墨色渗入纹理时，仿佛能听见《黄中通理》三卷在贞元末年的春风里抽枝发芽的声响。

据《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载，刘轲"少为僧，后返儒服"，这段独特的生命轨迹使其著作浸透了儒释交融的哲思。他在《上座主书》中自陈："轲本沛上耕人，代业儒为农家子。"正是这种根植大地的质朴，让《黄中通理》在阐释《周易》"黄裳元吉"时，能将玄奥的象数之学化作"犹农夫之望岁"般的平实比喻。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书"以黄为中通性命之理"，恰似刘轲在《与马植书》中所言："天地之心，可以心遇，不可以言求。"

考《新唐书·艺文志》，该书位列儒家类，与韩愈《论语注》比邻而居，足见时人推重。清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曾载明抄本踪迹，记其"分天地人三卷，演《易传》中正之理"。刘轲在给白居易的信札中透露著述心境："每至羲文爻象，必西向立而读之"，这种近乎仪式般的虔诚，凝练成书中"执中含和"的独特见解。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特别指出："其说多与李翱《复性书》相表里"，揭示出中唐儒学复兴浪潮中思想脉络的暗合。

残存的《文标集》补遗里，有刘轲晚年追忆："罗浮夜雪，拥褐覃思，忽见月映《文言》，乃知圣人不我欺也。"这段自述或可解释《黄中通理》为何能将《周易》的"黄中"概念演绎为"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实践哲学。明人黄佐《广州人物传》称其书"羽翼经传"，而清儒朱彝尊《经义考》则遗憾著录"今佚"，只留下马植当年在长安国子监讲授此书时，诸生"闻黄中之义，如坐春风"的片段记载。

山雾散尽时，但见刘轲留在《与孟简书》中的墨痕："道在竹帛，理存黄中。"这八个字，或许就是那部失传巨著最好的注脚。

刘轲著《翼孟》

岭南士人刘轲，少时慕孟轲之为人，尝以"翼孟"自期。其著《翼孟》三卷，乃唐儒解经之异彩，今虽散佚，然《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犹存其自序，可窥其志。序文言："轲之志，在求圣人之心，翼传孟氏之学"，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轲《翼孟》三卷"，与林慎思《续孟子》并列，足见唐人视之为孟子学脉之正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详载其旨趣："轲以《孟子》篇章浩繁，学者难窥涯涘，乃撮其枢要，附以己意，如《论语》之有《何晏集解》。"其书体例之精，可见一斑。

唐人李翱《答朱载言书》尝记："刘君《翼孟》，明性善之本，斥荀卿之谬，如拨云雾而睹青天。"此语道破其书要义。盖安史乱后，儒门淡泊，轲独守孟子性善之说，与韩愈《原性》相呼应，《全唐文》载其《上座主书》云："轲尝病扬雄《法言》未极孟轲之旨，故述《翼孟》以明王道。"其以道统自任之态，凛然可见。

宋初《崇文总目》犹录其书，至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注"今不传"，然赵希弁《读书附志》称："南渡后闽中尚有刻本，士人争诵。"元人吴莱《孟子弟子列传序》犹追述："唐之刘轲，羽翼孟氏，功不在孙奭《音义》下。"清儒朱彝尊《经义考》深惜其佚，谓："使《翼孟》尚存，当与《荀孟辨》并为唐儒说孟双璧。"

今观《文苑英华》所收刘轲诸文，多引《孟子》立论，如《农夫祷》云："天不降康，谁其翼之？"正与其《翼孟》宗旨相发明。马总《意林》残卷引其佚文曰："孟子辟杨墨如禹抑洪水，轲之翼孟，其犹四渎疏九河也。"此语恰为其学术生命作注。虽吉光片羽，已足见唐人经学之另一面向——非唯守注疏之陈言，更存弘道之新变。

刘轲去世

关于刘轲之卒年，史籍所载颇显扑朔。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著有《三传指要》十五卷，然未言及卒岁。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记刘轲"卒于官"，亦未详年月。考其交游，白居易《代书》中曾言"彭城刘轲，马卿之文也"，然白氏文集竟无悼念之作，可见其卒时或未与乐天相闻。

细绎史料，刘轲晚年行迹最明确者，当属其任洺州刺史时。李绅《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云："故洺州刺史刘轲，久亲善知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七据此推定其任洺州当在开成（836-840）年间。而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元年（841）二月记事中，犹记"前洺州刺史刘轲"与僧人往来事，此乃其现存文献中最后踪迹。

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著录刘轲《牛羊日历》时，特注"唐刘轲撰，牛僧孺、杨虞卿事也"。此书专记牛李党争事，而牛僧孺卒于大中二年（848），若轲尚在世，当不致称僧孺全名。参以唐人康骈《剧谈录》载"刘侍郎轲"晚年"研精释典"事，其卒年约在大中初年（847-850间），此说较近实。

其葬地据《太平寰宇记》卷百五十二载："唐侍御史刘轲墓，在（韶州）府西五里。"明人曹学佺《舆地名胜志》广东卷亦承此说，然未载立碑年月。清人陆心源《唐文续拾》卷五收录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末题"开成四年五月建"，此为其现存最晚纪年文字。综而考之，这位曾与韩愈、白居易交游的古文家，大抵在会昌灭佛（845）后不久辞世，终未能见大中复法之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