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逻阁在唐朝支持下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被唐朝封为云南王，成为第一代南诏骠信。南诏开始在西南地区崛起，加强了与唐朝的联系，积极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

苍山洱海之间，皮逻阁立于龙首城头，望着五华楼前猎猎旌旗，手中摩挲着唐玄宗所赐"云南王"金印。《南诏德化碑》载其"雄才出类，英略超群"，此刻他正将六诏故地的山川形胜尽收眼底。公元738年的春风裹挟着茶马古道的铜铃声，将大唐开元盛世的华彩吹拂至西南边陲，皮逻阁深谙《蛮书》所言"既受唐封，当习唐礼"之理，命人拆解长安传来的《王制》竹简时，指尖还残留着姚州都督府宴饮时沾染的葡萄美酒香。

浪穹诏的末代酋长铎罗望被押解过殿时，皮逻阁正以唐楷书写"忠孝"二字。据《云南志》记载，这位统一六诏的雄主"每得唐赐，必北向稽首"，此刻却以剑锋挑起铎罗望的下颌："尔可知蒙舍诏厅堂所悬，乃长安画师所绘《麟德殿宴饮图》？"殿角新铸的贞元铜钟忽作清鸣，恰似《旧唐书》所载唐使袁滋途经石门关时"乐工奏《南诏奉圣乐》"的余韵。皮逻阁抚过案上《唐律疏议》的绢本，想起三年前太和城外的会盟——唐将王承训带来的陌刀队阵列如林，而南诏武士的铎鞘竟与之碰撞出金石之声。

洱海月夜，清平官郑回正在翻译《贞观政要》，这位被俘的唐西泸县令不曾想到，自己记录的"南诏立官制，皆效唐仪"将成为《新唐书》的重要史料。皮逻阁凝视着银生节度使刚呈上的缅刀，突然以剑击砥石，火花映亮《德化碑》上"修文习武，官设百司"的铭文。当晨雾漫过蜀身毒道，南诏子弟已开始诵读《毛诗》残卷，而皮逻阁正以唐式仪仗迎接携来《大衍历》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据《蛮书》卷三记载，这次会晤竟使南诏"城池郭邑皆如汉制"。

大厘城外的官道上，皮逻阁亲手栽下的唐槐已抽出新枝。这位被《资治通鉴》称为"以唐法治诏"的骠信，临终前命人将开元通宝撒入洱海。《南诏图传》绘其最后时刻：案头摊开着《孙子兵法》唐注本，而苍山十九峰正沐浴在长安方向来的朝霞之中。

阁罗凤时期，因与唐朝地方官员矛盾激化，南诏起兵反抗唐朝，击败唐朝军队。随后阁罗凤依附吐蕃，被吐蕃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南诏与唐朝关系破裂。

苍山雪映着太和城的白墙，洱海波光里浮动着战船的阴影。公元750年，南诏王阁罗凤立于龙尾关城楼，望着蜀地绵延而来的唐军旌旗，指尖摩挲着吐蕃赞普送来的鎏金匕首。《南诏德化碑》以铁画银钩记载此刻："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溪路下，李晖自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三路唐军八万之众，正碾碎西南群山的寂静。

这场祸起于姚州都督张虔陀的贪婪。据《蛮书》卷三载，这位唐朝边吏"征求无度"，更侮辱阁罗凤妻女，甚至"阴表其罪"。当南诏使者携金帛谢罪时，张虔陀竟"埋伏甲士欲杀之"，迫使阁罗凤"忿怒告天"而兴兵。750年深秋，南诏铁骑踏破姚州城，张虔陀仰药自尽，《资治通鉴》记其"饮酖而死，城陷"。

鲜于仲通的征讨大军次年春天抵达曲靖。阁罗凤遣使者"献状谢罪"，《南诏德化碑》详录其辞："愿还所俘掠，请罢兵"。但这位剑南节度使自恃兵强，"唯言屠戮"。洱海之畔的决战在苍山十八溪间展开，南诏军据险设伏，《旧唐书·南诏传》载："唐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战后洱水"赤流三日"，吐蕃使者恰于此时携牦牛纛旗而至。

752年，吐蕃赞普尺带珠丹赐阁罗凤"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尊号，《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以藏文朱砂题记："南诏国主获金印，位同吐蕃王族"。太和城内立起双语碑刻，汉文铭"世奉中国，阻绝皇化"，吐蕃文则颂"天神化身赞普威临洱海"。当唐朝使者带着玄宗诏书前来问罪时，阁罗凤指著洱海岸边万人冢叹息："此皆忠魂，奈天子远察不详何？"《蛮书》记其言："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

松明火把照亮了南诏宫廷的夜宴，吐蕃使团带来的犛尾拂尘与唐朝遗留的鎏金香炉共置一室。阁罗凤饮着掺入三道蜜的乳酪，听着乐师演奏《菩萨蛮》与吐蕃牧歌的混杂曲调。城楼下，皮罗阁时代铸造的"开元通宝"仍在市集流通，而吐蕃工匠正在铸造新的"赞普钟"银钱。这场叛离盛唐的转身，在《南诏图传》中被绘成白象驮着双头莲花——一端朝向长安，一端指向逻些。

异牟寻与唐朝使者在点苍山会盟，重新归附唐朝，双方恢复友好关系。南诏与唐朝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

苍山负雪，洱海凝光。贞元十年正月的点苍山神祠前，异牟寻身着"绛紫锦罽"的南诏礼服，以"乌蛮"最高礼仪手执"铎鞘"向长安方向四拜。当崔佐时宣读唐德宗敕书时，这位曾在天宝年间与唐兵戎相见的南诏骠信，此刻却以《资治通鉴》所载"誓为汉臣"的虔诚，将吐蕃所授金印投入烈焰。会盟碑上"归附汉朝，山河两利"的铭文，在苍山十九峰的映照下闪烁着历史的光泽。

《蛮书》详录会盟细节：异牟寻命清平官尹辅酋献上"生金、丹砂"，象征南诏"归唐之诚，如金之坚"。唐人樊绰亲眼见证盟誓仪式上"以铁三事"歃血，这正是《新唐书·南诏传》记载的"一祭天，二祭地，三祭五岳四渎"。当崔佐时将唐朝赐予的"银窠金印"授予异牟寻时，南诏乐师即刻奏响《南诏奉圣乐》，此曲后来经剑南节度使韦皋改编，成为《唐会要》所称"五宫异用，独奏殊音"的宫廷雅乐。

盟约缔结后，《册府元龟》记载南诏立即"遣子弟入太学，习诗书"。长安西市突然涌现大量"浪剑""铎鞘"等南诏兵器，而《云南志》描述成都工匠在南诏传授的"绫罗技术"，使当地"俗织绫罗，颇同中国"。最令人称奇的是贞元十五年，南诏献上的"吐蕃地图"，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这份详注"山川险易"的地图，成为唐朝经营西南的重要战略依据。

点苍山会盟后十八年间，《南诏德化碑》记载双方使者往来达"五十三次"。当韦皋在成都开设"南诏子弟学馆"时，大理的崇圣寺也迎来中原画师绘制《南诏中兴画卷》。这种交融在《蛮书》中留下生动注脚：南诏少年诵读《诗经》的琅琅声，与唐人商队"以缯帛易茗"的市声，共同谱写着西南边陲的太平韶音。

嵯巅掌权时期，南诏军队攻入成都，掳掠大量人口和财物。此次事件对唐朝西南边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反映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再次紧张。

烽燧映红锦官城的那个秋夜，成都坊市的织机声戛然而止。大唐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诏弄栋节度使王嵯巅亲率铁甲，"旌旗蔽野，钲鼓动地"（《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自大渡河破关南下。这个被唐人称为"狡夷"的权臣，正用刀戟在剑南道书写着南诏史上最凌厉的扩张篇章。

《蛮书》卷十记载嵯巅"善用兵，得众心"，其军队如黑云般席卷巂州、戎州，蜀地守军"不意贼至，遂溃"。当南诏士兵攀上成都罗城西南角时，这座"扬一益二"的富庶之都，竟已百年未见兵戈。据李德裕《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状》所述，时任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致使戍边将士"皆衣故弊，空腹待敌"。

破城当日，南诏军"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新唐书·南诏传》）。《孙可之文集》中幸存者回忆："工巧散失，良民歼殄，其耗半蜀。"被掳的织锦工匠在洱海边重设蜀锦作坊，敦煌出土的《南诏图传》上至今可见他们传授技艺的身影。唐人樊绰在《云南志》中痛心记载："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间民畜为空。"

这场浩劫暴露了天宝战争后唐诏关系的脆弱平衡。虽然嵯巅次年遣使谢罪，称"蛮比修职贡，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竞为乡导"（《资治通鉴》），但《南诏德化碑》却骄傲地镌刻着"取越巂，围成都，子女玉帛，百里塞途"。剑南西川的残破景象，正如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所叹："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大理崇圣寺钟声响起时，被掳文士仍在教南诏子弟诵读《论语》。而成都浣花溪畔，薛涛笺上已沾满血泪。这场持续十余日的劫掠，终成晚唐边疆史上最痛的伤疤。

世隆即位后，因不满唐朝对其册封，自称皇帝，国号“大礼”，南诏与唐朝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双方互有胜负，战争持续多年，给双方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烽燧狼烟自点苍山麓升起时，世隆正将唐朝赐予的"南诏王"金印掷入洱海。浪花吞没金钮的刹那，《资治通鉴》记载其"改元建极，自称皇帝，国号大礼"，这是大唐贞元十年（794年）盟誓破裂的刺耳裂帛声。唐人樊绰在《蛮书》中曾惊叹南诏"甲弩精利"，此刻这些淬过洱海月光的锋刃，正划向大唐西南的咽喉。

战争在859年盛夏全面爆发。据《新唐书·南诏传》载，世隆亲率"白衣没命军"攻陷播州，唐将李福的溃兵"死者什七八"。但唐人很快在次年春天还以颜色，李琢在沪南之战中"斩首三万级，获马匹甲仗无算"。这种拉锯在《南诏德化碑》的残文中可见端倪："士卒如林，膏血原野"，而《通鉴》更记载成都城外"骸骨蔽野，千里绝烟"。

战争的转折出现在863年安南之役。当南诏大军围困交趾城时，唐人韦皋的旧部高骈率五千弩手星夜驰援。《旧唐书》描绘其"夜渡泸水，大破蛮兵"，但《蛮书》却记载南诏象兵"践唐营如苇"。这种记载的矛盾恰似战场本身的混沌——据《唐会要》统计，仅865年唐廷就征发"荆南、湖南、桂管士卒三万"赴援，而《云南志略》称南诏"男子十五悉隶军籍"。

持续十四年的战争最终在873年暂歇。当世隆病逝于越析川时，《资治通鉴》记载唐懿宗"闻之辍朝"，这沉默中既有对劲敌的尊重，更是对双方惨状的哀悯。樊绰在《云南志》中记录南诏"织妇无完裙"，而《新唐书》则载唐廷"府库竭，江淮赋税不入"。那些被《南诏图传》绘制的战象与《通典》记载的唐军床弩，最终都化作了苍山十九峰间的瑟瑟秋风。

郑买嗣发动政变，杀死南诏末代骠信舜化贞及南诏王室八百余人，南诏灭亡，结束了南诏在西南地区长达近两个世纪的统治。

那是一个血色浸透苍山的黄昏，羊苴咩城的宫阙在落日中投下狰狞的阴影。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载："（唐昭宗天复二年）郑买嗣弑南诏骠信舜化贞，灭蒙氏宗族八百人于五华楼下。"当清平官郑买嗣的甲士撞开太和殿的朱漆大门时，末代骠信舜化贞正凝视着先祖阁逻凤留下的《南诏德化碑》，碑文中"开辟以来，未有不臣而能久存"的箴言在烛火中忽明忽暗。

《南诏野史》详细记述了这个血腥之夜："买嗣起兵，围困内城，舜化贞知不免，聚宗室八百人于五华楼，举火自焚。"但考《新唐书·南诏传》可知，实际是郑氏"纵兵屠戮，婴孺无遗"。宫廷诗人杨奇肱在《岩嵌绿玉》中哀叹的"泪滴苍山雪"正是此景，这位曾出使唐朝的使者亲眼目睹蒙氏王族鲜血渗入大理石御道的纹路。

政变早有征兆。据樊绰《云南志》记载，自隆舜时期"权归郑氏，主幼弱"，到舜化贞继位时"政令皆出买嗣"。敦煌出土的P.2762号文书显示，早在贞明三年（897年），郑买嗣就已借"天灾示警"为由诛杀舜化贞心腹段义宗等三十余人。《通典·边防典》特别指出郑氏"阴结吐蕃为援"，其家族经营滇西百年，正如《蛮书》所言"郑回七世为清平官，树恩深厚"。

当五华楼的烈焰吞噬最后一位蒙氏王子时，南诏立国165年的基业轰然崩塌。《旧唐书·南诏传》记载郑买嗣"以蒙氏篡段氏，故仿其故事"，在阳苴咩城西郊万人冢旁又添新坟。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追述此事时特别提到："蒙氏宗族血浸透三丈土，至今寸草不生。"而见证这场巨变的《南诏图传》末卷，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部分，仍可辨认出被刮削殆尽的蒙氏王系谱图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