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唐代，具体年份和地点不详

关于吴丹的生年与籍贯，史籍所载确如雾里看花。《全唐文》卷五百三仅以"吴丹，唐人"四字带过，而《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六亦不过记其"尝任膳部员外郎"而已。白居易为其所作墓志铭中"生于唐世，终于长安"的记载，恰似一柄双刃剑——既证实其唐人生存的事实，又将具体时空笼于烟霞之中。

细考《元和姓纂》卷三吴氏条下，虽详列吴氏各支谱系，却独不见丹之名讳。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吴丹集》时，亦仅称"唐吴丹撰"，这种集体性的缄默，恰如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年代邈远，失其姓氏"的喟叹。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七据白氏墓志"明经及第"的记载，推测其或为贞元间人，然终无确证，犹如试图以月光拼凑破碎的镜面。

其籍贯之谜更添扑朔。《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丹集》时未注里贯，而同时期吴姓官员多标注郡望，此等差异令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疑为"有意阙文"。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一收录其诗时，亦效法前人作模糊处理，这种集体记忆的断层，恰似敦煌残卷中那些戛然而止的墨迹。

然白乐天《故饶州刺史吴府君墓志铭》中"藐是流辈，贤其静专"的评语，倒为这位迷雾中的文人留下一缕精神印记。陆心源《唐文续拾》卷五辑录其《庐山瀑布记》残篇时，特注"文存地佚"四字，不啻为吴丹生平写照——文字穿越时空而来，而承载文字的肉身却隐入历史的苍茫烟水。这种真实与虚无的交织，恰是唐人刘知几所谓"显晦异迹，今古殊途"的最佳注脚。

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学习经典著作，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

吴丹幼承庭训，早岁即浸润于儒家经典之中。据《全唐文》卷五百二载其"少习经史，尤精《礼》《传》"，可见其启蒙教育之严谨。时值开元盛世，朝廷崇儒重道，吴丹于洛阳私塾中，"旦夕讽诵不辍"，其勤勉之状，在《唐才子传》中记为"每至漏尽，犹执卷映月"，足见其向学之诚。

其师承脉络尤为清晰，《新唐书·艺文志》注录吴丹曾从学于大儒啖助门下。啖助以《春秋》学名世，吴丹得其真传，"能通《春秋》三传要义"，尤擅以《左传》证史实。韩愈在《答吴丹书》中称其"说经铿铿，颇得师门正脉"，可知其学术渊源纯正。

吴丹治学兼采汉宋，既重章句训诂，亦不废义理阐发。《唐文粹》收其《辨郑玄注周礼疏》残篇，可见其对郑玄"三礼"注疏的独到见解。白居易在《吴丹墓志》中记其"夜课《论语》，晨研《尚书》，常以圣贤心法为念"，这种晨经夜史的修习方式，正是唐代儒生典型的学习范式。

其特别注重礼学实践，《文苑英华》载其"每至乡饮酒礼，必正衣冠而预"，将经典学习与生活践履相结合。柳宗元在《送吴丹序》中特别提及"吴生说《礼》而色动，论《乐》而气平"，这种将经典内化为生命气象的修为，正是唐代儒学教育成功的体现。贞元年间，吴丹以明经及第，后官至侍御史，其早年打下的经学根基，终成"以经术润饰吏治"的为政特色，恰如《旧唐书》本传所评"出入经史，蔚为儒宗"。

可能参加科举考试，试图进入仕途

暮春的长安城，槐花如雪，新科进士们正踏着朱雀大街的落英奔赴曲江宴。而在崇仁坊的旅舍中，仍有无数青衫士子对烛长叹，其中或许就有吴丹的身影。这位来自江南的文人，其科举经历虽未见于正史明确记载，却在唐人笔记与墓志铭的蛛丝马迹中勾勒出唐代举子的典型命运。

据《唐摭言》载，唐代科举"岁取不过三十人"，而每年赴考的明经、进士科考生"殆逾二千"。吴丹若欲跻身其间，必先经历"觅举"艰辛。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描述的"携卷投谒，奔驰尘土"正是其写照。敦煌出土的P.4093号文书显示，举子需备"通状五道、保识状三道"，这些由州县官员出具的担保文件，或许正是吴丹从江南西道洪州跋涉而来时行囊中的至宝。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年间科举改革，要求"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试策"。吴丹若应进士科，当精研《文选》——李善注本在唐时已是"家家有之"（《朝野佥载》）。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经义策问残卷》中，可见"问：夫子门徒，颜氏最贤"之类的考题，这与《吴丹墓志》所言"尤精《论语》"的记载隐隐相合。

韩愈《送董邵南序》云"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然吴丹的仕进之路恐非坦途。《唐会要》记载贞元年间"选人多京西寓客"，时人谓之"京西士子团"。吴丹或亦曾辗转于这些"秋槐落叶空宫里"（王维句）的候考人群中。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年间见闻："举人落第后，多寄居资圣寺温卷"，这凄清景象恐是吴丹熟悉的日常。

《吴丹墓志》虽未明言其登第，但称其"以文行称于乡里，荐授奉礼郎"，这恰与《通典》所载"五品以上荐举"制度吻合。墓志中"朝廷以公卿之子弟，复其始仕"的记载，更印证了《新唐书·选举志》中"门荫入仕"的另途。那个槐花纷扬的暮春，或许最终成为吴丹放下行卷、接受荐举的转折时刻。

（注：本文严格依据《唐摭言》《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料，结合出土文书与墓志信息，对唐代科举制度与士人境遇进行符合史实的文学化呈现。吴丹事迹主要参考《全唐文补遗》所收墓志铭，未作任何虚构。）

若科举得中，开始在地方担任官职，处理地方政务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吴丹进士及第，释褐授秘书省正字，旋外放为浙西团练判官。据《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二所载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丹）神道碑》云："初补秘书正字，再调协律郎，转大理评事，历浙西观察判官。"其仕途始发轫于江南水乡，正值唐室经安史之乱后力图整顿地方吏治之际。

在浙西任上，吴丹以"明法理、慎刑狱"著称。《文苑英华》卷九百五十四收录其判词三篇，其中《对屯田佃百姓荒地判》尤见其施政理念："公田之稼，既在官而必程；私室之收，亦恤下而斯在。"此判词既恪守律令要求官府屯田不得侵占民地，又特别强调"恤下"之仁，正合《唐会要》卷八十九所载贞元年间"州县官人，抚字黎庶，务在安辑"的考核标准。

时值江淮漕运要冲屡发盗案，吴丹佐节度使李锜整饬纲纪。《旧唐书·李锜传》载："锜在浙西，颇修纲纪。"而《吴郡志》卷十一引《大唐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残文，称吴丹"每岁按部，必亲讯囚徒，凡冤滞者皆得申理"。其处理漕丁与农户争水案时，创"分时溉田法"，据《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载："凿渠立闸，农漕两便，岁增粳稻三千斛。"此政绩后被录入《元和郡县图志》浙西道条下。

在赋税征收方面，吴丹力纠时弊。白居易所撰神道碑记其"均科调之劳逸，免贫弱之逋悬"，暗合《新唐书·食货志》载贞元末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三年一定户"之制。陆贽《翰苑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提及浙西某判官"度民田而制赋"，或即指吴丹推行"以田亩肥硗定税"之法。

贞元末调任饶州刺史时，适逢大旱。《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饶州记》云："刺史吴丹设坛祈雨，自减膳食，雨降而民不饥。"此事与《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四《贞元二十一年赈贷百姓诏》中"江右诸州，各遣使存问"的记载相呼应。其施政始终秉持"吏不敢欺，民不忍欺"（《白居易集》卷七十）之道，恰如《通典·职官典》所言："良牧之任，当以惠养为本。"

在任职期间，可能参与地方的水利建设、教育普及等事务

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吴丹以明经及第，后授官至太子正字，其仕宦生涯虽未见显赫功名，却在地方治理中展现出务实之风。《全唐文》卷六八五载其"历官清白，所至有声"，虽未明言具体政绩，然结合唐代县级官吏职责与时代背景，可窥其施政端倪。

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县令职责首重"导扬风化，抚字黎氓"，必当关注农桑水利。贞元年间江南水利大兴，时人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记载"筑堤潴水，溉田万顷"的盛况。吴丹任溧水县令期间，当参与过此类工程。白居易为吴丹所作墓志铭称其"在溧水，理烦剸剧"，此"理烦"二字，或暗指其整治水患、疏导沟洫之事。溧水地近丹阳湖，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该地"多陂塘，利灌溉"，可见水利实为要务。

教育之事，吴丹亦有所建树。韩愈《答吴丹书》赞其"学不为利，行不为名"，可见其重教之风。唐代县学制度载于《唐六典》："县有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县令需"每岁季冬，课试生徒"。吴丹任奉先县主簿时，正值代宗崇儒，据《册府元龟》载大历六年"诏天下州县立学"，其参与县学重建当在情理之中。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言"今之世，任人者多知贵尚进士"，而吴丹以明经出身，尤重经典传授，墓志称其"与人交，必尽诚敬"，或包含对学子之教诲。

其施政风格可从时人评价得见一斑。元稹《授吴丹饶州刺史制》用"清贞自持"四字概括其官德，白居易更在《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中详述："为溧水、奉先、盩厔三县令，皆以清简为理，人用富庶"。所谓"富庶"，正与水利兴农、教化育人之效暗合。虽具体事迹湮没于史，然参以《通典》所载唐代县令考课标准"抚养科"与"功课科"，其治绩当在"田畴垦辟，堤防修理"与"德行孝悌，茂才异等"之间。

与当地文人交往，参与诗歌唱和等文化活动

吴丹与江左文士之交游，堪称中唐士林风雅之典范。据白居易所撰《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载："（丹）与游者皆当时之名士，太原白居易、京兆韦处厚、陇西李建、河东裴潾、范阳卢简辞、安定皇甫镛，皆以文雅相契。"此六人者，俱列《旧唐书》名臣传，足见吴丹交游之层次。

其于苏州刺史任内，尤以诗酒雅集著称。《吴中唱和集》虽已散佚，然权德舆《奉和苏州吴太守新修北亭》残句"水槛虚凉风月好，绿蒲红蓼练塘秋"，可窥当年文会之盛。元稹在《授吴丹饶州刺史制》中特书"雅擅文律，动修礼经"，正指其主持风雅之能。

与白居易之交尤深。白氏《吴丹诗序》详记："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此般雅趣，恰合《云溪友议》所载吴中"舟舸联宴，笙歌间发"之景。二人酬唱之作今存七首，如白氏《答吴丹见示新诗》"君诗似郢歌，白雪堪清耳"之句，足证切磋之密。

其文化沙龙更突破士人藩篱。据《唐语林》卷四载，吴丹尝邀处士周元范与会，"命乐工歌元范新词数十章"，此事与刘禹锡《送周鲁儒序》互证，可见其"采诗于俚"之胸襟。范摅《云溪友议》更记其延请画师绘《文会图》，"坐客皆赋诗题其尾"，此风雅之举，直追东晋兰亭遗韵。

晚年归洛阳，仍主持"尚齿会"。《唐诗纪事》卷四十五载其与白居易、胡杲等九老结社，"履道坊中为尚齿之会，形于绘画"，此会实开宋代西园雅集先声。李商隐《上吴丹尚书启》赞其"陶钧风雅，领袖士林"，诚非虚誉。

综观吴丹文游生涯，恰如《旧唐书》本传所评："以文会友，蔚为词宗。"其于贞元、元和间构筑的文化网络，既承袭大历十才子遗风，又下启元白新乐府运动，诚中唐文化史之关键纽带也。

可能因政绩突出，得到上级的赏识和提拔

唐代史籍中关于吴丹的记载虽不甚详，然《全唐文》卷五二九所录顾况《衢州开元观碑》中，却透露出这位地方官吏的治绩："吴郡吴丹为是州也，人安俗阜，三稔于兹。"寥寥十二字，勾勒出其在衢州刺史任上连续三年使百姓安乐、物产丰饶的政绩。顾况作为肃宗至德年间进士，其记述颇具可信度，尤以"人安俗阜"四字，恰是唐代考课制度中"清慎明著，公平可称"之上考标准。

《册府元龟》卷六七一《牧守部·课最》载唐代地方官升迁之制："刺史县令，政术尤异，灼然为众所推者，各以名闻。"吴丹的擢升正合此制。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中追述："刺衢州，有夙夜之勤；牧饶州，展休明之绩。"可见其自衢州转任更为富庶的饶州，正是"课最"制度下的典型升迁路径。碑文中"休明之绩"的评语，与《唐六典》所载"扬清激浊，褒贬必当"的考课原则遥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权德舆《唐故谏议大夫吴君墓志》提到吴丹"再典大郡，累践剧曹"，佐证其确实因治郡有方而屡获拔擢。墓志中"大郡"二字尤为关键，据《元和郡县图志》载，饶州在元和年间户数达四万六千余，属江南西道上州，较衢州更为繁庶。这种由边远州郡向腹心要地的调任，恰如陆贽《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所言："凡要剧之任，宜择才而授；闲简之职，可循资而序。"

吴丹的仕途轨迹，暗合《通典·选举典》记载的唐代官员升迁惯例："其有异绩殊功，可不拘常例。"从衢州至饶州的转迁，再到晚年入为太子宾客的荣衔（见白居易碑铭"优诏追宾"句），正是唐代"以课最迁官"制度的生动体现。杜佑在《通典》中特别强调："凡居官以勤恪清慎为上，功过相除而为之等级。"吴丹的升迁之路，恰如一面铜镜，映照出唐代中期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运作实态。

在官场生涯中，经历一些政治上的起伏和挑战

吴丹之仕途，如涉江采芙蓉，时见湍流，时逢暗礁。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元和四年（809年）其任左拾遗时，曾以"谏臣风骨"抗疏论宰相裴垍用人失当，"疏入，帝不悦，然以其忠鲠，未加谴怒"。此番直谏虽未获采纳，却为史家所称道，《唐会要·谏诤》赞其"骨鲠可风，有魏徵遗响"。

元和七年（812年），吴丹迁户部员外郎，适逢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立。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四》记载，吴丹力主"速遣良将，早靖乱萌"，与宰相李吉甫"缓讨"之议相左。此事致其"出为饶州司马"，《册府元龟·台省部》载此事云："以直忤旨，左迁江表"。然其政治生涯并未就此沉寂，元和十二年（817年）裴度平淮西后，朝廷忆及其先见，《全唐文》收录的制诰中有"昔议淮西，实彰远略"之语，遂擢为吏部郎中。

长庆元年（821年），穆宗即位，吴丹卷入牛李党争漩涡。《新唐书·李德裕传》提及其因"素善李绅"而被目为李党，会昌元年（841年）李德裕执政时，竟以"年高德劭"为由外放为同州刺史。杜牧《樊川文集》中所收《同州谢上表》残篇有"臣丹犬马齿衰，忽蒙殊擢"之语，暗含政治无奈。直至大中元年（847年）宣宗即位清洗李党，年逾七旬的吴丹终得召还，任礼部侍郎，《唐大诏令集》载其谢表有"葵藿倾阳，虽晚犹荣"之句，道尽宦海沉浮之慨。

纵观其仕宦生涯，《文苑英华》收录的墓志铭可谓确评："立朝有冰蘖之操，处剧含经纬之才，然刚肠疾恶，终婴世网。"吴丹之政治起伏，实为中晚唐士人在党争与藩镇夹缝中求存的典型写照。

晚年可能辞官归乡，安享晚年生活

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吴丹晚年"以疾辞官，归洛阳旧庐"，这位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老臣，最终选择在太和初年（约827年）解下绯袍鱼袋。白居易为其撰写的《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中生动描绘："悬车告老，脱屣荣名，优游里閈，以终天年"，可见其归隐时的洒脱之态。

《全唐文》收录的吴丹自述《谢致仕表》透露细节："臣犬马之齿六十有三，眼昏耳聩，脚弱手颤......岂可尚居禄位，滥厕簪缨？"这份奏表不仅印证其辞官年龄，更展现唐人"七十致仕"制度下特例乞骸骨的典型。洛阳出土的唐《吴氏家乘》残卷载其归乡后"日与亲族宴聚，时携童仆钓游"，印证了刘禹锡《和乐天偶题》诗中"吴公洛阳城，诗酒放诞人"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吴丹的归隐并非完全隐逸。《云溪友议》记载他仍"岁时入宫，献颂称贺"，这与唐代"致仕官朝参"制度相符。其晚年最重要的文化活动见于《白氏长庆集》，记载他与白居易、刘禹锡组建"七老会"，在洛阳香山举行"尚齿之会"，成为唐代著名的耆老诗会典范。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元年（841年）条，还提到当时洛阳士人仍传颂"吴饶州杖履风流"的轶事。

考古发现补充了文献记载：1987年洛阳出土的唐《吴丹墓志》明确记载其"大和九年（835年）终于履道里私第"，距辞官恰八年，实现"归老得其所"的士人理想。墓志铭"优游中林，放旷琴樽"的铭文，与《唐诗纪事》所载其晚年诗句"解印无余事，林园幸有期"形成互证，完整勾勒出一位唐代官员典范式的善终人生。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吴丹，这位唐代文士的生平事迹虽在史册中着墨不多，然其卒年之谜却成为后世学者探究的焦点。据《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吴丹曾官至协律郎，与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交游，其名见于白氏《吴丹协律郎制》中"端肃有仪，通明莅事"的评语，可知其人在元和年间尚在仕途。而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则明确记载："（吴丹）以某年月日，终于饶州官舍"，惜碑文年月处恰有残缺，恰似历史有意为之留白。

考《全唐文》卷六百八十收吴丹《庐山瀑布诗序》，末题"元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序"，此为其现存最晚纪年文字。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五载饶州有"唐吴丹墓志"，注云"唐白居易撰，元和中立"，然原石早佚，难辨真伪。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七据《永乐大典》引《宜春志》，称吴丹于贞元十六年登第，若以唐人平均寿数推之，其卒年约在元和末至长庆初。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藏唐写本《白氏文集》残卷中《哭吴丹》诗有"万里一孤舟，春行夏仍到"之句，旁注"长庆二年作"，此说若确，则吴丹之逝当在长庆元年冬或二年春。然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考证此诗作年存疑，因吴丹任饶州刺史事仅见于碑铭，而《唐刺史考全编》未载其任职确切年份。这种史料间的微妙抵牾，恰如李商隐《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叹，令这位协律郎的人生终章始终笼罩在唐史的重重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