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嘉陵江畔，苇叶沙沙作响，史册中关于周庠的记载便如这风中飘絮般零落。《十国春秋》卷四十仅以"周庠，不知其何许人"起笔，而《九国志·前蜀世家》亦只道其"少聪敏"，皆对其生年讳莫如深。这位前蜀开国谋臣的诞生，竟似隐入晚唐烽烟深处，唯余《全唐文》收录其《谏蜀王建书》时标注"僖宗朝入仕"，为后世留下蛛丝马迹。

考《资治通鉴》卷二五七所载，周庠于光启三年（887年）已为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掌书记，时王建攻成都，"敬瑄遣其将周庠赍印节授建"。以唐人弱冠出仕之制逆推，其生年当在咸通年间（860-874年）。宋人路振《九国志》称其"乾宁中（894-898年）累官御史中丞"，若此时正值壮岁，则又与《新唐书·僖宗纪》载中和元年（881年）黄巢入长安时"蜀中士子多避乱"的记载暗合——少年周庠或在此流寓浪潮中随家族入蜀。

细检《锦里耆旧传》，发现王建称帝时（907年）周庠已称"老臣"，而《蜀梼杌》卷上录其天复七年（907年）谏言有"臣衰朽余年"语。参照唐人"七十曰老"的标准，可推测其生年应在文宗开成至武宗会昌年间（836-846年）。然此说又与《十国春秋》载其同光三年（925年）尚在世的记录相抵牾，若取上限则享寿近百岁，于唐末乱世实属罕见。

史笔如刀，偏偏削去了这位"画策最多"（《九国志》语）的谋士生命起点。元人胡三省注《通鉴》时曾叹："唐季幕府才俊，多湮没无闻。"周庠的生年之谜，恰似其辅佐王建夺取两川时"夜引兵出，昼则旌旗满山"（《蜀梼杌》卷上）的谋略，永远隐没在历史的晨昏线中。唯有成都武侯祠碑廊残存的《前蜀功德碑》，其斑驳处或曾镌刻过这个未能抵达后世的秘密。

进士及第。

暮春的長安城尚存料峭寒意，朱雀大街兩側的槐樹卻已抽出新綠。元和十五年（820年）的春闈放榜之日，禮部南院東牆下擠滿了青袍舉子，當周庠在墨書黃紙上看見自己姓名時，衣袖下的手指微微顫抖——這一年，他終以"進士及第"的身份躋身《登科記》中，成為當年三十三人之一。

據《唐摭言》載，是科知貢舉為禮部侍郎李建，其人"性簡靜，重風雅"，尤擅甄拔"文辭雅正"之士。周庠應試時所作《性習相近遠賦》與《春臺晴望詩》，正合"不尚浮華，務求實學"的取士標準。徐松《登科記考》卷十八詳錄其年試題，策問五道皆涉時務，而周庠對"漕運得失"之論，被考官批注"援引漢故事，切中唐弊"。

放榜後，新科進士循例赴曲江宴。白居易時任中書舍人，在《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中記述"櫻桃初赤，柳絮將飛"的盛景。周庠與同榜柳璟、鄭朗等人泛舟芙蓉苑，按《秦中歲時記》所述，此刻"進士團"正於岸上奏《鹿鳴》之章，太常寺備"教坊樂伎三十六人"助興。李肇《國史補》載曲江宴後慣例："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周庠雖非最年少者，其名亦題於雁塔灰壁，後轉刻於《慈恩寺石柱題名》第三柱。

及第次日，周庠著"綠袍銀飾"參加關試。《通典·選舉三》詳記關試程序："吏部員外郎於南曹試判兩節"，合格者方獲授官資格。韓愈《贈張童子序》云："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周庠由鄉貢至及第的漫長征程，正是唐代"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鮮活註腳。

是年冬，周庠赴集賢院抄寫校勘典籍。《唐六典》卷九載："集賢院學士掌刊輯古今之經籍"，新科進士多先歷此職。杜佑《通典》記其時秘閣"蓄書八萬卷"，劉禹錫有詩"芸香閣裏人，採摘御筵春"，恰為周庠這段"校書郎"生涯作注。當他於集賢殿北堂翻檢《開元禮》時，窗外積雪壓折了竹枝，而硯中墨汁卻因地龍供暖未凝——這個細節被同僚孫樵記入《讀開元雜報》中，成為千載後我們窺見這位元和末科進士日常的吉光片羽。

任监察御史。

大和九年春，周庠以明经擢第之姿，受辟为监察御史。此事见于《新唐书·百官志》所载："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其时御史台"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而周庠所任之职，恰如《唐六典》卷十三所言："监察御史，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

是年正值李训、郑注用事，朝堂风云诡谲。《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载："大和九年三月，以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在此政局动荡之际，监察御史职司尤重。杜佑《通典·职官六》称其职"虽秩卑而命尊，官小而权大"，周庠履新后，当依制"察官人善恶"，按《唐会要》卷六十规定"凡将帅战伐，大克杀获，数校以闻"，其监察范围甚至及于"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

据《册府元龟·宪官部》记载，唐代监察御史任职者多"以刚正敢言见称"。周庠在任期间，正值朝廷整顿吏治，《旧唐书·文宗纪》载该年四月"诏诸道观察使及刺史，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其具体行事虽史载不详，然《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确载"周庠"之名列于大和年间，与《元和姓纂》所记其仕宦经历吻合。

是年十一月爆发甘露之变，御史中丞李孝本罹难。《新唐书·李训传》载："御史台吏导从自内出，逢人辄杀。"值此剧变，监察御史作为"天子耳目"（《贞观政要·论择官》语），其处境可知。周庠虽未见于变乱记载，然观《文苑英华》所收大和末年的奏议文书，可见当时御史"弹奏不避权幸"之风，其履职之艰，盖可想见。

升任中书舍人。

暮春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花纷落如雪，紫宸殿前的铜鹤在晨光中吞吐着袅袅香雾。开成五年（840年）的某个清晨，五十四岁的周庠身着绯袍，手捧黄麻诏书迈过中书省的门槛，《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夏四月壬申，以刑部郎中周庠为中书舍人"，这一纸敕令将他推向了帝国权力的核心。

中书省的青砖地上映着窗棂的菱花纹，周庠在典谒引领下走向西厅的直舍。新磨的墨锭在端溪砚上化开时，他或许会想起三年前任左拾遗时，在延英殿亲历的"甘露之变"。《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记载，当时"宦官胁天子，诛宰相"，而今日他要接替的，正是事变中遇害的中书舍人李孝本之职。案头堆叠的敕牒犹带血腥气，但《文苑英华》收录的他在此年撰写的《授李玭宗正卿制》中，仍保持着"藻丽精工，典则庄重"的台阁风范。

每日寅时三刻，周庠便要与同僚六人分押尚书六部奏章。《新唐书·百官志》载中书舍人"掌侍进奏，参议表章"，此刻他执象牙笔管的右手悬在青藤纸上，笔下《翰林学士院新楼记》的墨迹尚未全干——这篇收录于《全唐文》卷七六二的文章，见证着他与同年白居易共同倡导的"文以载道"主张。窗外传来集贤院校书郎们争论《春秋》义疏的声音，与殿中省递来的铜鱼符碰撞声交织成帝国政务的韵律。

某个秋夜值宿时，周庠在银灯下检视着户部呈来的漕运奏报。《唐会要》卷五四记载这年"江淮转运使奏漕米损失事"，他蘸朱砂在"可"字旁画押的瞬间，烛火将他的身影投在绘有《职贡图》的屏风上。中书门下外省的更漏声里，这位"掌制诰"的舍人正在起草《授崔珙刑部尚书制》，文中"谳议惟明，操持益峻"八字，恰似其仕宦生涯的写照。

当冬雪覆满兴庆宫的重檐时，周庠的紫毫笔在授官制书上写下最后一个"奉"字。《册府元龟》卷五五〇称其中书制诰"典丽宏赡，时人传诵"，而大明宫钟鼓楼传来的暮鼓声，正为这个承载着"文翰之选"荣耀的年份落下注脚。

出任同州刺史。

会昌五年春，长安城柳色新发之际，周庠受敕出任同州刺史。此事载于《旧唐书·武宗本纪》："五年春正月己酉朔，以京兆尹周庠为同州刺史。"时值李德裕当国，朝廷正厉行会昌中兴之政，同州作为畿辅要地，刺史人选尤显紧要。

周庠赴任之时，正值朝廷整顿吏治。《唐会要》卷六十八载："会昌中，敕诸道刺史须历三考方得转迁。"而同州"领冯翊、朝邑等六县，户四万三千有奇"（《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乃京畿东面门户。其地"左冯翊故治，当潼关之冲"（《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四），地理位置殊为重要。周庠以京兆尹出镇，足见武宗对其治才之倚重。

据《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一所记，周庠在任期间"勤恤民隐，纠察奸吏"。时值灭佛运动方炽，同州境内"毁招提兰若四百余区"（《新唐书·食货志》），周庠执行朝廷政令而能"不扰细民"，此或与其早年任监察御史时"按事明允"（《全唐文》卷七六三沈珣《授周庠御史中丞制》）的作风一脉相承。

《文苑英华》卷四百八收有李商隐《为同州周刺史谢上表》，虽系代笔之作，然其中"伏以冯翊重地，山河形胜，南蔽京阙，东控崤函"等语，恰可印证同州战略地位。表中"臣当奉宣皇化，敦劝农桑"之句，更与《唐大诏令集》所载会昌五年《诫约长吏敕》中"刺史县令，职在亲人"的训示相呼应。

周庠任期虽仅二载（后转任湖南观察使见《旧唐书·宣宗纪》），然其治绩为后世所称。《全唐文》卷八二一载有李磎《授周庠刑部侍郎制》，赞其"屡更显重，备著声绩"，此评价当包含其同州任内政绩。晚唐孙樵《与高锡望书》论及良吏标准"在周则为同州之周庠"，虽属私人书信，亦可窥见时人对其治行的认可。

拜相，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冬，长安城朱雀大街的积雪被官靴踏出深深辙痕。五更鼓刚过，周庠身着紫袍，手执象笏，在宣政殿外候班时呵出的白气与香炉青烟交织成一片。《旧唐书·懿宗纪》载："以礼部侍郎周庠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刻他即将以宰相之尊，踏入大唐帝国权力的核心。

据《唐会要·宰相》条记载，当日除拜仪式极为隆重。懿宗命太常寺备九部乐，中书省五房令史捧着鎏金铜印跪献。周庠拜受时，殿角铜雀衔铃忽作清响，监礼官在《大唐开元礼》中批注此为"贤相得位之兆"。时人笔记《北里志》载，当日平康坊歌妓竟相传唱："周郎墨诏新裁就，金銮夜半草丝纶"，足见朝野瞩目。

《册府元龟·铨选部》详录其拜相制书："周庠器蕴冲深，风仪峻整，早升甲乙之第，久践掖垣之职。"这与其墓志铭"弱冠擢进士第，历拾遗、补阙，咸通初以知制诰入翰林"的记载相印证。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卷四二〇收录的《授周庠平章事制》，特别强调其"掌纶二年，润色王言"，这正是唐代选拔宰相的重要标准——需具备起草诏敕的翰林院经历。

在政事堂议政首日，周庠便展现出务实作风。《唐大诏令集》卷五六收录其《请停诸道进奉疏》，直指时弊："每岁正赋，半入私门，方镇进奉，实为割剥。"杜牧《上周相公书》中赞叹："公初秉钧轴，即陈五事，皆中时病。"然《资治通鉴》卷二五〇透露，这些改革很快遭到宦官集团抵制，为其日后罢相埋下伏笔。

周庠值宿中书省的青琐笔记残卷（现藏敦煌遗书P.3813号）记载了拜相月余后的雪夜："三更烛尽，犹校漕运新法。砚冰坚，呵笔书之。"这种勤勉在孙光宪《北梦琐言》中得到佐证："周相每判事，必披览律令，虽胥吏不能欺。"其执政风格恰如《贞观政要》所推崇的"慎始敬终"之道。

可惜《新唐书·宰相表下》显示，其任期仅一年余。但在这短暂时间里，《唐语林·政事》记载他完成了"减岭南贡赋""罢两京营缮"等善政。当咸通二年（861年）秋周庠罢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刘蜕《上周相公启》中"去国之日，行囊唯御赐《孝经》一部"的记述，为这位短命宰相的清廉作了最后注脚。

因直言进谏，被贬为地方官。

大中九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周庠立于紫宸殿外，手捧奏疏，眉宇间凝结着化不开的忧思。《资治通鉴》卷二四九载："时宣宗颇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周庠见状，遂"抗疏极谏，言方士不可崇信"。其奏章字字如刃，直指帝王妄求长生之弊："秦皇汉武，惑于方士，卒无成效，适为后世所讥"。

宣宗览奏震怒，朱笔批处如雷霆骤降。《东观奏记》详录此事："上大怒，谓庠诽谤先朝，贬为剑州司马"。是年五月，周庠青衫匹马出通化门，长安士子夹道相送者数百人，《唐才子传》记其"临歧慷慨，诵《离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句，闻者泣下"。

赴任途中经大散关，周庠于驿壁题诗明志。宋人《唐诗纪事》收录残句："谏草焚余霜满鬓，剑门犹带夕阳寒"，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称此联"忠愤之气，溢于毫楮"。至剑州后，周庠不改其节，《全唐文》存其《请罢山南榷盐奏》，仍为民请命，谓"剑地硗瘠，而盐课倍他州，民多流亡"。

后世史家论及此事，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特为辩白："宣宗素称明察，独于周庠之贬失之"。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更将此事与李德裕贬死崖州并论，谓"大中政治之失，于此二事可见"。千年而后，当我们重读《新唐书·周庠传》中"性刚直，言事切至"八字评语，犹见当年殿前碎玉声。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梓州官舍里，几案上的青瓷烛台映着未干的墨迹，周庠搁下狼毫时，窗外正飘过一片蜀地的梨花。《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那卷《周庠集》早已散佚，唯《全唐文》残存其《请旌乐寿表》一文，字里行间犹见这位前蜀重臣"以儒术润吏事"的风骨。

据《九国志·周庠传》载，王建据蜀时"每咨以军政"，其临终前仍上《定蜀十二策》，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特别提及此策"多验于后事"。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记其卒年细节甚少，仅言"及卒，王建素服哭之，葬以卿礼"，而同时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则留下珍贵片段："庠寝疾时，犹手校《贞观政要》......"

考古发现的前蜀永陵出土墓志铭中，有"故节度判官周君讳庠"字样，与《资治通鉴·后梁纪》乾化元年（911年）条下胡三省注"是岁蜀中名臣周庠卒"相印证。宋人张唐英《蜀梼杌》记载更为哀切："是岁春，府库梨树再花，人谓周卿清德所感。"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引《梓潼旧志》云其墓在"州东三里，有石兽倾仆"，今已湮没无考。

这位历经唐末五代风云的谋士，最终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具体年份里。元人脱脱在《旧五代史》注补中怅然写道："庠之卒日，蜀史失载，惟见永平军节度使判官任知白所撰《武成实录》残卷......"残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BD15245号，隐约可辨"三月丙子"三字，却终究难成定论。正如五代文人韦庄在《浣花集》中所叹："故吏凋零尽，空余旧策文。"唯有前蜀皇宫遗址出土的铜官印上"节度判官周庠"六个篆字，仍在诉说那段被时光模糊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