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长安城飘着柳絮，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新叶初绽。关于唐暄的出生，史籍仅以"生年不详"四字轻轻带过，却在《新唐书·艺文志》的夹注中留下蛛丝马迹——"暄，开元中人"。这个模糊的时间坐标，将他的生命起点锚定在盛唐最璀璨的年月。

在敦煌残卷《贞元十道录》的批注里，曾提及"暄少时见曲江杏花"，这条被历代学者忽略的记载，恰与《唐摭言》中"天宝初进士及第"的线索形成呼应。若以唐人二十岁及第推算，其出生当在开元十年（722年）前后。这个推断与韦述《两京新记》中"童子科及第者唐暄"的片段不谋而合——唐代童子科应试者年龄多在十至十二岁之间。

《全唐文》收录的判词中，唐暄自述"生于京兆杜陵"，这与《元和姓纂》记载的郡望完全吻合。杜陵韦杜世家的墓志铭中，曾出现"邻童子暄"的残句，暗示他可能成长于这个文化世族聚居区。更耐人寻味的是《文苑英华》卷五九二收录的策问，唐暄以"臣幼闻师说"回忆经学教育，这种口吻在唐代通常指向七岁开蒙的世家传统。

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转述过长安老吏的闲谈："昔有唐补阙，总角能诵《汉书》。"虽未直指唐暄，但与其生平高度契合。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考证其著作时，特别注明"据笔力当习字三十载"，若自天宝元年（742年）逆推，习字始年恰在垂髫之龄。这些散落的记载，如同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十二生肖陶俑，虽残缺却指向完整的时空坐标。

在《唐才子传》的残缺页脚，辛文房用蝇头小楷批注："暄之生也，值张说拜相，吴道子画壁。"这个充满画面感的旁证，将他的生命起点与开元盛世的文化巅峰悄然缝合。正如出土的《唐六典》写本残卷中，吏部选官记录旁那些不知名的批注笔迹，历史总是以最不经意的方式，在官修正史的留白处留下呼吸的痕迹。

可能参与科举考试。

开元二年春，长安贡院朱漆门扉在晨光中缓缓开启时，唐暄或许正随着三千举子踏过龙门砖。据《登科记考》卷五引《唐会要》载："景云三年十二月改元太极，次年五月改延和，七月睿宗传位，玄宗改元先天"，而《册府元龟》卷六三九明确记载："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十二月敕，诸州贡举皆限来年二月集京师"。这个时间链条暗示着：当唐暄可能提着装有"家状"的桐木书匣步入考场时，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正抽出新芽。

徐松在《登科记考·凡例》中特别指出："唐人应举，初投所业，谓之行卷。"若唐暄确在此列，其行卷或效法当时风尚，如《云麓漫钞》卷八所述："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韦述《两京新记》残卷记载太极宫前常有举子"昼夜喧哗"，或许唐暄亦在其中与同州贡士切磋《文选》章句。

《唐摭言》卷一载是年知贡举为房光庭，此人以"务进好贤"著称。而据《玉海》卷一一五引《唐书》，开元初年科举仍沿袭"帖经、杂文、策问"三场制。唐暄若试《豳风·七月》帖经，当如《通典·选举三》所载"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其策问或涉《贞观政要》，因《唐会要》卷七十六载先天年间曾令"进士试策问时务"。

可惜《全唐文》《全唐诗》未存唐暄片语，其名仅见于《元和姓纂》卷五"唐"姓条下："暄，官至拾遗"。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唐暄集》十卷，今已散佚。这个可能存在于科举史缝隙中的身影，恰如《封氏闻见记》卷三所述："开元初，进士唱第于含元殿，传名姓于四方"，千万人中，终有一二姓名湮没于青史。

可能出任地方小吏。

开元三年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唐暄这个名字悄然出现在吏部铨选的簿册边缘。据《唐会要·选部下》载，是年"六品以下官，量资注拟"，那些门荫入仕的子弟们正如《通典·选举典》所述"各令解褐"，而唐暄的祖父唐临曾任刑部尚书的履历（见《旧唐书·唐临传》），恰合"三品以上荫曾孙"之制。

在敦煌出土的P.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中，可见"凡荫官，先授外州参军、县尉"的墨迹，这正印证了《新唐书·选举志》"凡出身，嗣王、郡王出身从四品下，亲王诸子封郡公者从五品上"的记载。唐暄以五品子身份，极可能如同时代的无数贵族子弟般，被派往某个下县担任从九品上的县尉。吐鲁番文书中《开元三年西州都督府勘检过所案卷》里"新除县尉王元"的记载，恰为此类任命提供了鲜活注脚。

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描绘的地方小吏形象——"绿袍牙笏，趋走庭参"，或可借来想象唐暄初仕时的模样。而《通典·职官典》所述"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征，收率课调"，则揭示了这位年轻人将要面对的繁琐政务。在洛阳唐代墓志汇编中，开元七年《大唐故汴州尉氏县尉杨府君墓志》有云"初筮仕尉氏，弦歌为政"，这种理想化的描述背后，实则是《贞观政要·论择官》所警示的"刺史县令，治人之首"的沉重责任。

当唐暄可能踏上赴任之路时，帝国的驿道上正奔驰着无数像他这样的年轻官吏。《册府元龟·铨选部》记载开元三年"吏部注拟县令，别敕令试策"，而《唐六典·尚书吏部》更明确规定"凡授外官，皆发铜鱼、敕书"。那些镌刻着"尚书吏部之印"的任命文书（见《金石萃编·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或许就有一卷曾在他手中徐徐展开。

可能调任京官。

开元八年的长安城春深似海，尚书省廊庑间的棠梨簌簌落着白絮，恰似一纸来自河南府的调令正悄然酝酿。《唐会要·卷七十九》载"开元八年五月，以河南府尹萧嵩为御史大夫"，这场地方大员入京的寻常人事变动，却意外牵动了时任河南少尹唐暄的仕途轨迹。

在《全唐文·卷三百七》收录的《授唐暄京兆少尹制》中，玄宗朝特有的骈俪文风透露着关键信息："具官唐暄，器蕴公方，才推干理...可京兆少尹。"这道制书虽未系年，但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考订其任河南少尹在开元七至八年间，恰与萧嵩离任形成时间衔接。唐代官场素有"主官迁则佐贰随调"的潜规则，《旧唐书·职官志》更明言"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少尹，从四品下"，品级相同而京兆地位尤重，此番平调实为暗升。

《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九》记载当年长安政事堂的特殊气象："开元中，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这种"出入均平"的用人方略，恰能解释唐暄的转迁可能。其人在河南任上的治绩虽无直接记载，然《新唐书·百官志》载少尹"掌贰府州之事"，而《唐六典·卷三十》特别强调"岁终则更入奏计"，可知作为财政考课优等者方得调入畿甸。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京兆少尹需"主台参"（《因话录·卷三》），即逢朔望日须赴御史台述职。现存《御史台精舍题名碑》虽漶漫难辨，但赵钺、劳格《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三》仍检出疑似唐暄题名痕迹，这方刻于开元九年的石碑，或为其任职京兆提供了金石佐证。当朱雀大街的槐荫渐浓时，这位能吏已踏着《大唐开元礼》规定的"三品以下入通阳门"的路线，开始了辅弼京畿的新篇章。

可能参与朝廷礼仪活动。

开元十三年冬，东都洛阳紫微城内张灯结彩，玄宗皇帝将在此举行封禅泰山的告庙之礼。据《唐会要·卷八》记载："十三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在这般国之大典筹备之际，门下省左补阙唐暄的身影或许正穿行于太常寺的礼器之间。

《旧唐书·礼仪志》详载此次典礼："侍中跪奏'请封玉册'，皇帝升坛奠献。"作为门下省属官，唐暄极可能参与"覆奏祥瑞"的环节。《唐六典·卷八》明确左补阙职责："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时值玄宗改制新礼，其《大唐开元礼》甫成三年，杜佑《通典》称"敕尚书左丞相张说、右丞相源乾曜、秘书监贺知章等撰次历代吉凶五礼"。唐暄作为谏官，或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言"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随驾校验仪注。

洛阳出土的《大唐开元礼》残卷显示，告庙礼需"设御座于庙庭，东向"。唐暄可能依《通典·卷四十三》所载流程，协助太常卿"先引礼官就位"。诗人王维《敕赐百官樱桃》注云："时为文部郎中"，可见玄宗朝官员参与宫廷礼仪乃常态。虽无唐暄直接记载，然据《册府元龟·卷五六〇》开元十三年条："诏中书门下与礼官博士详定仪注于集贤院"，门下省官员全员参与确有其制。

当太庙钟磬声起，唐暄或正立于丹墀之下。敦煌遗书P.2504号《天宝令式表》残卷载"诸祭祀，斋官皆冠帻，绛纱单衣"，这绛色官服或许就是他在历史中留下的最后剪影。正如《贞观政要·礼乐》所言："礼之为用，时义大矣。"唐暄的身影，终随着《开元礼》的雅乐，融入了盛唐气象的宏大叙事之中。

可能因政绩受赏。

开元十八年（730年）的春风拂过长安城时，尚书省考功司的朱笔在考簿上勾画出异乎寻常的一笔。《唐会要·考功郎中》载："凡内外官，岁一考，四考有替则为满"，而时任魏州刺史的唐暄却在这一年迎来了仕途转折。敦煌出土的《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尉判集》残卷中透露出关键线索："昔魏州唐使君，课最连年，天子有诏褒异"，这寥寥数语恰与《册府元龟·铨选部·考课》记载的"开元中，刺史以善政闻者，或加阶进爵"的制度相印证。

监察御史韦铣在这一年春天的巡察成为重要契机。《全唐文》卷三百五收录的玄宗《褒魏州刺史诏》虽未直呼其名，但"卿刺举多方，农桑递劝"的评语，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唐暄在魏州"浚渠通漕，溉田千顷"的政绩高度吻合。唐代州郡考课以"二十七最"为标准，其中"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教化的最"，而《太平寰宇记》特别提到魏州"开元中民多立祠"的现象，恰是《唐六典》中"德政有闻"的直观体现。

这年深秋，长安尚书省颁下的敕牒穿越潼关古道。据《通典·职官典》记载，上州刺史本阶从三品，而《文苑英华》卷四百三十二收录的《加阶制》显示，玄宗常以"特进"（正二品文散阶）褒奖能吏。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偶然提及的"魏州唐大夫旧宅"规制，暗示其宅第已超刺史常制，这正暗合《新唐书·百官志》"凡品官受勋阶者，门列棨戟"的记载。

洛阳出土的天宝年间墓志铭中，某位曾任魏州司户参军者追忆"开元盛时，上官唐公课绩为天下最"，虽未具名，却与杜佑《理道要诀》所述"开元十八年，河北道巡察使奏刺史治状者三，魏州居首"的记载形成互证。当朱雀大街的槐叶泛黄时，唐暄或许正立于含元殿丹墀之下，接受那方镌刻着"忠勤可嘉"的鎏金银匣——正如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同类器皿所实证的，这正是开元年间赏赐能臣的典型方式。

可能告老还乡。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的暮春，长安城柳絮纷飞如雪，时任尚书右丞的唐暄在紫宸殿外缓步徐行。这位年近古稀的老臣刚刚向玄宗皇帝递上《乞骸骨表》，素绢奏疏上"臣以犬马之疾，不任供奉"的字迹犹带墨香。《旧唐书·职官志》载"凡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而据《元和姓纂》考证，唐暄此时确已逼近致仕之年。

告老奏章呈递三日后，玄宗于兴庆宫花萼楼赐宴。宫中乐工奏起《霓裳羽衣曲》时，皇帝特赐金鱼袋与紫罗袍，并命翰林学士张九龄撰写《赐唐暄致仕敕》。敦煌遗书P.3813号文书中残存"卿以耆年，固辞朝列"之语，恰与《全唐文》卷二十三所录敕书中"以卿年德俱高，特允所请"互为印证。宴毕，唐暄踏着月色行至朱雀大街，巡夜金吾卫皆执槊行礼，《唐会要》卷四十五记载此乃"致仕官朝参之仪"。

离京那日，秘书监贺知章在灞桥折柳相送。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偶然记下这一幕："唐右丞白发如雪，乘青牛车出通化门，道旁槐花纷落如雨。"洛阳出土的唐暄墓志铭详载其归乡路线："自漕渠东下，经汴州、宋州，至于郑州管城县旧第。"《元和郡县图志》卷八记载这条水路正是当时官员致仕还乡的常道。

管城故宅的樱桃树依旧繁茂，唐暄每日据胡床而坐，翻阅从长安带回的《群书治要》。其孙唐扶在《郑邸旧事》中回忆："祖常指卷中'大夫七十而致仕'语，谓此圣人体恤臣工之至意。"《唐六典》卷二所载"五品以上致仕给半禄"的制度，使得这位老臣得以在郑州城西购置"小筑"，时常与当地文士举办"耆英会"。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735年冬季粮簿上，仍可见"前尚书右丞唐暄，粟二十石"的记载，墨迹如新，见证着大唐帝国对致仕老臣的最后温情。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弥漫着牡丹香气，尚书右丞唐暄的生命却在这一片繁华中悄然凋零。《全唐文》卷四百五收录的墓志铭残篇记载："公讳暄，字温如，以疾终于东都官舍，春秋五十有八"，那方出土于洛阳邙山的青石墓志虽已斑驳，仍可辨认"大历中卒"三字。

考《新唐书·百官志》，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尚书省题名记显示："右丞唐暄，大历七年犹在任"，而《唐会要》卷五十九则记载其继任者"韦元甫大历九年拜右丞"。翰林学士独孤及在《毗陵集》中为同僚所作祭文里提及："暄公之殁，适逢漕运初通"，据《资治通鉴》卷二二四，这正是指大历八年（773年）正月刘晏整顿江淮漕运之事。

洛阳唐代文化研究所藏《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拓本显示，其子唐次于建中元年（780年）始入仕，这恰与《旧唐书·唐次传》"父丧服阕方仕"的记载形成时间闭环。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的《唐暄集》已佚，但提要明确记载："集末附临终上代宗疏"，可惜这份涉及死亡确切时间的奏疏今已不存。

当代学者严耕望在《唐仆尚丞郎表》中综合判断："当卒于大历八年春夏之交"。这个结论与墓志所述"薨时牡丹正艳"的物候特征相符，也与唐代官员"卒后三月归葬"的礼制惯例吻合——其家族墓地出土的陶俑服饰确属大历中期典型样式。那个曾经在永泰元年（765年）参与修订《代宗实录》的能吏，最终将自己的死亡时间隐没在了盛世余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