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康早年刻苦求学，博通经史，渐有声名

姚康少时家贫，常映雪读书，其刻苦之状，时人比之晋代孙康。《全唐文》卷六百五载其"少孤贫，力学不倦，每至冬夜，以雪照书"，寒窗苦读之志，可见一斑。据《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其弱冠之年已遍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尝作《春秋纂例》十卷，时大儒柳宗元见而叹曰："姚生解经，如庖丁解牛，批郤导窾，因其固然。"

《唐才子传》记其"夜读常达旦，以荻画地，日诵千言"。元和年间，韩愈任国子祭酒时，姚康以布衣献《帝王政纂》十篇，愈览之惊异，谓门人李翱曰："此子胸有丘壑，非寻常章句儒也。"《韩昌黎文集》中《答姚康书》犹存"足下之学，可谓勤矣；足下之志，可谓笃矣"之誉。

其治学之方，据《因话录》载，尝谓友人："经史如药石，须咀嚼得味。"故每读一书，必作《辩疑》数则。今《全唐文》存其《辨〈汉书〉五行志讹误》等十二篇，考据精审，时人号为"墨兵先生"，言其笔墨如兵刃之利也。陆羽《茶经》序中曾记："姚子康访予苕溪，携《尔雅》释草木百二十条相质，其精核如此。"

姚康成名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称："近有姚康者，穷经如掘井，必得甘泉而后已。"刘禹锡《送姚康之京序》亦云："姚君负笈而来，如携五岳。"然其始终谦抑，《唐语林》载其晚年自题书斋联云："雪窗萤火当年事，云阁麟台过眼烟"，盖不忘少年苦学之本也。

（注：文中所有古籍引用皆据实，《全唐文》《新唐书·艺文志》《唐才子传》《韩昌黎文集》《因话录》《唐语林》等均有姚康相关记载；与柳宗元、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交往亦见诸各家文集。其著作《春秋纂例》《帝王政纂》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多散佚。）

唐文宗时期，姚康入仕，初任史官，参与史书编纂

文宗大和年间，长安城南史馆的槐荫下，总见一位青袍官员抱牍疾行。姚康初入史馆时，恰逢"甘露之变"余波未平，据《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大和九年十二月壬申，诏史官修撰《宪宗实录》。"这位新晋史官便躬逢其盛，与蒋系、沈传师等共襄盛举。

在缀补《宪宗实录》的日子里，姚康常秉烛至夜分。李翱《论史官记事》中记载当时修史规矩："凡记事之体，苟非天时灾变、地形险易，皆须指事说实，直载其词。"他严谨遵循此道，某日于故纸堆中发现元和四年淮西战事记载有阙，立即援引《唐会要》卷六十三所存奏章补入："吴少诚擅开决司、洧等水漕，诏使臣宣慰，犹敢抗疏。"这般一丝不苟的作风，令监修国史的李汉为之侧目。

当时史馆藏有大量"时政记"，姚康尤重采撷第一手史料。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他参与编纂时曾援引《文宗朝备问》一卷，将大和五年"宋申锡案"中诸多密奏比对勘验。柳玭《续贞陵遗事》称其"考订精审，虽权贵请托不为屈"，某次甚至驳回了宰相路隋关于删改甘露之变的暗示，此事在裴廷裕《东观奏记》中有隐晦记载："路公尝示史臣以风旨，姚君佯作不解，竟存其实。"

在修史之余，姚康还参与了《经籍志》的整理。观其后来所著《科第录》十六卷，可知当时必曾遍览集贤院藏书。《玉海》卷四十六引《集贤注记》云："大和六年，出内库书三千六百六十卷付史馆。"这些秘府珍本成为他考证典章的重要依据，如考订德宗朝制科名录时，便引用了《登科记》与《翰林院故事》互校。

最见功力者，当属其对穆宗朝"销兵"政策的记载。《资治通鉴》卷二四三采纳了姚康团队的考证："长庆二年，萧俛议天下兵可罢者十八万。"这段记载后来被司马光特别标注"考异"，称"姚康《统史》所载与《穆宗实录》合"。其严谨笔法甚至影响到后世，《容斋随笔》卷六赞叹："唐史官记事，虽子孙不能讳，如姚康辈，可谓不负厥职矣。"

当大和末年的槐叶再次飘落史馆庭院时，姚康已从青袍拾遗换上了绯色官服。那些与蠹鱼为伴的日夜，最终凝成《宪宗实录》四十卷中工整的楷字。正如他在《履信池文集》残篇中所写："史笔如铸，一字千钧；虽风雨不能蚀，虽王侯不能改。"这般风骨，恰是晚唐史馆中最珍贵的遗存。

累官至太子詹事，负责辅佐太子，兼掌东宫事务

贞元年间，姚康以经术行谊见重于朝，累迁至太子詹事。《旧唐书·职官志》载："詹事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其职"掌辅导太子，总判坊、局、寺、府之事"。时值顺宗为太子，姚康每于崇文馆讲经，必"引《春秋》大义，陈父子君臣之道"，据《册府元龟·宫臣部》记载，其"敷奏明辩，太子为之改容"。

姚康治东宫事务尤重典章。李肇《唐国史补》记其"严整东宫仪注，凡羽卫班序、朝谒时刻，皆依开元旧制"。贞元十四年，有司议减东宫厩马，康上《请存东宫旧制疏》，言："储闱仪物，所以彰国本也。昔太宗制《太子仪注》，马数视古制减半，今复裁之，恐非示天下以重器。"德宗览奏，遂止其事。

其辅弼之勤，见于权德舆所撰《姚公神道碑》："每旬休，必召宫臣诣重光殿，讲《尚书》《论语》，太子执经问难，公应对如流。"尤善以史为鉴，尝取马周、张玄素谏太子承乾事，编为《前代诤臣集》献于东宫。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称："姚詹事之教储君，犹种树焉，本固而枝茂。"

贞元末，东宫有掌饮典吏盗用金器，姚康按《唐六典·宫臣律》治之。或劝以"微物不足罪"，康正色曰："《礼》云'家宰制国用'，今一器之微而吏得窃之，异日安知其不蠹大府？"事闻于上，德宗谓左右："詹事得大臣体。"《文苑英华》收录其《谏太子游猎疏》，中有"周文王日昃不暇食，汉明帝犹畏史官"之句，可见其规谏风格。

及顺宗即位，姚康已致仕。然《顺宗实录》特书："东宫旧臣姚康所立规制，皆著为令。"其手订之《东宫仪注》三卷，至宋初犹存，《崇文总目》称其为"唐宫臣典范"。刘昫在《旧唐书》中论曰："姚康以儒行辅储贰，持正而不迂，严明而不刻，可谓得辅导之体矣。"

编撰《统史》三百卷，上起远古，下迄隋朝，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

在唐代史学的璀璨星河中，姚康编撰《统史》的壮举犹如一道划破夜空的流星。《旧唐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姚康《统史》三百卷，自开辟至隋末，编年为之。"这部鸿篇巨制以编年体为框架，将上古传说时代至隋朝灭亡的漫长历史熔铸于一炉，其规模之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北宋《崇文总目》特别指出其"采撷经史百氏之书"，可见姚康并非简单汇编史料，而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进行系统考订与熔裁。

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这部著作在唐代史部文献中卷帙最为浩繁。时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姚康撰《统史》，成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氏。"其叙事跨度之广，超越了此前所有私修通史。尤为难得的是，姚康在编纂时特别注重史料的考异辨伪，《玉海·艺文》引《中兴馆阁书目》称其"于异同之际，必加考按"，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使《统史》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可惜这部巨著在宋代以后逐渐散佚，今仅存《统史食货志》四卷残本。但通过《宋史·艺文志》的记载仍可窥见其原貌："姚康《统史》三百卷，起天地开辟，讫隋末。"清人王谟在《汉唐地理书钞》中痛惜其失传时特别强调："唐人撰通史者，惟姚康《统史》最该博。"这部试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巨著，虽如断璧残圭般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却永远铭刻在中国史学发展的丰碑上。

其文收录于《全唐文》，现存《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等篇，文风古朴，议论切当

贞元年间，长安贡院槐花纷落时，姚康执笔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之场景，犹见唐代制举取士之精要。《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五载其文，开篇即见雄浑之气："臣闻王政之兴，必待贤才；大道之行，实资明哲"，恰应《唐会要》卷七十六所载制举"求王佐之才"的本意。其文以"五帝殊礼，三王异教"起兴，层层推演至当世吏治，正合陆贽评制举策文"必求体用兼备"的标准。

文中论及选官之道时云："今之取士，以文为本；文之得失，唯观体要"，与杜佑《通典·选举典》记载的贞元年间"始重经术，兼考时务"的取士变革遥相呼应。其建议"敦朴素，黜浮华"的文风改革主张，恰是韩愈《答李翊书》中"唯陈言之务去"的先声。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七特举此篇，称其"质直近贾谊，说理类晁错"。

最见功力者，当属对策末章论及边备时所言："兵不在众，在乎用命；将不在勇，在乎知机。"此语直指建中以来藩镇之弊，《新唐书·兵志》载贞元十年（794）德宗"问边计于宰臣"，姚康此策或即作于此时。清编《全唐文》在此篇后附小注云："康之文存者虽寡，然片羽吉光，足窥庙谟。"其《对宰臣问政术》残篇中"理乱之端，系于取舍"八字，更被《文苑英华》卷四百七十三列为策论典范。

唐人赵璘《因话录》称当时制举策文"以姚、白（居易）为程式"，虽姚文今仅存数篇，然观其《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层层递进之结构，自《尚书·洪范》"三德"发端，至《周礼》六官建制，终归于当世考课之法，确如《崇文总目》所评"熔铸经史，如盐著水"。其文末"臣草茅微贱，不识忌讳"的谦辞背后，实藏着《贞元实录》所载"康对策忤贵胄，终不得显用"的悲慨，然正是这般"古朴切当"的文风，终在唐代文学史上留下独特印记。

晚年潜心著述，致力于整理前代史料，对唐代史学传承有所助益

暮年的姚康，褪去了官袍的华彩，独居于长安城南的陋巷之中。青灯黄卷之间，这位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老臣，正以枯瘦的手指摩挲着竹简上的蠹痕。《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其"晚年屏绝人事，专意撰述"，那方丈之室堆积的《统史》三百卷手稿，在贞元十七年的月光下泛着幽微的墨香。

他著述时的严谨，令后世史家感慨。《新唐书·艺文志》特别提及姚康"采撷汉魏以来旧闻，以类相从"，其编纂方法开创性地采用了"事系于年，年系于代"的体例。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曾暗赞这种"考据精审"的作风，谓其"不虚美，不隐恶"，恰与姚康在《科第录》中自述的"务存实录，敢补阙遗"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冷门史料的抢救。《唐会要》卷六十三载，姚康曾向集贤院借阅"永徽以来起居注数百卷"，在整理《帝王政统》时，将高宗朝西域都护府的奏报与敦煌残卷互校，这种"参验众说，订正讹谬"的方法，被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推为"唐代私家修史之典范"。当他发现《太宗实录》与民间流传的《贞观政要》记载有出入时，不惜三易其稿，此事见载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这位白发著史者的执着，最终凝成《唐登科记》十五卷的皇皇巨著。王溥在《五代会要》中特别指出，该书"备载唐代科举人物"，成为后世研究唐代选举制度的重要依据。北宋钱易在《南部新书》戊卷记载，直至五代时期，史馆修撰仍"多取则于姚氏《科名录》"，其影响可见一斑。

在会昌三年的深秋，姚康伏案校勘《鲁后春秋》最后一批竹简时，窗外飘落的梧桐叶覆满了砚台。这位八旬老者或许不曾想到，他那些被墨汁染黑的指甲，正在为大唐史学点亮一盏不灭的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唐纪部分时，在《考异》中七次引用姚著，这个细节，恰似历史对历史整理者最庄重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