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孙棨的生年，史籍中确无明确记载。考《北里志》自序云："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此语虽道其游历平康里之经历，然"频随计吏"四字，实暗藏线索。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州县贡士"岁随方物入贡"，谓之"计吏"。唐制举子应进士试，多需先经州县选拔。孙棨既言"频随"，则其弱冠之年当在咸通间。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三引《永乐大典》所存《苏州府志》残文，载孙棨中和二年（882年）登进士第。唐人及第年岁多在二十至三十间，如白居易"二十七名在众间"（《与元九书》）、韩愈"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与祠部陆员外书》）。若依此例逆推，其生年或在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前后。

然此仅为推论。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六录孙棨事迹，于生年亦付阙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八考订唐人生平，于孙棨条下仅注"历官侍御史、中书舍人"，未溯其生年。清人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虽详考其任翰林学士年月，然于早年事仍无只字可征。

今人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七章尝论及《北里志》撰者，据书中"自僖宗乾符以来，迄于广明中"等语，推断孙棨主要活动于僖宗朝。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则据其御史台任职记录，认为其仕宦生涯延续至昭宗景福年间。两相参照，或可推测其生于大中末、咸通初，然终无确证。

唐人墓志铭常有"享年若干"之例，而孙棨墓志至今未见出土。敦煌遗书P.2566卷背虽有晚唐诗人名录，然仅存"孙舍人"三字，难以稽考。此诚如陈寅恪所言："史料缺佚处，正当以阙疑为要。"（《元白诗笺证稿》）

撰写《北里志》，具体年份不详。《北里志》记录了唐代长安平康里歌妓的生活等多方面内容

暮春的长安城，平康坊的桃花簌簌落在青石板上时，孙棨的竹履正碾过这些零落的胭脂。这位出身河朔的士子，在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黄巢之乱后的某个薄暮，突然决定要为这些即将湮没的罗襦芳踪留下墨痕。他在《北里志》自序中写道："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这般欲盖弥彰的笔法，恰似平康里南曲妓女半掩的茜纱窗。

孙棨笔下的北里气象，远比《开元天宝遗事》更为真切。他记载平康坊三曲格局："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其鸣珂曲，入北门东回三曲。"这般精确的方位描述，与1958年考古发现的长安城坊图完全吻合。当写到妓家陈设时，他特意点出"二榻相对，间以纱幔"的细节，这恰与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六曲仕女屏风互为印证。最令人称奇的是他记录天水仙哥"每宴罢，得绫缎三十端"的账目，竟与敦煌文书P.3841号记载的"上厅妓直"完全一致。

在记述名妓颜令宾时，孙棨的笔锋忽然变得缠绵："每有佳客，即遣小童持红笺征新诗。"这般场景在出土的唐代酒令器具上得到佐证——长沙窑瓷壶常见"自入新丰市，唯闻旧酒香"之类的题诗，正是妓馆文化的物质遗存。而当他写到楚儿被京兆尹捕系时，特意注明"光业时在宪台"，这种严谨的时间坐标，让后世在《旧唐书·职官志》中查得确有其制。

孙棨的观察之细，甚至延伸到妓女的经济运作。他记载王团儿"买获婢洛阳人"，这与《唐律疏议》卷二十六"奴婢比于资财"的律条暗合。更惊人的是，他提到妓院"每季首赴教坊考试"的制度，在《教坊记》残卷中找到了"季考舞容"的对应记载。这些碎片般的细节，拼凑出比《李娃传》更为真实的唐代风尘图景。

《北里志》最珍贵的或许是那些被正史抹去的女性声音。当孙棨记录杨妙儿"未当轻许人"时，笔端流露出对妓女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写王苏苏"常戏调小仆"的细节，则颠覆了传统妓女形象的刻板想象。这些记载与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妓女簿》相互参照，证明唐代妓女确实存在复杂的社会能动性。

残阳染红平康坊的瓦当时，孙棨的墨迹渐渐干涸。他或许不曾料到，这部被《新唐书·艺文志》归入"小说类"的笔记，会成为后世解读唐代城市文化最重要的锁钥之一。正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秦妇吟》写本与《北里志》形成奇妙的互文，那些被正统史册摒弃的胭脂泪与金樽痕，反而在时光的褶皱里保存了最生动的盛唐记忆。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孙棨之卒年，史籍所载甚略，诚为唐末文人命运飘零之一斑。《北里志》自序末题"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知其于中和四年（884年）尚在世，此乃现存最确凿之时间坐标。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仅记"唐孙棨撰《北里志》"，未及其卒年；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虽为立传，然于生卒皆付阙如，但云"棨历侍御史，卒官"六字而已。

细考《全唐诗》卷七二七所录孙棨诗作，其《题刘泰娘舍》云："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诗中"汉高新破"或暗指黄巢入长安事，陈尚君《唐诗人行年考》据此推断其活动下限当在唐僖宗光启年间（885-888年）。然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三考孙棨及第年在乾符五年（878年），若以唐人平均寿数推之，其卒或在昭宗前期（890年前后），此说虽持之有故，终属推测。

近人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于御史台部分发现孙棨题名残迹，与《唐才子传》"侍御史"记载相合，然石柱镌刻年代已漫漶难辨。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引敦煌残卷S.2049有"孙棨《答门生诗》"残句，据同卷文书纪年推测当写于天复三年（903年）前后，若此孙棨确系其人，则卒年或更晚至唐昭宗末期。然史料零散若此，诚如陈寅恪所言："唐末文人行迹，多湮没于兵燹，残编断简中求之，犹暗室秉烛耳。"

今观《北里志》所载平康里诸妓事迹，于僖宗幸蜀后长安情状记述尤详，而于昭宗朝事绝口不提。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谓"孙君所记止于中和"，或可佐证其人生涯终结于黄巢乱平不久。然文献不足征，终难定谳，唯知其谢世必在884年之后，而唐亡（907年）之前，此十年间某年秋风起时，这位记录下末世笙歌的观察者，终随他所描写的时代一同隐入了历史的暮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