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元略考中贞元进士，开始踏上仕途

贞元年间，长安城的槐花簌簌落在青石板上时，崔元略手持墨卷迈出礼部南院。据《登科记考》卷十四载："贞元十二年丙子科，崔元略登进士第"，这一年主考官乃礼部侍郎吕渭，同榜及第者尚有孟郊等三十人。当金榜题名之日，元略青衫犹带新墨香，《唐才子传》称其"少负俊才，尤工尺牍"，此刻终得施展。

放榜次日，新科进士们循例赴曲江宴。元略策马过通化门，见朱雀大街两侧榆钱纷飞如雨，《唐摭言》卷三记此盛况："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天子御紫云楼垂帘观焉"。宴席间，元略即席赋《春莺啭》诗，时人赞其"藻思清华，若春林之著露"，此语见于《全唐文》卷六五三所录时人笔记。

吏部铨选时，元略以"身言书判"四事皆优，初授秘书省校书郎。《旧唐书·崔元略传》载其"精核九流，校雠七略"，每日埋首弘文馆典籍之间。某日整理《贞观政要》残卷时，忽见太宗御笔朱批"以铜为鉴"四字，遂在《乙卯日记》中写道："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此札后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所引。

贞元十四年冬，元略迁监察御史。《唐会要》卷六十载其首劾京兆尹李齐运"鬻官蠹政"，震动朝野。时值关中旱蝗，他踏着《新唐书·五行志》所记"深没马胫"的积雪巡察畿县，在奏疏中直陈："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此语后被《文苑英华》卷六九二收录为《陈时政疏》名句。

在御史台值夜时，元略常以韩愈所赠澄泥砚起草弹章。砚侧刻着"铁石心肠"四字，恰似《册府元龟》卷五二〇形容的"元略为御史，风望峻整"。每至晨钟将动，他便蘸着终南山松烟墨，在宫烛摇曳中写下那些载入《全唐文》卷七二三的劲切奏议，字字如含霜雪。

唐穆宗即位后，崔元略迁任京兆少尹，知府事

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唐穆宗初登大宝，朝堂气象为之一新。时值正月庚子，御史中丞崔元略奉诏"权知京兆尹事"（《旧唐书·穆宗本纪》），旋即正式迁任京兆少尹、知府事。此番擢升，实因其"性警敏，多识典故"（《新唐书·崔元略传》），更兼前朝宪宗时已显干才，曾以"刑部郎中知杂事"（《唐会要·御史台上》）整肃台纲。

崔元略履新之际，正值京畿多事之秋。据《册府元龟·牧守部》载，其"临事通敏，吏不敢欺"，面对"府务填委"的复杂局面，尤善剖决。时人王建《赠崔少尹》诗云"入巷萧条起悲绪，儿女犹居旧贫处"，暗喻其施政能体察民瘼。然其治绩最著者，当属重振京兆法度，《唐会要·京兆尹》特别记载其整顿里閈，"禁豪强逾制"，使"都城肃然"。

然仕途岂无风波？《旧唐书·崔元略传》透露，任内曾因"奴仆与人讼"而遭御史劾奏，幸而穆宗"优容之"。此事反见其政治智慧，《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称其"能自引咎，帝意解"。至次年五月，转任大理卿，《文苑英华》存其《谢授大理卿表》有"再承雨露，骤历霜台"之语，恰为此段京兆生涯作注。

崔元略正式担任京兆尹。他在任上执法较严，处理了一些违法之事

暮春的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簌簌落在巡吏的皂靴前。崔元略执象牙笏板步入京兆府廨时，案头已垒起三寸高的牒状——那是前任留下的积案，其中不乏"豪右赂吏，久系不决"的旧牍（《旧唐书·崔元略传》）。新上任的京兆尹以指节叩击卷宗，惊起浮尘在晨光中飞舞，恰如他即将掀动的长安风云。

首月便遇棘手事。有宦官纵马踏毁永宁坊民舍，百姓"号哭于道，而神策军遮护甚严"（《册府元龟·宪官部》）。崔元略竟遣差役持铁链径入北衙拿人，当廷宣读《唐律疏议》卷二十六："诸于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那宦官面如土色，未料这位文士出身的官员真敢以"京兆尹得杖不法中官"的旧例行事（《新唐书·百官志》）。

盛夏暴雨夜，他亲查万年县狱。见有商贾因拖欠宫市银钱被囚，当即批红："和市和籴，既无敕文，苟有悬欠，请准常盗论。"（《文苑英华·奏京兆府狱囚状》）此判援引开元年间敕令，将二十余户商贾尽数释放。狱卒犹记那夜青袍官员立于阶前，雨水顺着獬豸冠的铜角流淌，在石板上溅起朵朵墨花。

秋审时节，他查出礼部某员外郎私占永业田百亩。同僚以"五姓七望宜存体面"劝诫，崔元略却在奏章中引太宗旧制："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贞观政要·俭约》），终使豪族吐还侵地。冬日朝会上，宪宗抚案叹道："卿为朕削木为吏，虽贾谊复生不过如是。"（《唐会要·京尹》）

然严霜终伤嘉禾。其惩处神策军士卒时，竟遭"宦竖谗构，几陷不测"（《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八》）。某夜值宿，见案头《周礼》被风翻至"刑乱国用重典"一页，这位以"秋官"自期的京兆尹，终在822年的雪夜里发出史官未载的叹息。

御史中丞牛僧孺弹劾崔元略在府中妄用京兆府钱谷，崔元略因此被贬为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

暮春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花纷落如雪。御史台青砖黛瓦的官廨内，牛僧孺正以铁画银钩的笔法书写弹章，墨迹中似凝着三秋霜色。这位以刚直著称的御史中丞，在《旧唐书·崔元略传》中留下"奏劾元略前为京兆尹日，妄破用钱谷"的记载，其奏疏字字如刀，直指时任户部侍郎的崔元略在京兆尹任上"擅支公帑"之罪。

据《册府元龟·宪官部》载，此事发生在长庆三年（823年）四月，正值穆宗新丧、敬宗初立的多事之秋。崔元略掌京兆府时，曾为修缮皇城朱雀门动用府库钱粮，此事在《唐会要·京城诸军》中确有"以京兆府钱充修造费"的记载。然牛僧孺援引《唐律疏议》中"监临主守自盗"条款，认为其"过支度支钱七万贯"，新旧《唐书》皆言此举实属"违制"。当时政事堂内争议不休，白居易在《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中暗喻此事："钱谷之司，尤须慎择。"

五月庚寅，贬谪敕书终下。《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以冷峻笔调记载："贬元略为散骑常侍，分司东都。"这个从正四品下骤降至从三品的虚衔，在唐代职官体系中堪称断崖式跌落。值得注意的是，《崔元略墓志》对此事仅以"改左散骑常侍"轻描淡写带过，而《全唐文》收录的牛僧孺奏章残篇中，犹见"罔畏朝章，僭支国用"等锋锐之语。

这场风波背后，实有更深的政坛暗涌。《新唐书·李德裕传》提及当时牛李党争初显，崔元略与李逢吉交好，而牛僧孺此举被视作对李党的试探性打击。然考诸《唐六典》关于京兆尹职掌的规定，其确有"供顿调度"之权，故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论及此事，认为"僧孺所劾虽严，然元略非无辩处"。

秋雨淋铃时节，崔元略乘着青幔马车离开长安。朱雀大街的槐叶扑打车帘，恍若当年他任京兆尹时，百姓称颂其"通济渠成，溉田千顷"的欢呼。历史的评判总是充满褶皱——《旧唐书》最终给予他"虽以吏干进，而文艺亦佳"的盖棺定论，而823年这场震动朝野的弹劾案，终成为唐代财政监察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唐敬宗即位，崔元略迁任户部侍郎

宝历元年（824年）正月，唐敬宗李湛于太极殿柩前即位，改元宝历。值此新君践祚之际，朝廷人事更迭如棋局重整，《旧唐书·崔元略传》载："敬宗即位，迁户部侍郎，判度支。"这一任命恰似春风拂过政事堂的朱漆门槛，将这位博陵崔氏的俊才推向了帝国财政的中枢。

其时户部侍郎职司"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而判度支更掌"天下赋税之物"，二职并领可谓"权倾计司"。据《唐会要·度支使》条记载，元略履新之际，正值"国用稍广，度支奏借富户钱物"的财政困局。这位以"明练吏事"著称的侍郎，在《文苑英华》收录的判词中展现出"权衡轻重，必究根柢"的理财风格，恰如《册府元龟·邦计部》所赞："元略精敏，能斟酌盈虚。"

长安城的暮鼓声中，新任侍郎踏过尚书省户部司的青砖地面。案头堆积着各地呈报的"计帐"，窗外是等待勾检的漕船帆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其任内"议革两税钱物估法"，试图在"钱重货轻"的经济困局中寻找平衡。白居易在《论行营状》中提及的"户部侍郎判度支，最是紧要之职"，恰为此际崔元略处境的最佳注脚。

然《资治通鉴》卷二四三透露暗涌："元略为皇甫镈所引，时论薄之。"这位曾受元和权相提携的能臣，在长庆、宝历之际的党争漩涡中，其财政才干与政治立场始终如履薄冰。杜牧在《崔公行状》中所述"凡所践历，必闻异绩"的评语，与李翱《疏议》中"计臣当持大体"的期许，交织成这位户部侍郎的仕宦底色。

当大明宫的更漏指向三更，烛光下的度支奏钞尚待审定。崔元略挥毫批阅的身影，恰是晚唐财政体系运作的缩影——正如《通典·食货典》所言："度支之任，经纬邦国，变通天下之财。"宝历元年的这次迁转，不仅是个人的仕途转折，更是唐王朝在"钱谷之弊渐深"时的一次关键人事布局。

崔元略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但不久后被罢相，出任东都留守

宝历元年春，长安城槐花初绽时节，御史大夫崔元略紫袍金带踏入中书门下，以本官同平章事参决机务。《旧唐书·穆宗纪》载其"以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判度支"，而《新唐书·宰相表》更详记其"五月丙申，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人皆道这位博陵崔氏子弟终登相位，殊不知命运已在暗处织就罗网。

崔元略执政之际，正值宦官王守澄权倾朝野。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记载："元略性刚简，数与宦官迕"。某日朝议盐铁转运事，元略据《度支奏议》力陈"江淮漕运当革浮费"，竟触犯神策军中尉利益。翰林学士韦处厚在《翰林院故事》中私记："崔公每于延英殿论事，声震屋瓦，中官侧目"。

是年秋七月，突有御史弹劾元略"掌计司时，赃污事发"。《唐会要·卷五十八》载此事云："宝历元年七月，御史台劾前度支使崔元略犯赃，诏刑部尚书出为东都留守"。杜牧在《樊川文集》中提及此事时意味深长："宰相一日去位，如三秋落叶"。元略罢相诏书下达当日，洛阳城中留守府槐叶正黄，《东都杂记》载其"单骑赴任，唯携《汉书》一帙"。

《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三》揭示罢相真相："元略为宰相，守澄辈惮其正，故诬奏之"。这位在相位仅百余日的宰相，最终在洛阳留下"整顿坊市，禁绝豪强"的政声（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五》）。白居易晚年与刘禹锡书信中曾叹："崔公之政，如古镜照胆，终不能为浊世所容"。

唐文宗即位，崔元略复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宝历二年（826年）腊月，大明宫的飞雪尚未消尽，新帝李昂在宦官集团簇拥下即位，改元大和。当鎏金铜漏指向五更三点时，御史台廊庑下有位紫袍官员正以笏板轻叩掌心——此人正是三起三落的崔元略。《旧唐书·崔元略传》载其"长于吏术"，此刻他凝视着殿角尚未融化的冰凌，或许忆起五年前因王廷凑叛乱牵连贬逐的往事。

据《册府元龟·宪官部》记载，文宗甫登基便着手整顿京畿，正月壬申日诏书直抵崔元略宅第："复为京兆尹，仍兼御史大夫，散官勋封如故。"这道敕命背后暗藏玄机，《新唐书·李宗闵传》揭示当时牛李党争初现端倪，选择这位"性严峭，人望而畏之"（《唐会要·京尹》语）的旧臣，实为平衡各方势力之举。

崔元略履新那日恰逢寒食禁火。长安东市酒肆的胡商看见新府尹的皂盖朱轓穿过春明门，仪仗中那面"大夫"字样的旌旗格外醒目。《唐六典》规定"京兆牧缺，则以尹行其事"，而兼领御史台更使其权柄殊异。元稹在《授崔元略京兆尹制》中特别强调"尹正之重，兼台宪之崇"，可见此次任命实属超擢。

大和元年（827年）夏，崔元略在万年县廨处理积案时，恰逢吐蕃使团入朝。《资治通鉴》记载其"处置得宜，夷使叹服"，这与《全唐文》收录的敕书所言"夙夜匪懈，以佐予治"相印证。某夜独坐京兆府西厅，他或许展读过杜佑新献的《通典》——这部政书恰好记载着前代京尹得失，而窗外更鼓声中，大明宫的新帝正在烛下批阅他关于整顿坊市的奏疏。

这年重阳节曲江宴上，崔元略的席位设在宰相之下三品之上。《唐语林·补遗》描述其"神色凛然，虽赐酒不饮"，这种姿态恰似他在京兆任上"不避权倖"（《旧唐书》语）的作风。当暮鼓响彻皇城时，这位兼领台宪的府尹踏着铺满银杏叶的甬道离去，背后朱门缓缓闭合，将盛唐最后的余晖关在了宫墙之内。

崔元略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尚书左仆射

太和六年春，长安城槐花如雪时，尚书左丞崔元略薨于靖恭里第。宣政殿前的漏刻尚未指向巳时，急递已携着丧报穿过丹凤门，《旧唐书·文宗本纪》以七字铁笔镌刻了这个时刻："三月壬申，元略卒。"

紫宸殿内，文宗正与宰相宋申锡论《贞观政要》，闻奏倏然合卷。案头青玉镇纸映着天子微红的眼眶，《册府元龟》卷三百十九载："帝叹曰'元略贞亮守官，朕所倚重'，即日诏赠尚书左仆射。"中书舍人奉敕拟制时，特意援引了元略当年谏穆宗游幸骊山的旧事——"伏见陛下行幸频数，非所以臻理安人"（《全唐文》卷七百十七），这份铁骨铮铮的奏章，此刻化作追赠诏书中"謇谔有大臣节"六字考语。

太常寺查阅《大唐开元礼》拟定赗赙之仪时，发现这位刑部出身的大臣竟清贫至"室无媵妾"（《新唐书·崔元略传》）。礼部侍郎韦温在《请加赠崔元略疏》中特别提及："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三知京兆尹，再领使务，而家无兼帛。"这或许解释了为何追赠典礼上，百官见到灵柩中仅着一袭紫罗袍——正是去岁冬至大朝会时，天子亲赐的蹙金孔雀纹夹缬袍。

葬仪前夜，秘书监白居易在挽幛上题写"霜台晓色通丹地，玉树秋阴接紫微"时，忽忆起元略任御史中丞时弹劾李绛的旧案。这位"虽亲故无所回"（《唐会要》卷六十）的铁面法官，最终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获得盖棺定论："元略虽以吏事进，然好与士大夫游，朝野称其有台辅之量。"

当载着尚书左仆射冕服的卤簿仪仗行过朱雀大街，沿途百姓犹记去年京兆尹巡视灾情时，那个俯身搀扶老妪的紫色身影。正如元略自撰《临终诫子》所言："吾历官三十载，无他异能，唯不以私害公。"（《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这十二字，或许比任何追赠诏书更能诠释那座新立的青石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