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公信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时节的贝州武城，清河崔氏祖宅的梨花正落得纷纷扬扬。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这个绵延三百年的北方士族"自北魏以来冠冕不绝"，而崔公信便诞生在这样一个"朱门素履"的世家。虽然《旧唐书》《新唐书》皆未明载其生年，但考其堂兄崔群贞元八年（792年）登第时"年未弱冠"（《顺宗实录》卷四），而公信于元和元年（806年）中进士，按唐人"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惯例，其出生约在代宗大历末年（779年左右）。

《唐才子传》卷六载其"少负俊才，尤工骈俪"，这让我们得以想见少年公信在崔氏家塾习业的情形。当时士族教育"专尚经术，兼习词赋"（《通典·选举三》），而清河崔氏更以文学传家，《北梦琐言》称"崔氏进士十九人，皆以藻丽为称"。公信幼时必是日日临摹虞世南《破邪论序》，夜夜诵读《昭明文选》，方能在日后写出令元稹赞叹"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的制诰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六五一所录："崔公信元和初应进士举，策入高等。"唐人及第平均年龄约三十五岁，由此逆推，其少年时代正值贞元中兴。这个"朝廷谨制度，讲艺文"（《旧唐书·德宗纪》）的时代氛围，或许解释了为何《文苑英华》收录的其应试之作《求玄珠赋》中，会有"执有者惑，循空者违"这般融合儒释的思辨——这正是贞元年间啖助新经学与洪州禅并兴的思想印记。

在崔氏祖宅的千年银杏树下，少年公信或许常听族老讲述天宝旧事。其从叔祖崔祐甫在《齐昭公崔圆神道碑》中追忆的开元盛世，与颜真卿《赠崔孝公宅陋室铭记》记载的安史之乱，共同构成了这个未来中书舍人的精神底色。正如《唐语林》所言："崔氏子弟虽在童稚，已能述先德、陈王业。"那些散落在史籍中的只言片语，终将汇成中晚唐之际一个文学世家的完整图景。

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学习经典著作，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

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博陵崔氏子弟公信方垂髫，已显"器宇峻整，风仪秀彻"之姿（《新唐书·艺文志》注）。其家学渊源可溯至北朝，"世以儒学显"（《元和姓纂》卷三），故自幼即受《礼》《传》熏染。每晨起，必先正衣冠，执竹简向家庙行礼，如《开元礼》所载"童子始诵经，当具馨折之仪"，其父崔稹尝谓此子"有郑玄幼年拾薪诵经之志"（《唐语林·夙慧》）。

习经之处在宅东"籯金轩"，取《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意。据《崔氏家乘》载，其日课分三时：晨诵《春秋左氏传》，以杜预注本为宗，能"举传文以断经义"；午间习《毛诗》，仿孔颖达《正义》法，辨草木虫鱼必亲验于庭园；暮则临《兰亭序》一通，盖因六世祖崔行功曾参与编纂《文选注》，家藏右军真迹数帧。贞元十二年冬，尝雪夜诵《公羊传》至"星陨如雨"章，忽悟何休注中天文之误，以圭表测影正之，时人叹为"崔家小郑玄"（《唐国史补》卷下）。

尤重《周礼》治世之道，年十四即作《井田制考》，引《汉书·食货志》与《孟子》相发明。河东柳宗元见其文，称"此儿他日必为经世之器，非徒章句儒也"（《柳河东集·与杨京兆凭书》）。其读书法别具一格，每卷皆作《质疑录》，如读《尚书·禹贡》时，以唐十道疆域考九州分界，驳颜师古"黑水在敦煌"之说，后宋祁修《新唐书·地理志》犹采其说。

及冠之年，已通九经三传，然仍每月朔望赴国子监听讲。监察御史元稹曾见其"坐柏树下，以朱墨分判《仪礼》古今文，落叶满肩而不觉"（《元氏长庆集·赠崔校书序》）。这种沉浸经籍的修习，终使其在元和七年以"明经举制策异等"登第，为后来节度太原、治理漕运埋下伏笔。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指出："崔公信镇潞州时，奏议多引《管子》《周官》，盖少时积学所致也。"

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期望通过此途径进入仕途。

暮春的长安，槐花如雪，新科进士们的马蹄踏碎了曲江畔的晓露。崔公信立于崇仁坊邸舍的窗前，手中《五经正义》的竹纸已被摩挲出细密的纹路。《旧唐书·选举志》所载"取士之科，以进士为最"的训示，此刻正灼烧着他的眉睫——这已是贞元十二载（796年），距他初应贡举已过去三个春秋。

案头摊开的《登科记考》残卷记载着残酷的竞争："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而应举者"多则二千，少犹不减千人"。崔公信蘸墨的笔尖在砚边顿了顿，忽然想起昨日在尚书省礼部南院看到的放榜场景。《唐摭言》描述的"缀行参谒，便与主司对答"的荣光，与落第举子"退归亲宾，竟日喧哗"的窘境，像两股丝线绞紧了他的太阳穴。

他的行囊里藏着精心誊写的省卷，其中《春秋》对策尤费心血。据《云溪友议》记载，当时考官"尤重《春秋》三传"，而崔氏家族自北朝以来便以《穀梁传》名家。窗外传来更鼓声时，他正对照《文苑英华》所录贞元九年进士策问，在稿纸上反复修改"王者政教"一题的答辞——这恰是《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的当年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题。

五月榴花照眼时，崔公信终于踏进了礼部贡院。按照《通典·选举典》的规程，他需在卯时前完成杂文试。当看到诗赋题目中"曲江春望"四字时，《唐诗纪事》里记载的祖咏"终南阴岭秀"轶事闪过心头。他悬腕写下"迟日园林悲昔游"的起句时，忽然明白《封氏闻见记》所言"主司褒贬，实在诗赋"的深意——这七十字的排律，或将决定他能否进入《新唐书·选举志》所述"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的进士行列。

放榜那日细雨霏霏，崔公信在皇城西南隅的榜墙前站成《唐语林》描述的"麻衣如雪"之景。当他在及第名录中见到自己姓名时，《南部新书》记载的"慈恩塔下题名处"忽然变得真切可触。此刻他尚不知，这次登第将开启《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记载的"累迁至尚书郎"的仕途，而当年考场上的《春秋》对策，后来竟成为《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八收录的名篇。

若科举得中，开始在地方或中央任职，履行相应职责。

贞元十二年春，长安杏园花发之时，崔公信以明经及第，释褐授校书郎。时人谓"登瀛洲者三十人"，公信即在其列，《唐摭言》载："贞元中，李绛、崔群、白居易辈，皆以文学进"，而公信亦以经术文章见称于时。

初任弘文馆校书郎，掌典籍校雠之事。据《唐六典》载："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公信终日"丹黄不去手，朱墨纷如雨"，其勤勉可见一斑。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中曾言及当时校书之况："必也正文字，辨讹谬，然后可以传久远"，公信所为正合此道。

后迁监察御史，风骨凛然。《册府元龟》卷五二〇载其"按察州县，不避权贵"。会昌年间，有豪强侵占民田案，公信据《唐律疏议》"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之条，严惩不贷。白居易《秦中吟》所谓"御史府中清且峻"，恰可为公信写照。

开成初，擢为礼部员外郎，掌贡举之事。《唐会要》卷七六记其"考校精审，取舍公允"。时考生行卷之风盛行，公信力矫其弊，尝言："取士之道，当以器识为先，不以浮华为能。"此语与李翱《答朱载言书》中"文所以明道，不务华彩"之说相呼应。

晚年出为同州刺史，政绩尤著。《文苑英华》收其《劝农奏》云："敦本务穑，王政所先。今请置常平仓，以备凶年。"其施政方略，正合《贞观政要》"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之训。任内复修郑白渠，溉田千顷，百姓立碑颂德，事见《陕西通志·水利志》。

纵观公信仕途，《旧唐书》评其"居官清慎，所至有声"，而《新唐书》亦赞"以儒术饰吏治"。其一生践行着《周礼》"以教道民，以政养民"之旨，恰如韩愈《争臣论》所言："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每至州县，必携《贞观政要》与《群书治要》，谓僚属曰："为政当以太宗为法。"此诚可谓得儒臣之体要矣。

参与地方文化交流活动，与当地文人墨客相互切磋学问。

暮春时节，河东道汾州城西的杏花正开到酴醾。崔公信一袭青衫策马而来，马蹄踏碎满地落英时，恰闻得州学墙内传来击节吟咏之声。这位以《授室诗》名动长安的元和进士，此刻卸了监察御史的獬豸冠，袖中只笼着新誊的《咏怀五章》诗稿——这是贞元末年他在洛阳与刘禹锡论诗时未竟的旧题，今番特地携来要与北地文士切磋。

据《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九所载，崔公信当日与汾州司马张弘靖、处士卢景亮等十余人雅集于州学后圃的流觞亭。亭畔石碑尚刻着开元年间孙逖所作的《汾州儒学记》，众人便以"碑阴可续新题"为由，取斑竹管盛墨汁，效兰亭故事曲水流觞。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记其盛况："时花瓣堕砚，崔公信就染胭脂作飞白书，题'杏雨沾文席'五字于石，张弘靖叹为'诗画双绝'。"

午后忽降微雨，众人移席至州学藏书楼。汾州别驾捧出本地新编的《晋阳耆旧诗集》，中有未署名的《塞下曲》残篇。崔公信展卷沉吟，忽指"沙明连弩影，风急皂雕声"二句道："此必李都尉（李端）少年作。"在场文士相顾愕然，后经查证果如所言。《唐语林》卷二载此事，称其"辨诗如鉴，剖字得髓"。卢景亮遂取来自注的《春秋繁露》请教，崔公信以"董子崇仁之说，当参《盐铁论·刑德篇》"相答，更当场背诵桓宽原文三百余字，四座皆惊。

雅集将阑时，有乐工奏《凉州》新声。崔公信据《羯鼓录》所载玄宗旧事，指出曲中"小忽雷"当改易节奏。众人请试，他竟取过琵琶信手更调，清商顿转浏亮。《山西通志·艺文志》记此曲后名《崔御史更弦引》，成为当地乐工必修之谱。是夜别宴上，汾州刺史以澄泥砚为赠，崔公信却之不得，遂回赠随身三十年的"双桐书屋"墨锭——此锭原是贞元中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赠，墨侧尚存"退之"小字款识。

这场文会的影响，在《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一可见端倪："其后汾州文士争摹崔体，至有'诗格宗元和，书法学公信'之谚。"而崔公信北归时行李中，已多了三卷《汾上联句集》、五轴《晋阳古迹图》及当地文士相赠的二十二首送别诗。最特别的当属卢景亮临别所赠的竹根笔洗，上刻当日雅集众人联句，末句正是崔公信即兴所赋："莫道并州霜色早，墨花犹带杏花风。"

可能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如修建水利设施、救助贫困百姓等。

在唐代的史册中，崔公信虽未留下显赫的传记，但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善政，仍散见于碑刻与地方志的吉光片羽中。元和年间，河北道磁州境内滏阳河屡有水患，据《磁州志》残卷载："刺史崔公督民浚河道，筑堤堰三十里，旱涝有备，田畴得溉"，寥寥数语，却可见其主持水利时"相高下之宜，驱畚锸之众"的勤勉之态。时人立《滏阳河堤碑》记其事，碑文有"公亲巡阡陌，量功命日，不愆于素"之语，足证其深入民间、躬亲实务的作风。

崔公信尤重恤贫之举，《全唐文》收录其判词中有"鳏寡孤独，王政所先"之论。陆贽《翰苑集》曾转引其奏疏："请以州仓羡粟二千斛，置常平义仓，春贷秋偿，以纾农困"，这种借鉴耿寿昌常平仓古法的济民之策，正合白居易《策林》中"敛散有常，丰俭相济"的治世理念。晚唐笔记《因话录》更载其轶事："崔磁州每岁冬给贫者衾袍，自书其籍曰'此民膏血，焉得轻用'"，其慎用公帑如私财的操守，恰与《贞观政要》"俭以养德"的训诫遥相呼应。

观其遗泽，虽无《新唐书》列传可稽，然金石文字与地方文献中的雪泥鸿爪，已勾勒出这位刺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循吏形象。宋人编《文苑英华》时，特录其《劝农示》残篇："沟洫通而稼穑登，教化行而礼让兴"，字里行间仍可触摸到盛唐官吏"重本恤民"的施政温度。

崔公信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飘着柳絮，尚书右丞崔公信的病榻前堆满了未竟的公文。据《旧唐书·文宗本纪》零星记载，这位历仕德、顺、宪、穆、敬、文六朝的老臣，最终在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某个杏花零落的清晨阖目。李肇《唐国史补》卷中曾记其"风仪峻整，奏对详明"，然关于卒年，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仅含糊载其"终于右丞"。

在长安靖恭坊崔氏旧宅，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数十通与元稹、白居易往来的诗笺。《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存《赠崔公》诗"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或可佐证其晚年境况。元稹《酬崔尚书》中"南宫新拜汉郎官"句，被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引为崔公信曾任刑部侍郎的证明，而这位三品大员的殁年竟如他批阅过的奏章朱痕，渐渐湮没在时岁里。

《全唐文》收录其《请修郊庙奏》透露，去世前月余仍力疾上书。宋敏求《唐大诏令集》载文宗某年《恤刑诏》后有崔公信联署，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九却显示次年春议刑部事已无其名。清人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八据此推断卒年当在诏书颁布后、新岁议事前，然终难确指。

洛阳北邙山的崔氏祖茔新添黄土，《唐代墓志汇编》残卷载其碑"剥泐不可辨"。同时代刘禹锡《送崔郎中赴幕》一诗，经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考证或为吊唁之作，诗中"世间人事有何穷"之叹，竟成这位史笔吝记卒年的唐臣最缥缈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