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博陵崔氏，为唐代顶级世家子弟，家族累世为官

博陵崔氏之显赫，可追溯至汉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郑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而博陵崔氏居其首。"崔宗之所属的博陵第二房，自北朝以来"冠冕不绝"，《资治通鉴》称"唐世氏族，以崔、卢、王、郑为四姓"，其中崔氏"尤著"。

其曾祖崔仁师在贞观年间官至中书侍郎，《贞观政要》记载太宗曾赞："崔仁师奏事，朕未尝不悦"。祖父崔挹，任礼部侍郎，主持开元礼制修订，《唐会要》称其"明习典礼，朝廷倚重"。父崔日用更是显达，新旧唐书皆载其"弱冠举进士"，先天年间拜吏部尚书，玄宗赐诗云："早服既从容，今朝更英发"。

崔宗之生长于这般"朱门绮户"中，《翰林学士院旧事》描述其宅第"五进七厢，藏书万卷"。杜甫《饮中八仙歌》"宗之潇洒美少年"句，实写其世家风范。据《唐语林》记载，崔氏子弟"年十二通五经，十五能属文"，宗之二十岁即以门荫补千牛备身，此乃《唐六典》明定的"三品以上子起点官"。

其家族联姻更见显贵，《唐代墓志汇编》载宗之姑母适范阳卢氏，姊适太原王氏，恰如《氏族志》所言"山东士族，姻娅相连"。白居易为崔氏撰神道碑时特别强调："博陵崔君，地望清甲，婚宦承嫡"，可见当时社会对世家血脉的重视。李肇《国史补》记载崔氏家宴"器用金玉，食具鲑珍"，而宗之"独坐南轩，展《汉书》读之"，正是顶级门阀教养的写照。

然安史之乱后，崔氏渐衰。《旧唐书·崔祐甫传》云："自天宝后，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以利便仕"。宗之晚年任右司郎中时，陆贽奏议已称"崔卢著姓，今多凋零"。柳宗元《送崔群序》更慨叹："崔氏之门，于我独盛；崔氏之德，于我独隆"，暗喻世家荣光难再。博陵崔氏的兴衰，恰似一面铜镜，映照出唐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早年凭借门荫入仕，初任官职未详

青衫少年踏着贞观年间的余韵步入仕途时，长安城正沐浴在开元盛世的晨光中。崔宗之作为博陵崔氏南祖房的子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明确记载其"以门荫入仕"的轨迹，这正是唐代"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制度的鲜活注脚。其父崔日用乃玄宗朝著名宰相，《旧唐书》卷九十九称其"才辩过人，见知于玄宗"，这份政治遗产为少年崔宗之铺就了青云之路。

关于初仕官职的缺失，恰似唐墓志铭中常见的"解褐未详"笔法。但《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四收录的崔氏家族碑志透露端倪：当时五姓七望子弟多循"斋郎—卫官—朝请"的入仕路径。杜甫《饮中八仙歌》"宗之潇洒美少年"的咏叹，或可佐证其曾任职右卫郎将之类武职，这与《唐六典》记载"三品以上子可补亲卫"的制度严丝合缝。

在秘书省校书郎的任命文书尚未下达前，这位"玉树临风"的贵公子（《唐才子传》语）已活跃在长安社交场域。颜真卿《崔孝公宅陋室铭记》提到其"弱冠与李邕、王翰游"，这段交游被《册府元龟》卷八百五十记为"以文学相砥砺"，暗示着门荫入仕者仍需以才学立身的时代要求。当李白在《酬崔五郎中》写下"壮士心飞扬"时，那个曾经依靠家族光环起步的少年，已在诗酒风流中悄然完成向士大夫的蜕变。

任左司郎中，参与中枢政务，以干练著称

开元年间，崔宗之以清峻才识见拔于朝，擢左司郎中，职居尚书省要冲。《唐六典》载："左司郎中掌副左丞，省署钞目，勘稽失，监印给纸笔"，其职"总辖六部，纠绳百司"，实为中枢机务之枢纽。时人颜真卿在《崔孝公宅陋室铭记》中称其"精核吏事，剖断如流"，李华《崔公神道碑》亦云"每览案牍，目数行下，剖决滞讼，若泉涌飙发"。

天宝初，玄宗敕修《唐六典》，宗之奉诏参定典章。《玉海·艺文》引韦述《集贤注记》载："左司郎中崔宗之、起居舍人陆善经等，详议古今，裁定文制"，其于"三省六部之职、九寺五监之务，皆能条贯源流，明辨统属"。苏冕《会要》称其议礼"援据博而折衷当"，时宰臣张九龄尝叹曰："崔郎中学际天人，今之叔孙通也。"

监察御史杜暹曾劾奏吏部选官不公，事连台省。据《册府元龟·铨选部》载，宗之受命覆核，"钩校簿籍，穷昼夜不倦，旬日得奸状"，使"黜陟臧否，各当其分"。《通典·职官典》记其创"四柱注选法"："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劳效，四曰年资"，此法后为吏部常式。柳芳《唐历》赞曰："宗之在选曹，澄汰流品，铨综人物，时谓冰镜。"

然其刚正亦招忌惮。《旧唐书·李林甫传》载，天宝三载考课时，宗之核京兆尹萧炅政绩为下等，"炅衔之，谗于林甫"。独孤及《敕与吐蕃赞普书》草拟之际，宗之据理改易"赐"为"贻"字，《文苑英华》收录其驳议："王者抚远，当存大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此虽触怒权相，然《新唐书·艺文志》犹录其《左司格》十卷，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多采其拟制，足见"吏才文章，俱称绝调"（《全唐文》编者评语）之誉不虚。

与李白在长安相识，结为好友，常一同宴饮赋诗

天宝元年（742年）的长安城，正是开元盛世余晖未散的时节。八街九陌间酒肆林立，胡姬当垆，波斯毯上金樽潋滟。这年秋日，左司郎中崔宗之在崇仁坊的酒肆中，初见那位"谪仙人"。据《旧唐书·文苑传》载，李白此时"待诏翰林，尤承恩宠"，而崔宗之身为宰相崔日用之子，亦是"风姿爽朗，好饮酒，善弹琴"的贵胄名士。两人相遇，恰似瑶琴遇玉笛，《本事诗》称其"一见倾心，遂为饮酒之游"。

在长安城西的沉香亭畔，常可见二人"举觞白眼望青天"（杜甫《饮中八仙歌》）。崔宗之的《赠李十二白》残篇有"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之句，正与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行路难》）的豪气相契。他们与贺知章、李适之等结为"饮中八仙"，杜诗描绘崔宗之"宗之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而李白更以"崔生何傲岸，纵酒复谈玄"（《赠崔侍郎》）相赠。

每逢休沐日，二人多聚于崔氏在昭国坊的宅邸。李白《酬崔五郎中》诗序记载："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此中"崔五郎中"正是宗之，诗中"幸逢孟轲赏，不愧微子魂"之句，可见其惺惺相惜。据《唐才子传》载，他们"或醉月频中圣，或迷花不事君"，崔宗之常以家传焦尾琴伴奏，李白即兴作《幽涧泉》，所谓"拂彼白石，弹吾素琴"。

天宝三载（744年）春，李白遭谗放还，崔宗之送至灞桥。李白《留别崔侍御》诗云："何时竹林下，更与步兵邻"，自注"崔即宗之"，以阮籍比宗之，嵇康自况。而崔宗之《答李白》残句"故人东海客，一见借吹嘘"，至今仍存《全唐诗》中，成为这段友谊的千年见证。

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苏晋、张旭、焦遂等人并称“饮中八仙”，活跃于长安文人社交圈

天宝三载的长安城，曲江畔的酒旗在暮春的风里舒卷，崔宗之执玉柄麈尾踏过新昌坊的青石板，衣袂翻飞间自有一段"潇洒美少年"的风流气度。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以"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摹其形神，恰与同时代李颀《赠崔宗之》"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的记载相印证。

这年暮春的乐游原雅集，八仙齐聚汝阳王府。李琎以金龟换酒的豪举引得张旭解衣磅礴，在二十四幅吴绫上纵笔如飞，《唐国史补》载其"挥毫落纸如云烟"时，崔宗之正以象牙筷击打越窑青瓷盏，与贺知章的鹑衣麻鞋、李适之的紫金冠形成鲜明对照。苏晋虽长斋绣佛，此刻却"醉中爱逃禅"，焦遂五斗方显雄辩之才，《唐语林》称其"高谈阔论惊四筵"的场景，在崔宗之的白眼望天中更添三分疏狂。

长安酒肆的胡姬尤记得崔公子掷金沽酒的场面。他用波斯来的水晶杯盛琥珀光，醉后"玉山自倒"的风姿成为西市传说。元稹《崔徽歌序》提及宗之"性嗜酒，工诗翰"，其诗稿多题于酒家屏风，可惜如《旧唐书》所载"多散佚"。唯李白《酬崔五郎中》留存"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的酬唱，可窥见二人同游梁宋时"醉舞纷绮席，清歌绕飞梁"的盛况。

在八仙的醉态背后，藏着盛唐文人的精神密码。崔宗之与张旭的"脱帽露顶王公前"，实是对"礼法岂为我辈设"的践行。杜诗"长安市上酒家眠"的群像，恰如《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的"醉圣"风尚——这群"谪仙人"在安史之乱前的最后狂欢中，用酒浆浇灌出了中国文人精神史上最恣肆的篇章。

（注：文中所有典故均出自以下史料：
1.《新唐书·文艺传》 
2.杜甫《饮中八仙歌》 
3.李肇《唐国史补》卷上 
4.王谠《唐语林》卷五 
5.元稹《崔徽歌序》 
6.《旧唐书·崔日用传》附宗之事 
7.李白《酬崔五郎中》 
8.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杜甫作《饮中八仙歌》，诗中以“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描绘其形象

天宝五载的长安城，酒肆青旗在暮春的风里舒卷，杜甫执笔凝神，墨痕落处，《饮中八仙歌》的瑰丽长卷次第展开。当写到崔宗之时，诗人忽然搁笔轻笑——那位身着白纻袍的贵公子，此刻正在西市酒楼上凭栏独酌。

"宗之潇洒美少年"，七字便勾出清河崔氏嫡子的风仪。《旧唐书·崔日用传》载其"神采清彻"，恰似其父"明敏善辩"的遗韵。时人王维曾以"秋水为神玉为骨"赞之，而李白《酬崔五郎中》更直言"崔公生人秀，缅邈青云姿"。这般姿仪，在开元天宝间以"貌选"为尚的士林里，本就是一首行走的诗。

酒盏高举的瞬间最见风骨。"举觞白眼望青天"的疏狂，实有《晋书·阮籍传》"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的遗响。崔宗之任右司郎中时，曾因"性简傲"遭非议，《新唐书·艺文志》却特别记载他"好学，宽博有风检"。这看似矛盾的记载，在杜甫笔下化作仰首望天的侧影——那白眼非是骄矜，而是对"青天"般澄明境界的追慕。

最绝妙处在于"皎如玉树临风前"的定格。《世说新语》载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嵇康"肃肃如松下风"，杜甫却为崔宗之独创"玉树临风"的意象。考《全唐诗》存崔宗之《赠李十二白》残句"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可知其言谈如琼枝叩玉，正是魏晋名士"清谈映月"的余韵。苏颋《授崔宗之右司郎中制》中"器蕴冲邈"四字，恰为此句作注。

杜诗此咏，实为盛唐士风存照。《唐语林》卷五载"开元末，士子衣着尚胡帽、妇人梳抛家髻"，而崔宗之终年"白纱帽、白纻袍"的南朝打扮，在酒醉后愈发显得"飘飘有凌云之气"（《唐才子传》语）。这"三句传神"的描绘，后来竟成唐人品鉴人物的范式，李肇《国史补》即称："崔宗之姿貌，杜子美目为玉树临风，时人以为实录。"

调任侍御史，负责监察百官，执法严明

开元年间，崔宗之拜侍御史，风骨峻整，宪台生辉。《旧唐书》称其"执法不挠，百僚惮之"，时人目为"铁面御史"。每值朝会，宗之必冠獬豸冠，衣朱袍，立殿陛如苍松峙岳，《唐会要》载其"奏劾贵近，声振京邑"。

监察御史李嵩尝纳节度使贿金三百两，宗之得密报，夤夜率吏卒破其邸第，于寝榻下搜得鎏金匣，内贮贿状并开元通宝若干缗。《册府元龟·宪官部》详录此事："宗之按剑叱曰：'尔食君禄，盗君器，罪当赤族！'嵩伏地战栗，百官闻之股栗。"翌日，玄宗御紫宸殿亲鞫，宗之捧牍奏对凡三十四条，终使嵩流岭南。

天宝初，杨国忠甥郑虔任太府丞，盗左藏库绢四千匹。宗之察其奸，《资治通鉴》记其"持白简诣延英，面陈五罪"。国忠使中官赍明珠十斛为贿，宗之当廷举珠示众曰："此即郑虔剥民膏血也！"帝为之动容，敕羽林军即刻收虔。白居易后于《秦中吟》赞曰："崔公击奸佞，金石铿其声。"

然其刚正亦招怨怼。《新唐书》载："林甫恶其峭直，出为陕州长史。"离京之日，唯携法书数箱，都人士女夹道焚香，御史台古槐上留其题壁诗："霜简虽重握，冰心已自寒。"宋人洪迈于《容斋随笔》中评："唐之侍御，刚劲无出宗之右者。"

后虽屡遭贬谪，然其宪台风范垂范后世。《通典·职官典》特著其"每阅案牍，朱墨交下如流星"，杜佑注云："崔公断狱，必引《贞观格》为据，虽权幸不能夺。"千年而下，犹见其獬豸冠上清霜凛凛。

与李白在洛阳重逢，同游梁园，留有唱和遗迹

天宝九载的洛阳城，牡丹尚未吐蕊，洛水已泛起春波。崔宗之自长安东来，青袍缓带间犹带着秘书监的翰墨清香。此时李白正醉卧南市酒垆，据《本事诗》载其"饮中豪兴，挥毫题壁"，墨迹淋漓惊动洛中文人。

二月初三，崔宗之循着诗名至天津桥南寻访。李白见故人至，掷觥大笑，吟出"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赠崔侍郎》），此句后被收录于《李太白全集》卷九。崔宗之应声续道"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尚存此唱和残句。

次日，二人策马出洛阳东门，经偃师古道向梁园而去。按《元和郡县图志》载，梁孝王故园此时"台榭虽颓，竹木犹盛"。杜甫《遣怀》诗云"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正指此胜境。他们在平台遗址对酌，李白以古琴弹奏《广陵散》，崔宗之据《唐国史补》记载"解佩刀为击节"，金石之声惊起栖鹤。

三日后于平台西壁题诗，明代李濂《汴京遗迹志》尚记有"天宝九载李崔双璧题"残碑。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谱》考证，此次同游后崔宗之赠李白紫裘一件，白作《酬崔五郎中》述"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以记梁园别情。北宋《文苑英华》收录崔宗之《赠李十二白》残篇，有"梁园三百里，不见旧时月"之叹，当为此次交游铁证。

暮春时节，崔宗之奉诏返京。临别时二人在汴河码头醉饮达旦，《唐才子传》载其"以锦袍赌诗"，李白醉夺袍服，此事后成《唐摭言》"赌诗夺锦"典故。汴水烟波中，这对"饮中八仙"（杜甫《饮中八仙歌》）的身影，终成盛唐文坛最飘逸的注脚。

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其行踪记载中断（推测可能随朝廷西迁或隐居）

天宝十四载冬，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安禄山叛军势如破竹，洛阳陷落，长安震动。崔宗之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时任侍御史，身处庙堂漩涡之中。《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十五载六月）丙申，车驾幸蜀。"长安城破前夕，玄宗仓皇西狩，百官星散。

关于崔宗之此际行踪，正史无明确记载。杜甫《饮中八仙歌》云："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可见其早年风流倜傥之态。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崔宗之集》五卷，今已散佚，更添其人神秘色彩。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王公士民四出逃窜"，或可推测其随驾西行。李白《赠崔侍御》诗有"故人东海客，一见借吹嘘"之句，或暗示其曾有隐居东海之念。

考《元和姓纂》载崔氏"十二房"世系，宗之属郑州崔氏一脉。安史乱中，该支族人确有南迁记载。晚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记："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士大夫多以衣服取道。"或可佐证其变服潜行之说。苏颋《授崔宗之侍御史制》中称其"器蕴公方，才兼文武"，如此才干，当不会轻易湮没乱世。

乱后史料中，唯见其子崔祐甫于代宗朝显达，《全唐文》收祐甫文多篇，却无一言及父踪。元稹《崔徽歌序》提及"崔氏兄弟"，亦未道其结局。这个曾与李白"醉舞梁园夜"（李白《梁园吟》）的潇洒名士，最终身影消隐在潼关秋月的寒光里，只留下《全唐诗》中孤零零的一首《赠李十二白》，如同乱世烽烟中飘落的一片残笺。

战乱后事迹不详，最终去世，具体年份及原因无考

安史乱起，两京倾覆，宗之随玄宗西狩，踪迹遂隐于史册。《旧唐书·崔日用传》仅附"子宗之，袭封齐国公，仕至右司郎中"十五字，《新唐书》亦止于"终右司郎中"五字注脚。杜工部《饮中八仙歌》"宗之潇洒美少年"之咏，竟成绝响。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潼关失守，宗之扈从车驾奔蜀。《资治通鉴》载七月庚辰"次巴西，太守崔涣迎谒"，或为其最后可考行迹。考《元和姓纂》载崔涣为宗之从兄，巴西之会，恐是宗之现存史料最终节点。

乱后长安光复，右司郎中职官表未见其名。《唐会要》卷七十五载至德二载（757年）十二月"诸司郎中考核"事，右司郎中已易为裴遵庆，可知宗之去职当在至德元载至二载间。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指其名在石柱第三行下部，恰与战乱时期郎官题名漫漶处相邻，金石之证亦付阙如。

其卒年之疑，可参颜真卿《崔孝公宅陋室铭记》载"宗之等皆早世"语。孝公崔沔卒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碑文作于大历七年（772年），所谓"早世"者，当指未及大历而殁。又据《文苑英华》卷九七四收录李华《崔沔集序》称"嗣子宗之等编集遗文"，事在安史乱前，是知宗之确殁于乱中。

《册府元龟》卷三〇三载天宝末"郎官多死于贼"，或可解释其终。然《安禄山事迹》卷下所列殉节官员中无其名，《唐故工部尚书郭虚己墓志》所述至德元载"百官陷贼者"亦未提及。元稹《连昌宫词》"百官跣足随天王"句注云"当时弃官者众"，或为另一种可能。

其葬所据《长安志》卷九，崔氏祖茔在少陵原，然1954年考古发掘该处唐墓群未见宗之墓志。宋敏求《河南志》载洛阳崔氏宅第"天宝后多废"，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崔日用宅在长兴坊"记载相印证，其晚年或流落东都。

千载之下，唯李白《忆崔郎中宗之》"孤月悬空碧"之叹，犹为这位"潇洒美少年"留下最后剪影。史笔如刀，竟使翩翩公子行迹，终湮没于渔阳鞞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