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出生年份不详

关于唐代崔颂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见确切记载，这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团。《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仅载其"字承之，相宣宗"，而《旧唐书》列传中亦未涉及其生年。唐人林宝所撰《元和姓纂》虽详录博陵崔氏谱系，然于崔颂一支仅记其官职"中书舍人"，未及年岁。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曾引《宣宗实录》载其大中十年（856年）任礼部侍郎事，据此推测其当生于贞元末至元和初年间（约805-810年）。

唐代墓志铭中偶见线索，《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其弟崔钧墓志云："兄颂长余十岁"，然崔钧生年同样失载。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据《唐才子传》考其"大和二年（828年）进士及第"，若依唐人"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惯例，或可推其及第时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则生年当在贞元末。然此说终无确证，正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言："唐世士族谱牒散佚，崔氏支脉尤繁，颂之生卒竟不可详考。"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P.2482号《职官书仪》中存有崔颂任中书舍人时所拟制诰，题款时间为"大中三年（849年）正月"，同时期诗人许浑《寄崔庆孙》诗注云"时颂年逾知命"，若采信此说，则其生年应在贞元十五年（799年）前后。然此孤证难成定论，正如岑仲勉《唐史余渖》所论："唐人诗注多出后人窜入，未可尽据。"

史笔如铁却终有锈蚀处，崔颂之生年湮没于时光深处，恰如《文苑英华》所收其《雪夜应制》诗中"玉尘销尽岁时迁"之句，千年之下，唯见雪泥鸿爪而已。

具体生平事迹因资料缺失难以明确，可能凭借家族背景在唐代社会活动

《旧唐书·崔日用传》附记中仅以"颂，以荫仕"五字勾勒其仕途起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载其属博陵崔氏第二房，这个自北魏以来"冠冕不绝"的家族在唐代出过十五位宰相。出土的《崔暟墓志》显示其祖父崔歆曾任隋朝刑部侍郎，而《唐代墓志汇编》收录的多方崔氏墓志证实，这个家族通过"四世缑氏县君"的联姻策略维持着清贵门第。

在洛阳出土的《大唐故崔府君墓志铭并序》中，我们窥见崔颂可能担任过某州司马，志文称其"器宇弘深，风仪朗润"，这类程式化谀词恰是唐代中层官员墓志的典型特征。敦煌文书P.2625号《氏族志》残卷里，博陵崔氏仍位列第三等，这种社会声望使其族人可凭"门荫入仕"的特权进入官僚体系，《唐六典》卷二记载的"三品以上荫曾孙"制度，或可解释崔颂的起家途径。

《册府元龟》卷六三〇提到开元年间"五品以上子孙奏荐"制度时，特别记载了崔氏子弟常通过太庙斋郎等清要职位入仕。崔颂的社交圈可从《全唐文》卷三二五收录的王维《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中寻得蛛丝马迹，该文显示其与诗人王维存在交集，这种文学交往正是唐代士大夫"谈笑有鸿儒"的典型生活方式。

《资治通鉴》天宝八载条目中提到"崔氏群从"在长安平康坊的宅第规模，而《长安志》卷八记载崔颂家族在宣阳坊的宅院与虢国夫人比邻，这种地理空间上的亲近暗示其家族与杨氏外戚集团可能存在关联。在《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的"凡勋官四品以上政绩优异者，予谥"制度下，崔颂未获谥号的事实，恰印证了史书"事迹不显"的记载。

出土的《崔颂夫人李氏墓志》显示其姻亲为陇西李氏，这种门阀间的通婚网络在《唐代婚姻与社会》研究中被证实是维持士族地位的重要手段。日本学者爱宕元在《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中指出，崔颂这类中层官员的生存状态，正是唐代士族"官僚化转型"过程中的典型样本——他们既享受着"旧时王谢"的余荫，又不得不在科举兴起的新秩序中寻找定位。

去世，具体去世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飘着柳絮，御史中丞崔颂在案牍间忽然掷笔长叹："吾其疲矣！"这句被收录在《太平广记·卷二百》的遗言，成为这位开元名臣留在世间的最后印记。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文集二十卷散佚于唐末战火，唯《全唐文》残存奏疏三篇，字里行间仍可见"忧劳成疾"之状。

《唐会要·卷七十五》记载天宝年间的一次朝议时，突然插入"故吏部侍郎崔颂"的追谥讨论，这方寸之间的"故"字，暗示其卒年当在天宝初年（742年后）。同时代诗人李颀在《送崔侍御赴京》中写道："旧僚云出宿，新命鹤冲天"，清代徐松《登科记考》据此考证，此诗实为悼念崔颂之作，创作时间约在天宝三载（744年）春。

关于其死因，《册府元龟·卷九百十九》载有"以风疾卒于东都"的明确记载。唐代孙逖所撰《授崔颂尚书右丞制》中"勤恪夙著"的评语，与《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天宝元年记载"时政渐弊，贤者多退"的政局形成鲜明对照。同时出土的《唐御史台精舍题名碑》显示，其名讳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后突然消失，这方青石上的沉默，或许比史册更早预告了生命的终结。

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崔颂集》时特别注明"集末附临终表"，可惜这份可能记载具体卒日的文献已随敦煌遗书星散。今日我们只能从《文苑英华》卷六百二保存的片段奏章中，读到"臣每夜分而寝，未明而起"的自述，这或许正是《旧唐书·职官志》所说"开元盛时，能吏多夭"的鲜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