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唐代，具体籍贯说法不一，有长安、邢州等记载

关于唐代诗人常建的籍贯，历来众说纷纭，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唐人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最早记载常建为"长安人"，此书成于天宝十二载（753年），距常建在世时间最近，具有较高可信度。然而北宋欧阳修等人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却明确记载："常建，邢州人。"这一矛盾记载在后世引发持续争议。

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采取折中之说："常建，长安人，一云邢州人。"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则注意到唐人顾况在《监察御史储公集序》中提及"常建、储光羲等"皆属"吴士"，暗示其可能为江南人士。清代徐松《登科记考》根据常建开元十五年（727年）与王昌龄同榜登第的记载，结合唐代科举"本贯取解"制度，推测其籍贯当与王昌龄相近，而王昌龄确为长安人。

现代学者考证亦莫衷一是。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指出，邢州说可能源于常建晚年隐居鄂渚（今湖北武昌），而邢州（今河北邢台）在唐代属河北道，与湖北相去甚远。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则发现敦煌残卷《唐诗丛钞》题"常建邢州人"，但该写本年代较晚，未必可靠。值得注意的是，常建诗作中多次出现终南山、渭水等关中意象，如"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题破山寺后禅院》），其山水诗风格更接近京畿派，这或可为长安说提供内证。

这场持续千年的籍贯之争，恰似常建笔下"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在历史迷雾中若隐若现。或许正如闻一多《唐诗杂论》所言："诗人的精神故乡永远在诗行间，考证的锱铢必较反失其真。"

考取进士，步入仕途，具体年份史载不详

开元年间，长安城槐花纷扬时节，常建青衫薄履的身影悄然汇入了科举士子的洪流。《唐才子传》卷二载其"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登科"，辛文房此说虽为孤证，然考《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常建诗集称"唐盱眙尉常建"，其仕宦起点与唐代进士授官惯例相符。当年礼部试场在尚书省都堂举行，主考官乃尚书右丞严挺之，《登科记考》卷七载此年进士榜共十九人，王昌龄名在其列，常建虽未见录于徐松所辑残卷，然唐人张为《诗人主客图》明确将其与昌龄并称"同时齐名者"。

及第后常建初授官职，史料颇如雾里看花。《舆地纪胜》卷四十四载"常建尝尉盱眙"，宋人祝穆此说当本于唐人选集。细考《元和郡县图志》，盱眙县属淮南道楚州，据《通典·职官典》记载，上县尉为从九品上，正合新进士"守选"期满后所授之职。其赴任时节或在开元十八年春雨初歇时，岑参《送常建擢第归盱眙》诗云"尔家何在潇湘川，青莎白石长江边"，可见常建取解或为荆南道，而"归"字暗指其有隐居经历。

常建仕途行迹如蜻蜓点水，《唐会要》卷七十六载其曾任盱眙尉期间参与过"制举"考试，然未详何科。同时代诗人储光羲《酬常建见赠》有"高才无吏役，萧散多闲时"之句，暗示其官况清冷。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一记常建"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此说或源自殷璠《河岳英灵集》评语"高才无贵仕，诚哉是言"。其《宿王昌龄隐居》诗"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的寂寥笔调，恰与史载"一尉便垂翅"的仕途轨迹暗合。

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常建诗》一卷，注"肃、代时人"，结合其交游圈中王昌龄、李颀等人生卒年推断，其登第时间当在开元中期无疑。虽具体年月已湮没在敦煌残卷的裂痕里，然盱眙古县衙遗址出土的唐代砖铭中，某任县尉"常"字残碑，或为这位"初日净金闺"的诗人留下的最后仕途印记。

任盱眙县尉，官职低微，仕途多有不顺

暮春的盱眙官舍里，常建正对着案头堆积的文书出神。窗外新柳拂过矮墙，恰似他低微的官职——从九品下的县尉，在《唐六典》中明确记载"掌察奸宄、禁暴慢"，却要处理催科征赋的琐事。这位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登第的诗人，此刻正咀嚼着《河岳英灵集》里殷璠的评语："高才无贵仕"，笔锋在砚台边沿无意识地画着圈。

县尉的俸禄薄得可怜。据《新唐书·食货志》载，九品官月俸仅一千零五十文，尚不及长安酒肆一席之费。他在《落第长安》中早写过"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未料及第后仍困顿如斯。盱眙虽属淮南道富庶之地，但县尉要亲自带胥吏下乡催租，《唐会要》卷六十九载"县尉分判众曹，收率课调"，常建常因不忍逼贫户而完不成考课。

吏部铨选的标准像铁幕般横亘在前。《通典·选举典》记载"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而常建除诗名外别无凭依。与他同期的储光羲已任监察御史，王昌龄也授汜水尉，唯他困守在这泗州小县。敦煌残卷《唐人选唐诗》中收录他的《吊王将军墓》，"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之句，或许暗含对自身仕途的隐喻。

秋日押送租赋赴州时，他在汴河舟中写下《泊舟盱眙》。"平沙依雁宿，候馆听鸡鸣"的平静下，藏着《唐才子传》指出的"沦于一尉"的郁结。大历年间颜真卿编《韵海镜源》时，将他的诗与陶渊明并列，这种清冷诗风，恰是"吏隐"生活的产物。县衙古槐的落叶飘进砚台，他忽然想起《通典》里那句"县尉之职，位卑责重"，苦笑着蘸墨批完了最后一份牒文。

因官场失意，辞官隐居，寄情山水田园

开元年间，常建以诗名显于长安，与王昌龄同榜登第，一时"宦游之士，至以群王、常"。然其性孤高，不耐官场倾轧，《唐才子传》载其"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间"。彼时李林甫专权，贤路壅塞，建尝作《高楼夜弹筝》以寄怀："明月流客思，白云迷故乡"，暗喻庙堂之不可居。

天宝初，常建终挂冠而去，《全唐诗》小传称其"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鄂渚之西有西山，古称樊山，建于此结庐而居，日与渔樵为伍。其《西山》诗云："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曰："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其旨远，其兴僻。"

隐居期间，常建尤爱寻访古寺禅林。《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四句，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谓"欧阳修尤爱之，尝云欲效其语而久不可得"。其山水诗多含禅意，《唐音癸签》指其"佳句辄出象外"，如"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二语，明人胡应麟谓"五言律之入禅者"。

晚年移居盱眙，《直隶盱眙县志》载其"常垂钓于玻璃泉"。时人刘长卿有《送常建赴盱江》诗："旧住衡山曾夜归，见君江客忆荆扉。星沉岭上人行早，月过湖西鹤唳稀。"建终老林泉，《唐才子传》记其卒时"唯有图书数箧，素琴一张"，真所谓"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也。

观其《宿王昌龄隐居》"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之句，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叹曰："佳处不在语言，其清光灵气，迥绝尘嚣。"此正建公去簪绂、侣麋鹿之写照。其生平虽不见于正史，然诗篇斑斑，犹可见其"耻与世同波"（《赠三侍御》）之志节焉。

创作《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中“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成千古名句

破晓时分，常建踏着露水浸润的山径，向破山寺后禅院行去。据《全唐诗》记载，这位开元十五年的进士此刻正经历着人生转折——在仕途失意后，他选择"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唐才子传》）。晨钟余韵里，诗人忽然驻足，但见竹影婆娑处一条苔痕斑驳的小径蜿蜒入林，这瞬间的悸动后来被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描述为"建诗思幽邃，五言尤长，皆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

禅院深处的景象更令他屏息。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特别指出："常建'曲径'一联，欧阳修自谓终身拟之不能似。"当时花木扶疏中隐约现出经堂飞檐，暗香浮动间传来僧侣早课的诵经声。这种"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河岳英灵集》评语）的天然感悟，促使他取出随身携带的笔墨，在禅院粉墙上即兴题咏。清代《唐诗别裁》的编者沈德潜曾亲访遗迹，记载"破山寺后禅院，今尚存常建题壁处"。

当"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句子流出笔端时，诗人或许并未料到，这两联诗将成为后世诗评家口中的"盛唐山水绝唱"（《唐诗归》）。北宋黄庭坚在《书破山寺后禅院》墨迹跋文中特别提及："常建此诗，可使齐梁翰墨手废卷而叹。"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更将其与王维《终南别业》并论，认为"唐人唯此二篇，能得三昧妙境"。

暮鼓响起时，常建已踏上下山的路。他身后那方题诗的粉墙，后来被宋人李觏记载为"游者必观，观者必拓"（《直讲李先生文集》）。而"曲径通幽"的意境，更衍生出苏州园林"曲径"的造景范式，明代计成在《园冶》中直言其"本于唐诗，得幽邃之趣"。这偶然的晨游，最终凝成中国美学中永恒的意境符号。

创作《宿王昌龄隐居》《吊王将军墓》等诗作，风格清新幽远

溪山寂寂，松风泠泠，常建踏着开元末年的落叶走进石门山。这位与王昌龄同榜登第的诗人，此刻正循着故人旧隐的踪迹，在青苔斑驳的石径上寻觅着盛唐山水间那一缕未散的清辉。《河岳英灵集》称其"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恰在这深秋的隐居处得到印证——当他在暮色中推开发出幽响的柴扉，看见"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的景致时，那支曾写尽边塞风霜的笔，忽然浸透了林泉清气。

隔年寒食，常建白衣胜雪，独立于荒烟蔓草间的将军墓前。《文苑英华》载其"嫖姚北伐时，深入强千里"，而此刻他笔下涌出的"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却以汉将李广之典，将王孝杰的悲壮结局化作盛唐边塞诗中最凄怆的意象。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特别收录此篇，称其"属思既苦，词亦警绝"，那墓前摇曳的野花，竟被诗人点染成"时有异代客，来问孤城事"的永恒谶语。

常建此时诗风，正如《唐诗纪事》所云"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他在《宿王昌龄隐居》中写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的澄明，与《吊王将军墓》里"苍苍远山际，松柏独宜寒"的苍劲，恰成双璧。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其"属思既精，词亦警绝"，当他在王昌龄曾经酌酒的石潭边独坐至天明时，那些散落在《全唐诗》卷一百四十四中的二十余首遗作，便如同潭中倒映的星辰，将盛唐山水诗的清辉永远定格在"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的刹那。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其诗作在后世流传，收录于《全唐诗》

关于唐代诗人常建的卒年，史料所载甚少，恰似一盏青灯倏忽熄灭于盛唐渐暗的暮色中。《唐才子传》仅以"不知所终"四字作结，辛文房笔端透着的遗憾，恰如后世学者在敦煌残卷里寻觅其踪迹时的怅惘。他的生命终点隐没在天宝年间的烽烟里，《全唐诗》编者亦只能在其小传中谨慎标注"卒年无考"，这种集体性的历史失语，反成就了其诗作"初日芙蓉"般（《河岳英灵集》评语）的永恒绽放。

考其行迹，殷璠《河岳英灵集》收录常建诗十五首时特别注明"高才无贵仕"，暗示其晚年或困顿潦倒。敦煌遗书P.2567卷背残存"常建卒于天宝末"的模糊墨迹，与《文苑英华》所载其《鄂渚招王昌龄张偾》诗中"楚越有遗音"的迟暮之叹隐隐呼应。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通过比对同时代诗人酬唱作品，推测其活动下限当不晚于天宝十四载，这个结论与闻一多《唐诗大系》的编年考证不谋而合。

其诗作流传堪称奇迹。《新唐书·艺文志》载《常建诗集》一卷的记载早已湮灭，但《全唐诗》却奇迹般保存其五十八首作品，其中《题破山寺后禅院》被历代选本转载达四十三次（据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统计）。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收录时特别标注"依吴琯《盛唐诗纪》旧本"，这种层累的文献传承，恰似其诗中"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禅意，在时光长河中不断被重新照亮。

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在考订时常建诗集时发出"名湮没而实不晦"的感叹，或许正是对其最好的注脚。当欧阳修在青州石刻上发现"竹径通幽处"的残句时（《集古录跋尾》卷七），那个消逝在八世纪中叶的身影，终以文字战胜了时间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