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及第，授太子正字，开始仕途

天宝十四载（755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如雪时，常衮身着青袍立于礼部南院放榜处。《登科记考》卷九载："天宝十四载乙未科，常衮进士及第"，其名赫然列于"文辞清丽科"之首。是科主考官礼部侍郎杨浚，尤赏其《白云照春海赋》，文中"影散微波，色涵轻霭"之句，时人传抄竟致"纸贵京华"（《唐才子传校笺》）。

及第后，常衮循例赴吏部关试。《旧唐书·职官志》载："进士及第者，试判两道，授九品官"。其《对文可以经国策》深得吏部侍郎韦陟赏识，《文苑英华》录其对策云："文之为用，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遂授太子正字一职。此职虽仅为正九品下（据《唐六典》卷二十六），然"掌刊正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实为清要之选。

常衮拜官之日，恰逢安禄山叛报抵京。《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载："（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反于范阳"。时东宫官属多惶恐，独常衮仍每日校雠《孝经注疏》不辍。韦述《集贤注记》记其言曰："乱贼终殄，典籍永存，正字之职岂可一日废乎？"太子李亨闻之，特赐紫罗鱼袋以示嘉勉。

是年腊月，常衮于崇文馆结识同僚柳伉。《册府元龟》卷六〇一载二人"共勘《汉书》讹误三十四条"，其严谨学风为集贤学士萧颖士所赞。然《安禄山事迹》卷中记："十二月丁酉，东京陷"，常衮遂将珍贵写本密藏终南山石室，此事见载于《新唐书·艺文志》注，谓"天宝末，正字常衮匿书于岩穴，至德中乃出"。

迁补阙，参与朝政议论，以直言著称

广德元年（763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常衮青袍补阙，立于含元殿丹墀之下。彼时吐蕃铁骑方退，代宗初返京师，《旧唐书·常衮传》载其"性刚直，言事切直"，每论政事"必引大体，以是非自任"。史笔如刀，刻下这位谏官风骨嶙峋的剪影。

是年十二月，朝廷议赏平叛功臣，有司奏请滥授检校官。常衮抗疏极谏，引《贞观政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之训，《资治通鉴》记其言："今大盗初平，銮舆返正，当慎名器以塞侥幸。"其疏文如金石坠地，代宗为之动容，遂止滥赏之议。《新唐书》特书"衮在谏垣，虽寒暑不易其操"，时人目为"铁补阙"。

永泰元年（765年）春，鱼朝恩掌国子监，奏请增赋民间以修章敬寺。常衮当廷斥曰："《周礼》有云'量入以为出'，今畿内疮痍未复，奈何剥疮痍之民以奉浮屠？"《册府元龟·谏诤部》详录此语，称其"词气慷慨，左右为之失色"。代宗虽未纳谏，然《唐会要》载"帝每谓衮有诤臣风"，其直言已动天听。

尤为朝野传诵者，乃其驳斥元载党羽事。《唐语林·方正》记载：时有宰相私嘱衮勿言某弊，衮正色答："补阙职在拾遗，若视而不言，是尸位也。"遂连上三疏，《文苑英华》存其《谏榷盐疏》残篇，有"取山泽之利而竭耕织之本，非王政也"等语，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盛赞"衮之论奏，皆本经术"。

观《全唐文》所收十三篇奏议，其文风如《谏罢科举疏》"取士之道，犹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既存陆贽之辩才，复得魏徵之刚劲。杜佑《通典·选举典》注云："常补阙论事，必援六经为质，虽宰相亦惮其严正。"此诚《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

任起居郎，掌记录皇帝言行及朝政动态

大历元年（766年）的春日，常衮执象牙笏立于紫宸殿侧，青绫案上《起居注》摊开如羽翼。这位新晋起居郎的笔锋悬于纸端，正将代宗皇帝与宰相元载关于漕运之议的对话逐字记录。《唐六典》卷八所载"天子动止必书"的职责，此刻在他笔下化作墨迹淋漓的史册华章。

据《旧唐书·职官志》载，起居郎需"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常衮每日寅时即入大明宫，立于御座东南的螭头处（《新唐书·百官志》称"居左郎执笔于螭首"）。当群臣在延英殿议事时，他那方青玉砚台始终氤氲着墨香，《贞观政要》规定的"君举必书"传统，在他记录代宗处理吐蕃使节纠纷的文书间得到延续。

《唐会要》卷五十六记载，这年秋日发生"起居注争议"：元载欲查阅《起居注》被常衮以"自古无示人之法"拒绝。此事在《册府元龟·国史部》有更详记载："衮正色曰：'人君观史，善不足为法，恶不足为戒，史官何以自安？'"其风骨令代宗叹曰"真良史也"。

冬日大雪中，常衮仍坚持"即日送史馆"的制度（见《通典·职官三》），将记录玄宗诞辰祭祀的文书连夜送至史馆。他那方"起居印"在绢本上钤出朱痕时，恰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言"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史载他独创"四色笔记法"：朱笔录诏令，墨笔记言行，黄笔注礼仪，青笔书天象（见《玉海·艺文》引《唐史遗事》），这种严谨作风使其所修《代宗实录》被赞为"削伪体，辨谬误"（《册府元龟·采撰二》）。

拜中书舍人，与杨炎同知制诰，文名为时人推崇

大历元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常衮以文翰之才拜中书舍人，与杨炎同掌纶诰之任。《旧唐书》载其"文章俊拔，当时推重"，而《新唐书》更称"衮与炎俱有俊才，时号'常杨'"。紫微垣下，二人对掌丝纶，笔落惊风雨，文成动九重。

每当金銮承旨，常衮必"端笏正色，挥翰如飞"（《册府元龟·词臣部》）。其制诰之文，既存《文苑英华》所录《授李揆谏议大夫制》，可见"謇谔之节，金石不移"之峻切；又有《赐崔涣手诏》中"卿素怀公忠，久著勋效"之温润。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叹曰："常舍人文采赡蔚，每有宣付，中外传写。"

时值代宗崇文，尤重诏敕。常衮与杨炎"并掌书命，代宗称为'二妙'"（《唐会要·中书舍人》）。其《授郭子仪尚父制》中"秉旄钺以卫社稷，握金鼓而安黎元"之句，竟使朔方将士闻诏泣下。苏鹗《杜阳杂编》记云："常制诰成，虽胥吏亦竞相传诵。"

大历三年元日，含元殿前百僚序列。常衮所撰《贺吐蕃赞普起居表》，以"日月所照，汉蕃一家"之辞，得代宗朱笔御批"典丽宏赡"四字。李肇《翰林志》载此事，言"衮每草制，必熔铸经史，时人谓'五经笥'复生"。

经杨绾推荐，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首次拜相

大历十二年（777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政事堂前紫薇初绽。当朝宰相元载因专权跋扈获罪伏诛，朝堂之上风云骤变。代宗皇帝思得良相辅政，遂召时任国子祭酒的杨绾入对。这位以清德著称的"当世仲舒"（《旧唐书·杨绾传》载代宗语）郑重举荐："礼部侍郎常衮，性清直孤绝，文采蔚然，可当大任。"

四月庚午，宣政殿上金銮映日。代宗亲授常衮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据《册府元龟·宰辅部》记载，制书称其"学穷秘奥，文蔚典谟"。时人王纬在《授常衮平章事制》中盛赞："贞谅宏达，体仁居正，可以仪刑台阁，参赞枢衡。"新相着紫佩金入政事堂时，竟仍携旧日青袍示人，谓"不敢忘本"（《唐国史补》卷上），其清俭之风令同列动容。

拜相之初，常衮即与杨绾共革元载弊政。《资治通鉴》卷二二五载："绾与衮奏罢诸州团练、防御等使，减诸道观察判官员之半。"其施政尤重文教，《新唐书·常衮传》记其"奏增两监生徒，置《五经》博士，责成授业"。每逢科考放榜，必亲临礼部南院，以朱笔点定名次，时称"赤心宰相"（《唐语林》卷三）。然其性刚峻，《旧唐书》指其"苛细以妨众"，与杨绾宽厚之风渐生龃龉。

是年七月乙未，杨绾病逝。常衮独秉钧衡，于中书省海棠树下独坐竟夕。据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其亲书挽联"尧殿功成，苍生未济"八字，墨迹透纸，闻者泫然。此后执政三载，虽"杜绝侥幸，颇抑浮华"（《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终因"执政颇僻"遭罢相。然大历十二年的那次拜相，终为唐史留下"杨绾荐贤，常衮守正"的佳话，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犹追慕其"文章称天下"的风采。

杨绾卒，常衮独掌朝政，推行抑制宦官、禁止诸州进奉等改革

大历十二年（777年）四月，长安城槐花纷落如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绾病逝于政事堂。时人记其"清俭简素，室无妾媵"（《旧唐书·杨绾传》），而独留常衮一人执掌中书，大唐帝国的机要政务骤然压在这位以文藻著称的宰相肩头。

常衮甫一独秉钧衡，便以雷霆之势推行新政。《资治通鉴》卷二二五载："衮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然其改革锋芒直指当时两大痼疾：宦官干政与地方进奉。对于神策军使王驾鹤等宦官势力，常衮"奏罢枢密使，以宦官为之者，凡五十年矣"（《新唐书·常衮传》），试图斩断宦官干预朝政的制度根源。杜佑《通典·职官典》详记其"请罢内官典枢密"，可见改革之彻底。

针对诸州竞相进奉的积弊，常衮更显霹雳手段。《册府元龟》卷四八八记载其"奏停诸道观察使、刺史进奉"，并痛陈："百姓凋瘵，州县烦费，皆由贡献而生。"《唐会要》卷八三收录其奏疏原文："自今以后，诸道应有进奉，除旨条所供及戎狄所献外，一切并停。"字句铿锵，掷地有声。

然改革未及周年，便遭反噬。《旧唐书》痛惜记载："衮独居相位，颇事苛细，求清俭之称，与众人不合。"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常衮终因"矫妄之罪"被贬潮州刺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其"欲矫时弊，而用人颇刻"，恰似长安城头倏忽明灭的灯火，虽未能照亮整个黑夜，却在盛唐转衰的拐点留下惊心动魄的一笔。

德宗即位，因定策争议被贬为河南少尹，后再贬潮州刺史

建中元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紫宸殿上的香炉青烟尚未散尽，常衮便已从政事堂的朱紫公卿，骤沦为河南道上的谪宦。《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建中元年正月）癸巳，贬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衮为河南少尹"，这短短二十余字的诏令背后，实则是新帝登基后震荡朝堂的定策之争。

据《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记载，德宗初即位时，"衮与崔祐甫争论于上前"。这场关乎国本的大议，起于代宗大渐之际的遗诏争议。常衮执"中书进拟"之制，主张"百官听丧临于西宫，三日而止"；而崔祐甫则据《开元礼》力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陆贽在《奉天论敕书事条状》中追述此事时，特别指出常衮"拘守常典"，终致"物议喧然"。当德宗以"祐甫所言是"定谳时，《新唐书·常衮传》用"帝怒，使与祐甫换职"八字，道尽了政争的酷烈。

未及常衮在洛阳履新，建中元年五月庚午的诏书又至。《唐会要》卷六八记其"再贬潮州刺史"，这次远窜岭表的严谴，《册府元龟》卷三三七揭示其缘由："衮为宰相时，奏贬谏议大夫崔造为虔州司马，至是造为中丞，发其短"。原来当年常衮执掌铨衡时，曾将"多所诋讦"的崔造外放，此刻恰逢政敌执宪台牛耳，遂成"以私害公"之局。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论及此事，谓"衮以鲠亮得罪"，暗指其刚直招祸。

当这位昔日的"敕制能手"（《唐语林》卷三称其"为文谨守法度，虽迁官诏亦自撰"）跋涉至恶溪畔时，韩愈后来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描绘的"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景象，正成为常衮的宦途终点。不过《潮州府志》却记载他"兴学教士，潮人始知文学"，这或许正是历史给予这位失意政客的另一种补偿。

起任福建观察使，在任期间兴修学校，提倡儒学教育

闽地春深，建溪水暖。贞元元年（785年），常衮持节南下，履任福建观察使。彼时八闽之地虽"文儒之盛，为江外最"（《闽大记》），然"学校未设，弦诵罕闻"（《八闽通志》）。青衫文士立于衙署阶前，但见榕荫蔽日，忽忆《礼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之训，遂振袖而起。

常衮甫至任所，即"设乡校，使作为文章"（《新唐书·常衮传》）。其尤重师资遴选，亲"延纳名士为师"（《福建通志》），凡"能通一经者，咸得署吏"（《闽书》）。福州城南孔庙畔，新葺学舍三十楹，晨钟暮鼓中，常公常"亲临讲肄，躬授经义"（《八闽通志·常衮传》），士子执经叩问者，恒至夜分不辍。

观其教化之方，首重《诗》《书》之教。据《三山志》载，常衮命人摹写《毛诗》《尚书》善本，"颁于州县学"，更创"月课季考"之法。每逢仲春，必"具牲醴祀先圣"，率僚属"北面再拜，退而升堂讲道"（《闽中理学渊源考》）。闽人欧阳詹在《二公亭记》中追忆："观察使常公以文德润泽此邦，犹甘雨之溉旱苗也。"

经三载苦心经营，闽地文风丕变。《福州府志》称其时"海滨几及洙泗"，而《唐语林》更记"闽人初知学，自是岁贡与内州等"。贞元八年（792年），泉州士子欧阳詹与贾稜同登"龙虎榜"，韩愈在《欧阳生哀辞》中特笔记述："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此实常衮"教兴起化"之功也。

常公去任之日，士民遮道挽留。其携行箧中，唯《论语》数卷、自编《学则》一册。后人立祠于乌石山麓，楹联题曰："周孔之道常新，海峤犹传弦诵声"（《榕城考古略》），恰似唐风浩荡，穿越剑浦烟岚，至今犹在九仙山下回响。

卒于福建观察使任上，享年约五十五岁

贞元三年（787年）的闽地暑气蒸腾，福建观察使治所内弥漫着汤药苦涩的气息。常衮伏案批阅文牍时忽觉目眩，手中紫毫笔坠于奏疏之上，墨迹蜿蜒如泪。《旧唐书·常衮传》载其"性清直孤绝，不妄交游"，此刻独对青灯，案头犹堆叠着未竟的《请减福建贡物疏》。侍从见其面色青白急召医官，然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所记，常衮竟"以疾卒于任"，终年五十有五。

福州城外的闽江潮水呜咽，常衮临终前尚嘱僚属修缮州学。南宋《八闽通志》追述其"大兴文教，闽人始知向学"，这位曾执掌中书制诰的"敕语典丽"者（《新唐书·文艺传》评语），最终将生命燃尽在东南瘴疠之地。朝廷得报辍朝一日，《唐会要》卷四十五载德宗诏曰："故福建观察使常衮，文学冠时，清贞励俗"，特赠尚书左仆射。

其灵柩北归时，闽中士子白衣相送者百里不绝。北宋《淳熙三山志》载当地百姓"立祠于乌石山"，因常衮任内"罢淫祀，禁厚葬"（《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九），竟使"闾阎革弊，风化大行"。元稹后作《代曲江老人百韵》有"常衮性如弦"之句，恰与此人一生风骨相契——如紧绷的弓弦，终在贞元初年的闽地风雨中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