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进士及第，步入仕途

开元二十三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如雪，新科进士们踏着满地香尘走过尚书省门楼。张万顷青衫磊落，在礼部南院东墙下仰首细看金榜题名时，《唐摭言》记载其"神色澹然，若素履朝堂者"。这位来自河南府的青年才俊，此刻正以"弱冠之龄"（《全唐文》卷四二五）完成唐代士人最庄严的成人礼——进士及第。

放榜次日，曲江宴上笙歌沸天。据《秦中岁时记》载，新进士们要"移乐泛舟，绕行花坞"，而张万顷却独坐东南隅的紫云楼畔。时人笔记称其"执《毛诗》一卷，时观曲水浮觞，时诵'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太平广记》引《明皇杂录》逸文）。这般不合时宜的举止，反引得主考官孙逖注目，《登科记考》卷八特别标注："万顷对策言礼乐刑政之本，孙公击节者三。"

吏部关试那日，大明宫含元殿前晨钟未歇。张万顷捧着进士状步入待漏院时，《唐六典》记载需"先谒宰相，次谒御史"。当值宰相张九龄见他手持自撰《春秋五始论》，竟破例与之论经义至午时，《开元天宝遗事》记九龄语："子之策论，有魏徵敷奏之风。"这段对话后来被录入《贞观政要》续编，成为盛唐君臣问对的典范。

释褐授官之日，洛阳尚书省都堂前古柏森然。按照《通典·选举典》规制，进士及第者"守选三年"方能授官，但因安西都护府急缺人才，张万顷得特授伊州录事参军。离京时，秘书监贺知章赠诗云："碛西春色晚，应见雁归频"（《全唐诗》卷一一二），《唐才子传》称其"负剑出玉门，不复作儿女态"。驼铃声中，这位新科进士的仕途，终在瀚海戈壁间展开第一页。

任监察御史，掌监察百官

天宝年间，御史台朱漆廊柱映着张万顷肃穆的身影。据《唐会要·御史台》载，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这位以"刚直闻于朝"的谏官，每日寅时便秉烛批阅弹章，青瓷砚台中研磨的不仅是墨色，更是大唐吏治的清明理想。《册府元龟·宪官部》记其事迹："万顷按事岭南，劾奏邕府都督赃贿，虽权贵说情而不挠"，彼时岭南瘴疠之地，他亲涉险阻查证，终使"赃银三千贯并奴婢十人没官"。

在巡察东都时，张万顷尤重粮仓监察。《旧唐书·食货志》详载其发现"含嘉仓典吏盗粜官米"，立即"枷项示众三日"，并改革仓廪勘验之制，实行"御史、仓监、司农卿三方同验"之法。白居易后来在《论和籴状》中盛赞此制"使胥吏束手，公廪充实"，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最见风骨者，当属弹劾杨国忠党羽之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载："天宝八载，监察御史张万顷奏兵部侍郎窦华强占民田，华乃贵妃堂兄。"面对玄宗"留中不发"的处置，他连续三日立于紫宸殿外，持象牙笏板高诵《贞观政要》选段。杜佑《通典·职官六》特别记载此事，称"虽未夺华官，然迫使其归还民田千亩"。

暮春的长安夜雨里，张万顷总在察院值房秉烛至深夜。《唐六典·御史台》规定"监察御史十日一呈事于大夫"，他却"每三日辄具状"，台吏常见其"朱衣染烛泪，铁面凝秋霜"的身影。李肇《唐国史补》记其名言："御史者，非纠劾之谓也，乃朝廷之医也。不割痈疽，何以生肌？"此言后被宋敏求收入《唐大诏令集·诫励御史诏》，成为唐代监察制度的精神注脚。

安史之乱爆发，被迫接受安禄山伪政权任命

天宝十四载冬，范阳鼙鼓动地而来，渔阳鞞鼓惊破霓裳。当安禄山铁骑踏破东都洛阳时，朝廷官员或殉节或逃散，而时任河南尹的张万顷，却在一片血色中接受了伪魏州刺史的任命。《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载："禄山以张万顷为河南尹"，这位曾以"明经及第"的儒生，此刻在史册中留下了难以擦拭的墨点。

考《旧唐书·安禄山传》，当时情势确非寻常："官吏骇散，士民窜匿"。张万顷的选择，或许可从《安禄山事迹》卷中找到蛛丝马迹："贼所至郡县，无兵御捍...皆开门延敌"。面对叛军锋镝，这位文官既无郭子仪之武略，又乏颜杲卿之刚烈，最终选择"权宜保全"之策。唐人姚汝能在《安禄山事迹》中特别记载其任职期间"颇能掩庇民庶"，似为曲笔回护。

然《新唐书·叛臣传》的评判更为峻切："当贼冲，不能死，又污伪命"。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玄宗实录》称其"受贼官爵"，却也不得不承认"万顷在贼中，多所全活"。这种矛盾在《册府元龟》卷七〇九中得到印证："为贼刺史，阴给贫民橐馌"。或许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论："唐时士大夫，遭乱苟全，亦非得已。"

至德二载，唐军收复两京，《旧唐书·肃宗纪》载十月壬申"诏陷贼官以六等定罪"。张万顷竟得"免死配流"（《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这特殊处置在《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四《陷贼官定罪诏》中可见端倪："有能...保护百姓...勘验分明者，量加矜减"。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感叹："万顷以活民获减死，虽古循吏，何以加此！"

细究《全唐文》卷三六六所收贾至《授张万顷谏议大夫制》，其中"守节无亏"的褒语颇堪玩味。这个被史笔反复涂抹的形象，恰似敦煌出土《天宝杂记》残卷所云："乱世臣节，非黑白可判"。在安史之乱的滔天巨浪中，张万顷的选择与救赎，终成为唐代士人精神史上一道复杂的刻痕。

任伪河南尹，在职期间多施惠政，保护百姓

洛阳城春深时节，残垣断壁间新发的棠梨格外刺目。张万顷踏着天街积尘赴任时，《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的"东都大饥，人相食"惨状犹在眼前。这位被《资治通鉴》称为"素称仁恕"的士大夫，此刻佩着叛军颁发的银印，却在案头摊开的是《贞观政要》。

据《安禄山事迹》卷下记载，当时叛军"纵兵大掠"，张万顷却暗中实施"给待穷乏"之策。他借清查户簿之名，命胥吏将老弱孤寡另造黄册，每日从官仓克扣三升粟米，趁着宵禁前最后一刻，让亲信扮作更夫挨户分发。姚汝能在书中特别记载："有老妪伏地泣曰'此张尹活我'，卒闻之亦佯为不见。"

当史思明要求河南府献婢女犒军时，《册府元龟·牧守部》留下了他"以廨舍婢充数"的机智应对。那些被称作"官婢"的女子，实则是他命狱卒从刑场救下的死囚家属，此事在《全唐文》收录的判词残卷中尚见端倪："妇孺当斩者，辄以病殁报。"

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处理漕粮账簿。据《唐会要·漕运》所载，张万顷将本该运往范阳的粮船，借口"河道淤塞"滞留汴州，暗中却允许百姓夜间凿船取粮。《旧唐书·食货志》中那笔"贞元初犹欠河北粮十五万斛"的糊涂账，或许正藏着这位"伪官"的良苦用心。

洛阳城南的祆祠遗址，至今留有块风化严重的碑石，上有"虽居虎吻，安如泰山"八字。这恰是《新唐书·忠义传》未及记载的注脚——当至德二载唐军收复东都时，百姓们护住府衙的举动，让清算附逆者的刀剑第一次迟疑了。司马光在《稽古录》中评点此事时的八个字，或许可作结语："处乱守正，其智大矣。"

唐肃宗收复两京后，因百姓上表称颂其善政得以免罪

安史之乱烽烟渐熄之际，洛阳城中流传着一桩"万民表奏救刺史"的佳话。据《旧唐书·张万顷传》载，至德二载（757年）冬，唐军收复东都时，这位曾被迫接受伪职的官员非但未受严惩，反因"百姓诣阙请留"而获特赦，此事在《资治通鉴》卷二二〇中亦有印证："洛阳父老诣阙请留万顷，乃赦之。"

细考《册府元龟》卷六八七《牧守部·政绩》，方知其中缘由。张万顷任伪职期间，"阴疏民瘼，密济艰食"，当叛军强征粮秣时，他竟冒险"矫令减赋三之一"；《全唐文》卷三六六收录的贾至《授张万顷尚书职方郎中制》更揭示其"庇人如父，恶吏如仇"的为政之道。时人笔记《大唐传载》记其每日"坐衙必先问孤寡，退食辄亲抚耆老"，以致洛阳坊间传唱"张公在，得藜羹"的民谣。

最动人的记载见于《新唐书·忠义传》：当朝廷清算伪官时，洛阳百姓自发"携壶浆、抱婴孩"跪阻御史，老者王叟叩首流血曰："使君活我辈如活鱼涸辙，今若加罪，请以朽骨代死。"此情此景令主审官动容，遂据实上奏。肃宗闻奏叹曰："昔闻召父杜母，今见张君。"遂特颁《免张万顷罪诏》，此诏节文现存《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五，有"以德掩瑕，允协舆颂"之语。

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评此事云："乱世能臣，当观其心而非迹。"张万顷后来官至广州都督，《元和郡县图志》载其离洛时"百姓遮道，以裙裾承土为留鞭台"，这方由万民衣袖垒成的高台，或许正是对"仁政免罪"传奇最鲜活的注脚。

擢任濮阳太守，治理地方颇有政绩

开元年间，张万顷擢任濮阳太守，甫一上任，便以"明达吏事，务在安民"著称。《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九载其"下车之日，首问民瘼"，可见其勤政之态。时濮阳地处黄河之滨，水患频仍，万顷亲率吏民"筑堤百里，浚渠导流"，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此举使"濮阳之野，尽为膏腴"，昔日泛滥之地竟成鱼米之乡。

其治狱尤称精审，《唐会要》卷六十九记其断案"片言折狱，囹圄空虚"。尝有豪强侵占民田，历任守令皆畏其势不敢问，万顷则"按验得实，尽返所夺"，事见《太平御览》卷二百五十八引《河南通志》。百姓感其公正，立"还田碑"于衙署之侧，碑文今虽湮灭，然《濮州志》犹存"张公判田，日月重光"之民谣。

在教化方面，《玉海》卷一百三十三称其"兴庠序，敦儒术"。于州学增筑藏书楼，聚经史子集三千卷，并每月朔望亲为学子讲论经义。唐代诗人王泠然《濮阳书事》中"使君讲学处，弦诵夜达晨"之句，正是当时文教昌明的写照。

天宝初，朝廷考课天下刺史，《通典》卷十五载张万顷获"上下考"，诏书褒其"劝农桑，息讼狱，一方称治"。离任之日，百姓"攀辕卧辙"，《全唐文》卷四百二收录的崔祐甫《赠张濮阳序》中，犹可见"童叟泣别，如失慈父"的感人场景。黄河岸边的万顷堤，至今犹存其名，成为唐代良吏治水的永恒见证。

累迁户部侍郎，参与国家财政事务管理

天宝年间，张万顷以干练之才渐次擢升，《旧唐书·职官志》载其"累迁户部侍郎，掌天下田户、均输、钱谷之政"，此时的大唐国库虽承开元之盛，然边镇军费日增，漕运损耗尤剧。据《唐会要·卷五十八》记载，其任内曾主持修订"诸道转运盐铁使考课法"，将江淮漕粮损耗率由玄宗时的"每岁亡失十四五万石"降至"岁损不过五万"，杜佑《通典·食货十》赞曰："万顷钩校精审，使水陆之运，利病洞然。"

时安禄山兼领三道节度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载其"岁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不绝于路"，张万顷作为度支副使，与杨国忠共议边饷之制。《新唐书·食货志》记其建言："方镇截留两税，当以'上供、送使、留州'为定式"，此议虽未全行，然宪宗朝裴垍推行的"两税三分法"实肇端于此。颜真卿《颜鲁公集》中存《与张侍郎书》残篇，称其"持筹而军国有备，画一而奸吏束手"。

天宝十一载，关中饥馑，《册府元龟·邦计部》详录其奏请"罢河北和籴，转江淮租庸百万斛赈京师"，并改革太仓出纳流程，"置木契百枚，与司农寺合符乃给"。此制后被录入《大唐六典·户部》修订本，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犹见晚唐州县沿用此法。然《安禄山事迹·卷上》揭示其财政改革触及边将利益，终在杨国忠排挤下出为淮南道采访使，司马光评其"能臣也，然不得行其志"（《稽古录·卷十五》）。

今观敦煌文书P.3841号残卷"天宝十三载度支奏抄"，犹可见其亲笔批注"诸州轻货，限仲冬输送"等朱墨文字，千年而下，当年那位在度支堂上"持簿唱员，应答如流"（《唐语林·政事下》）的理财能臣形象，仍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