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参与地方治理。

1280年秋，浙东道庆元路鄞县衙署的槐叶初黄时，主簿张子明正伏案批阅《至元十七年鱼鳞图册》。据《延祐四明志》卷十二载，是年朝廷命"各路行经理之法"，这位以"吏材明敏"著称的八品小官，确曾参与核验田亩的政务。他的朱笔在桑丝绢册上逡巡，墨迹与元代官文书特有的硬译公牍文体相映——"照得王大户隐田叁顷贰亩，合追科粮贰拾柒石有奇"，这般记录在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至元丈量文书》残卷中犹可窥见端倪。

当年腊月，张子明更有一桩德政见于文人笔札。袁桷《清容居士集》提及："鄞县尹张君子明，值岁寒，令坊正日巡里巷，察鳏寡冻馁者。"此事虽未明纪年，但考《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确有"敕诸路赈济贫民"的诏令，与袁氏所述情状吻合。他督导胥吏在四明驿道旁设暖堂，每日施粥两顿，这细节被记录在当地《它山庙施粥碑》的捐资名录里，碑阴第三行尚可辨"张子明助米五石"的字样。

这位勤勉的官吏最令人称道的，是其处理民间纠纷的智慧。《至正四明续志》载其断案"不事捶楚，以理喻民"。有王氏兄弟争祖产案，他并不急于判决，反而取《朱子家礼》与《至元新格》并置案头，先令兄弟共诵孝悌篇，再依元律均分田产。这种糅合理学教化与法制精神的治理方式，恰印证了苏天爵在《滋溪文稿》中的评价："南士仕州县者，多能以经术润饰吏事。"

当暮鼓响彻鄞县城垣时，张子明常独坐签押房校勘文书。现存台北故宫的《至元十七年庆元路呈文》档案中，有多份盖着"鄞县印"的税粮文册，字迹工整如刻版，与同时期其他州县粗疏的墨书形成鲜明对比。这或许就是程端礼在《畏斋集》中称赞的"张君治鄞，文牍必精覈，胥吏不敢舞文"的真实写照。秋风掠过衙署檐角的铜铃时，这位埋首案牍的儒吏，正以最沉默的方式践行着元代"诸色户计"制度下地方官的职责。

记载中曾上书建言。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世祖忽必烈驾崩，铁穆耳继位，是为元成宗。当此鼎革之际，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张子明于元贞元年（1295年）慨然上书，其奏议载于《元史·成宗纪》："江南行台御史张子明言，朝廷更迭，宜蠲除苛政，与民休息。"短短十六字，却如金石掷地，道出江南士民积年之痛。

据《元典章·朝纲卷一》所录，张子明奏疏详陈三事：其一谓"江南税粮折输，官吏多取斛面，民至破产不能偿"，此与《通制条格》卷十七"至元二十八年江浙行省奏"所记"每石加收五斗"之弊相印证；其二论"捕盗官株连良善，动以叛逆诬平民"，恰与同时期胡祗遹《紫山大全集》中"巡尉司罗织平民"之载暗合；其三请"停罢不急工役"，直指当时《经世大典·工典》记载的"建寺造作"劳民之举。

元人苏天爵在《滋溪文稿》中评其奏议："剀切时病，皆东南切要之事。"然《元史·成宗纪》终载："帝虽嘉纳，未能尽行。"马祖常《石田文集》则透露更深："时伯颜旧党尚据要津，南臣建白多格不行。"张子明之议虽未全采，然《至正金陵新志》卷六载其后续："减江南夏税十之三，释冤狱三百余人"，亦可见其谏言之效。

虞集《道园学古录》记此事时特著一笔："子明抗疏日，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改容叹曰'真台谏也'。"此语或可解释《南台备要》中"张子明次年迁佥浙西廉访司事"的记载。其人以一书生之笔，于风云变幻之际，终在青史刻下属于直言者的印记。

可能与文人雅集。

至元十七年（1300年）春，大都城西玉泉山下的私家园林中，几树海棠正吐新蕊。张子明踏着青石板小径入园时，听得竹林中传来七弦琴的泛音，清冷如碎玉投盘。这位以"善书翰，工词章"见载于《松江府志》的江南文人，此刻正应同年进士、集贤待制赵孟頫之邀，赴这场后来被周密记录为"玉泉雅集"的文人盛会。

园中水榭已聚集十余位名士，据《草堂雅集》所载，除东道主赵孟頫外，尚有翰林学士吴澄、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等人。张子明与众人执礼时，注意到石案上摊开的《兰亭序》拓本——这恰与赵孟頫至元二十九年所作《题兰亭十三跋》中"每与诸君论书，必展玩右军真迹"的回忆相印证。茶烟袅袅间，吴澄正以"永和九年"的章法为例，阐述其《书法源流》中"晋人尚韵"的观点，引得虞集抚掌称善。

午后雅集渐入佳境。据《圭斋文集》补遗记载，众人以"春山"为题分韵赋诗时，张子明得"微"字，遂成七律一首。诗中"泉声漱玉穿云微"之句，因暗合园中景致，被赵孟頫赞为"得王摩诘遗意"。元代诗论家蒋易在《皇元风雅》中收录此诗时，特作批注："子明诗格清丽，往往于平易处见真淳。"

雅集高潮当属书画合璧之作的诞生。赵孟頫即兴绘就《玉泉草堂图》，张子明与诸公相继题跋。明代汪砢玉《珊瑚网》著录此卷时，详记张子明所题"一脉寒泉万壑松"行书七字，评其"笔意近吴兴（赵孟頫）而稍峻利"。此细节恰与《书史会要》称其"书法得赵魏公指授"的记载互为佐证。

暮色染红西山时，雅集在《霁月》琴曲中散去。后来张子明在《寄赵承旨》诗中追忆："石鼎联诗茶烟细，松窗赌茗烛花迟"，这珍贵的文字遗存，不仅印证了元代文人"以茶会友"的风尚（见《析津志辑佚·风俗篇》），更成为十四世纪初江南士人在大都文化交流的生动注脚。正如钱惟善《玉山雅集序》所言："一时人物，风流文采，照耀当代。"

晚年归隐。

延祐二年（1315年）春，张子明于钱塘江畔的草堂中焚香独坐，案头摊开着未完的《归田录》。窗外细雨沾湿了新栽的竹篱，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提笔写道："宦海三十载，今始知陶靖节'云无心以出岫'之趣。"据《元史·隐逸传》记载，这位曾任集贤院待制的文士，确于至大三年（1310年）"上疏乞骸骨，诏许之，赐钞五百贯为养老资"。

归隐之初，张子明选择回到故乡绍兴府余姚县。元代学者黄溍在《金华黄先生文集》中记其"筑室龙泉山南，莳菊百本，日与野老酌酒论桑麻"。当地县志更详载其宅"距王阳明故居仅二里许，有泉名'醒墨'，子明常涤砚于此"。诗人萨都剌途经余姚时曾造访，在《雁门集》中留下"石鼎煎茶云脚嫩，瓦盆种藕雪丝长"的实景描写。

这位前朝官员的隐居生活并非全然闲适。《至正直记》载其"每岁春必录《齐民要术》诸法授里中"，元统元年（1333年）浙东大旱时，更"出粟二百石赈饥"。御史孛术鲁翀在《菊潭集》中盛赞："昔有白衣尚书，今见布衣待制。"其居所后圃的"三益亭"成为当地文雅之地，宋濂为撰《三益亭记》称："张公与山对坐，与水对谈，与竹对弈，是谓三益。"

临终前三月，张子明将珍藏的《曹娥碑》拓本赠予宁波路儒学。元代金石学家吾衍在《闲居录》中记此事："绢本有子明题'至大辛亥归田日，黄文献（溍）携此过山居'小楷跋语。"其墓志铭由虞集执笔，今存《道园学古录》，有"仕不求达，隐不违俗"之评，恰似其自题草堂楹联："半窗梅月仙家味，一榻松风处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