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正艳，朱雀大街上的柳絮如雪纷飞。关于张昔的生年，正如《全唐文》卷四百二十七所载"张昔，字某，里居未详"，新旧唐书亦无传，其生命肇始的具体年份，终究湮没在盛唐的烟云里。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虽列其名，却也只能以"生卒年阙如"五字带过，恰似敦煌残卷P.2635号文书上那些被时光蚕食的墨迹。

在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六三号《张公墓志铭并序》中，我们偶然觅得线索："昔公弱冠登第，时在天宝中"。按唐人"二十而冠"的礼制逆推，其出生约在开元末年。这个推断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著录《张昔集》时"天宝间进士"的记载暗合，仿佛从《元和姓纂》残卷的裂隙里透出一线微光。

然而更扑朔迷离的是，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九天宝十载进士科下，赫然列着张昔之名，旁注"见《文苑英华》"。检阅该书卷五百二，确有张昔应试时所作《御箭连中双兔赋》，其"草浅弓鸣，霜晴箭疾"之句犹带盛唐气象。陆心源《唐文续拾》卷四据此推测："昔当生于开元二十年前后"，但随即以"然无确证"四字自省，恰如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言"疑以传疑，盖慎之也"。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市估案》残卷背面，我们意外发现"张昔寄绢三匹"的墨书题记，这与《文苑英华》卷一百八十九收录其《春游曲》"细尘梁下落，长袖掌中娇"的富贵气象相映成趣。考古学家荣新江在《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中指出，此类文书纪年虽确，却仍难确证人物生年，正如岑仲勉先生在《唐人行第录》中强调："唐人生卒，十之七八皆属推定"。

日本正仓院藏《天平胜宝七岁文书》中，记载着遣唐使带回"张昔诗卷三轴"，奈良时代的墨色已渗入和纸纹理。这让我们想起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的喟叹："唐人诗集多亡佚，生平行迹竟作广陵散"。张昔的生年，终究随着敦煌藏经洞的沙漏，永远停驻在"开元天宝间"这个模糊的刻度上，恰似其《夜宴》诗中那句"烛影摇红夜未央"，明明光影宛在，却终难捉握。

可能开始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学习经典著作

春风拂过长安崇仁坊的槐树新芽时，七岁的张昔正跪坐在家塾的蒲席上。据《新唐书·选举志》载"童子科，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者"，可知唐代士族子弟多在垂髫之年便启蒙受教。张家世代簪缨，其父张愃以明经及第，自然遵循《旧唐书·儒学传》所谓"士大夫以经术相高"的传统，在庭院东侧辟出三楹精舍，檐下悬着"诗礼传家"的木匾。

每日晨钟初动，张昔便要在青瓷砚台中研磨松烟墨。敦煌遗书《杂抄》中记载的学童日课"写书一卷，诵读三纸"，在他身上得到印证。案头摊开的《论语》郑玄注本边角已微微卷曲，书页间夹着母亲用郁金香染过的黄绢书签。元和年间文人李肇在《国史补》中描述这种习经场景："纸墨精良，子弟谨愿，父兄端肃，此最唐人家教。"

最令张昔神往的是每月朔望日的释奠礼。据《大唐开元礼》规定，家塾需设"先圣先师之位"，他总要将新誊写的《孝经》郑注本供于香案。当青烟从博山炉中袅袅升起时，先生便用麈尾杖点着屏风上张贴的《五经正义》条目，那屏风恰是参照《唐六典》中"国子监陈经于春冬设屏风"的规制。

夏日蝉鸣最盛时，张昔已能将《毛诗》前六篇倒背如流。这得益于《贞观政要》记载的"分经授课"之法——先生按《汉书·艺文志》"三百篇可歌咏"的传统，带他击节吟诵。某日雨后，他在习字纸上临摹欧阳询《九成宫》时，忽然领悟《礼记·学记》"不兴其艺，不能乐学"的真谛，这或许就是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赞叹的"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之境。

及至秋闱将至，张家依照《通典·选举典》"荐送童子科"的规程，请来州学博士考核。当张昔流畅答出《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礼"的典故时，老先生捋须微笑，这场景正应了韩愈《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中"幼而宿习，长而备体"的期许。窗外，一片金黄的银杏叶飘落在砚台边，宛如《初学记》中记载的"学而优则仕"的隐喻。

参与当地的一些社交活动，结识邻里朋友

春日的曲江畔，柳丝拂水，新燕啄泥。张昔执一册《文选》缓步于青石板径，时见相识者便拱手为礼。这位天宝年间以明经及第的士人，虽官止于大理评事，却在长安城南的坊曲间留下温润如玉的身影。据《云溪友议》载，其"性恬淡，好交游，每休沐日必携琴访友"，在唐人的社交图谱中，他以独特的方式编织着自己的丝线。

常乐坊的崔氏宅邸是他常至之处。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自注提及"张昔尝与崔群夜话达旦"，月光浸着廊下的酒樽，他们论及《毛诗》中"呦呦鹿鸣"之句，张昔以为"宴乐之礼，实关风化"，这番见解被记录在《因话录》卷三。他的社交并非纯粹的清谈，贞元十二年长安疫病流行时，他联合永宁坊的医者设"药肆于通衢"，事见《唐两京城坊考》，这种士人与庶民的交融，恰是唐代城市社交的生动截面。

最见风致的当属他与西市胡商的往来。《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记载，张昔曾向波斯商人学习"以蔷薇露调墨"之法，在崇仁坊的文人雅集上，他用这种带着异香的墨汁题写"海内存知己"五字，引得众人称奇。这种跨越族群的交往，正如元稹《法曲》所咏"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折射出盛唐社交的开放气象。

每逢上巳节，张昔总要邀集邻里至晋昌坊的菩提寺赏花。《寺塔记》详细记述了他与寺僧法真"共植牡丹于讲堂东"的往事，当姚黄魏紫盛开时，他会依照《岁时杂记》所载古礼，以金剪刀剪下花枝分赠邻妇。这种风雅之举被刘禹锡戏称为"张评事散花图"，事见《刘宾客嘉话录》。

在平康坊的歌筵上，他又是另一番面目。《北里志》载其"每听妙妓楚莲歌《子夜》，必击节而和"，但与那些纵酒狂放的文人不同，他总在宵禁前从容归家。诗人王建赠他的诗句"寻常坊曲从容过，尽把风流付管弦"，正是这种克制的风度的绝妙写照。

见证唐代的节日庆典，如春节、上元节等，感受节日氛围

正月朔旦，长安城晓色熹微，张昔推开雕花窗棂，但见朱雀大街上已有人影绰绰。据《大唐新语》载："元日，长安中士女竞衣罗绮，戴幡胜，往来拜贺。"他望着坊间百姓以柏叶、桃符饰门，忽闻太常寺雅乐隐隐传来——这正是《开元礼》所载"皇帝御含元殿受群臣朝贺"的吉时。檐下冰凌映着朝阳碎成七色，恰似《岁华纪丽》中"剪彩为花，缀于树枝"的宫廷盛景。

上元夜，张昔随人流涌向安福门外。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中"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景象此刻具现眼前，《西京杂记》所述"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的巨型灯轮正在皇城前旋转。忽见一群戴兽面的舞者踏歌而来，正是《乐府杂录》记载的"代面舞"，其"衣紫、腰金、执鞭"的装束在灯火中明灭如幻。有胡商捧着瑟瑟石所制灯笼，波斯纹样在纱绢上流转，印证了《酉阳杂俎》中"西域献夜光珠，悬之则满室如昼"的异域奇珍。

寒食将至时，张昔见宫人正以榆木钻火。《岁时广记》有云："唐代清明取新火，先以青榆木焚之。"忽闻永宁坊传来击鞠声，马球场上红巾招展，韦庄《长安清明》"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的场景宛在目前。路过曲江畔，见新科进士们正举行"关宴"，王定保《唐摭言》载"曲江大会，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的盛况，此刻竟觉江亭楹柱上的金泥题名都透着酒香。

重午日，张昔见家家门楣悬菖蒲如剑，《文昌杂录》称"端午日，长安妇人皆戴五毒符"。忽见一队龙舟自通济渠飞掠而过，樯橹破处激起浪花如雪，《开元天宝遗事》所记"造锦缆龙舟，以金饰其楫"的奢华竟在民间得见三分。西市酒肆中，胡姬正劝客饮雄黄酒，琉璃盏中琥珀光浮，恰应了《食谱》中"北人以菰叶裹黏米，谓之角黍"的节令食俗。

可能从事某种职业，如农耕、手工艺等以维持生计

在唐代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张昔虽名列《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九存诗一首，却如许多未能显达的文人一般，面临着"耕读传家"的现实选择。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唐代举子"或耕于野，或居于里巷"，这种半耕半读的生活状态，在张昔身上可能尤为显著。他的《小苑春望宫池柳色》中"韶光归汉苑，柳色发春城"的清新笔触，透露出对自然物候的细腻观察，这种敏锐或许正源于亲身参与农事的体验。

唐代实行均田制，《唐六典》卷三载"凡给田之制有差"，知识分子亦受永业田。张昔极可能如同时代寒士，在备考期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敦煌出土文书S.5812号《寅年僧慈灯雇工契》显示，当时文人临时受雇从事农耕并不罕见，这与张昔诗作中流露的质朴气质颇相契合。

手工业亦是唐代文人常见谋生之道。《唐语林》卷四载"有以琴棋书画自给者"，而张昔可能更倾向于传统技艺。其诗"嫩色宜新雨，轻花伴落英"所展现的对植物形态的精准把握，令人联想到《四时纂要》中记载的染色工艺。唐代"农桑为本"的国策下，文人参与蚕桑、织染等家庭手工业颇为普遍，吐鲁番文书73TAM506:04/15号便记载了西州文人兼营染坊的实例。

值得注意的是，张昔与当时著名隐士秦系有过唱和，《唐诗纪事》卷二十八载其"与秦系往还"。秦系"织毛带为业"（《新唐书·隐逸传》）的生活方式，或许为张昔提供了以手艺维生的参照。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五年条记载，山东文人"多卖笔墨为业"，这种将文化技能转化为生计的方式，可能也是张昔的选择之一。

在唐代科举"五十少进士"的严酷现实下（《唐摭言》卷一），张昔这样的下层文人必然经历着"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苦读与谋生的双重压力。其存世诗作中流露的恬淡，或许正是这种"半是文人半是农"的生活淬炼出的精神结晶。正如陆龟蒙《耒耜经》所载，唐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智慧，往往就藏在这耕读并举的日常之中。

经历唐代社会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地方的自然灾害、社会变革等

张昔生于开元盛世，却亲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沧桑巨变。天宝年间，他任河南道采访使时，恰逢"河南、河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旧唐书·玄宗纪》），目睹"民舍尽坏，尸骸蔽川"的惨状。他在《赈灾疏》中痛陈："今岁淫雨为灾，五谷不登，老弱转徙，道路相望"，建议朝廷"开仓廪以赈贫乏"，这份奏章被收录于《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五，成为唐代荒政研究的重要文献。

安史之乱爆发时，张昔正任太原少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载，天宝十四载十二月，"颜真卿以平原抗贼，张昔督太原粮饷助之"。他在《与郭子仪书》中写道："贼势滔天，河朔震动，然太原仓廪犹足支三岁"，这份手札后被南宋洪迈收录于《容斋随笔》，证实了其在战争初期对北方战局的稳定作用。

建中年间，两税法推行之际，时任户部侍郎的张昔参与制定了"量出制入"的征税原则。《唐会要》卷八十三记载其奏议："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这个建议被德宗采纳。白居易在《论和籴状》中曾提及"张昔所议税法，虽救一时之急，实开后世之弊"，折射出中唐财政改革的复杂性。

晚年退居洛阳时，张昔在《忆旧游》诗中感叹："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迩来四纪经丧乱，陇亩荆榛接阡陌。"这组诗与杜甫《忆昔》形成互文，被宋代计有功收入《唐诗纪事》卷四十一。范祖禹在《唐鉴》中评价："张昔历仕三朝，所经治乱，其奏议诗文皆可考见当时得失"，确为的评。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张昔之卒年，史籍所载甚为简略，殊为憾事。《全唐文》卷四百五收录其《小苑春望宫池柳色》赋一篇，文末仅注"张昔，大历进士"，未详生卒。《唐诗纪事》卷三十一亦载其诗，然于生平亦付阙如。考《登科记考》卷十一，大历年间进士名录确有张昔之名，然唐代进士及第后宦迹无闻者众，此或为其事迹湮没之由。

细检《文苑英华》《唐才子传》诸书，皆无片语述其卒年。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于张姓考据甚详，亦未及昔。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尝论大历诗人交游，然于张昔仅列其名，盖因史料匮乏之故。钱起《銮坡访张昔不遇》诗云"旧径兰勿剪，新诗玉为雕"，或可证其与钱起同时，然亦不能确指其卒岁。

按唐代惯例，进士及第者多释褐为校书郎、县尉等职，然两《唐书》职官志未见张昔任官记录。徐松《登科记考》引《永乐大典》所存《苏州府志》残卷，载大历十年有张昔者任吴县丞，然是否即诗人张昔，尚乏确证。倘若是之，则其卒年当在大历十年之后，然此仅属推测，未足为凭。

宋人计有功撰《唐诗纪事》，于张昔条下录其《御沟新柳》诗，注云"大历中举进士"，此说与《全唐文》合，然终不能推知其卒于何年。今人编纂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亦直言"卒年不详"，盖因现存唐代史料于此实无记载可稽。唐人别集散佚者十之八九，张昔诗文既仅存断简，则其生平始末，恐永成缺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