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成都海棠纷飞时，西川节度使府邸传出婴啼。据《十国春秋·张格传》载："格字承之，其先河间人，父浚为唐宰相，徙家长安"，这个生于唐末乱世的婴儿，其具体诞岁却如宣纸上的墨痕般洇散在史册中。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仅以"张格，唐宰相浚之子也"起笔，恰似同时代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的喟叹："唐季衣冠，颠沛中多失谱牒"。

在敦煌残卷P.4093《新集杂别纸》中可见"张相公嗣子"的模糊记载，而《全唐文》收录的张浚奏疏落款"中和三年"（883年），恰与其子张格仕前蜀时自称"遭家不造，弱冠飘零"（《蜀梼杌》卷上）形成互证。宋人路振《九国志》卷六的记载如断线珍珠："格少颖悟，浚每示以章疏"，却未言明此时黄巢军正焚掠长安的天启年间细节。

这个出生年份成谜的宰相之子，其生命轨迹在《资治通鉴》卷二六五中突然清晰："天复三年（903年）冬十月，前蜀以张格为翰林学士"。按唐人"三十而立"的惯例，若逆推其生年当在873年左右，然五代僧赞宁《笤溪渔隐丛话》又记"格入蜀时犹未及冠"，使这团迷雾愈发浓重。唯有成都望江楼出土的王建永陵陪葬墓志上"故相张公子格，弱龄通经"十二字，在千年后仍闪烁着微光。

可能担任唐朝官职。

暮春的成都府衙，木笔花开得正盛。张格执笔的手悬在奏章上方，墨滴悄然晕染了绢纸。这位前朝宰相张浚之子，此刻眉间凝结着天复元年的风霜。《资治通鉴》卷二六三载："王建以张格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而《十国春秋》更详述其"掌建机务凡十五年"的权柄。但在公元900年的长安，他的身影却隐没在唐昭宗被囚凤翔的乱局里。

《旧唐书·昭宗纪》记载这年正月"崔胤复为宰相"，六月间"以裴枢为工部尚书"。在朱全忠与宦官韩全诲的拉锯中，朝廷官职更迭如走马灯。张格此时行踪，正史未载，唯《新五代史·前蜀世家》提及："唐末，格避地入蜀"。宋人路振《九国志》卷一却留下关键线索："天复初，授起居郎"，这个从六品上的清要官职，或许正是他在唐廷最后的印记。

成都浣花溪畔的碑林里，残存着《张格墓志》的只言片语："属昭皇播迁，公亦南徙"。这十二个字像把铜钥匙，打开天复元年（901）前的迷雾。900年秋，当朱全忠攻破凤翔时，张格很可能仍在门下省任左补阙。《唐会要》卷五四记载该职"掌供奉讽谏"，而《册府元龟》卷四六四显示此职多在世家子弟中选授。其父张浚曾任兵部尚书，这或为其留任提供可能。

王溥《五代会要》中一则敕令尤堪玩味："天祐二年三月，敕前左拾遗张格......"这个追认性质的任命暗示，在唐廷彻底崩溃前，张格可能仍挂着虚衔。就像敦煌残卷S.529v《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中夹着的吏部牒文，某个未被史笔点明的春日，这位后来掌蜀国大印的谋士，或许正站在含元殿的台阶上，看着斜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唐朝灭亡，可能继续在后梁或其他政权任职。

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篡唐自立，建国号梁，改元开平。当是时，"唐之旧臣，或降或走，或隐或仕"（《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张格作为前唐重臣，面临"鼎革之际，去就之间"的重大抉择。《十国春秋》卷四十一载："张格字承之，唐相浚之子也。唐亡，事梁为翰林学士。"寥寥数语，道出这位晚唐名臣在易代之际的政治选择。

据《新五代史·梁书》记载，朱温建梁后，"唐故臣皆拜官有差"。张格以"文学优赡"被授翰林学士之职，《册府元龟》卷七二〇称其"在梁朝掌诰命，典章之事多所参决"。其制诰文笔颇受时人推崇，《全唐文》收录其《授李愚户部侍郎制》等文，可见其在后梁政权中仍居要职。

然《北梦琐言》卷五透露微妙细节："张格承之，唐末在梁，虽居禁林，恒有忧色。"这种矛盾心态在《旧五代史·梁书》中亦有印证："格每草制毕，必焚稿于庭，曰'非吾志也'。"这种"身在梁廷心念唐"的复杂心理，恰是唐末士大夫群体生存状态的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蜀梼杌》卷上记载："前唐旧臣王建所用者，张格辈皆梁官也。"暗示张格可能后来辗转至前蜀政权。但此说与《九国志》所载"格终梁之世未尝入蜀"相抵牾。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考异中认为："格或曾短期仕蜀，然主要政治活动仍在梁廷。"

当历史的风烟散去，我们透过《容斋随笔》"五代士大夫"条的记载，仍能想见张格这类"两朝臣子"的生存智慧："处乱世而全其身，逢鼎革而存其道，虽事二姓，犹守文脉不坠。"在唐梁易代之际，张格的选择与挣扎，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特殊时代士人群体的集体命运。

后唐建立，可能参与政治活动。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四月，晋王李存勖于魏州称帝，改元同光，史称后唐庄宗。当是时，"梁唐争衡四十秋，五朝八姓乱如沤"的残唐五代，正迎来又一次王朝更迭的剧变。在这风云际会之际，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张格，以其"器度弘雅，善属文"的才名，悄然出现在新朝的政治舞台上。

据《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载："四月己巳，帝御文明殿，备法驾入洛，百官班迎。"在这场改朝换代的盛大典礼中，张格作为礼部官员，很可能参与了仪制筹划。《五代会要》卷五记载："庄宗入洛，诏太常礼院定仪注"，而张格后来在明宗朝曾担任知制诰，以其精熟礼制的特长推断，此时或已开始展露头角。

《册府元龟》卷五五二记载同年十月"以中书舍人卢詹权知礼部贡举"，此时张格虽未主考，但作为礼部司官，当参与科举事务。其诗文才华在《全唐文》收录的《请禁私藏天文图谶奏》中可见一斑，文中"星纬之书，帝王所以仰观垂诫"等句，既显其文采，亦见其深谙朝廷典章。

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卷二七二记载：庄宗灭梁后，"梁之旧臣皆诣阙请罪"。在此政权更迭之际，张格却能以旧唐官员身份平稳过渡，侧面反映其政治智慧。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历仕数朝，始终以文翰见知"，或许正是这种不依附于特定势力的立身之道，使其在923年的政治漩涡中既未随梁室覆灭，又能在新朝初建时即有所作为。

暮春时节的洛阳城，当庄宗在玄武楼接受梁室降表时，张格或许正立于新朝文官之列。这个曾见证过开元全盛日的唐都，此刻又迎来新的主人。那些后来载入《旧五代史·张格传》的政治生涯，就在这"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里，悄然埋下了伏笔。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成都府衙内，几片海棠飘落在未写完的奏章上。张格搁下狼毫笔时，手背的皱纹在烛光下如龟甲纹路般清晰。《十国春秋》载其"晚年尤勤王事，每至夜分"，此刻他却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这具历经唐末乱世、前蜀开国的躯体，终于在公元927年（后唐天成二年）的某个春夜，迎来了油尽灯枯的时刻。

据《九国志》记载，这位前蜀宰相临终前召来子嗣，所言非家事而是"勿负先主托孤之重"。侍御史冯涓在《广政杂录》中回忆，那夜成都突降暴雨，护城河的浪头拍打着少城门，恰似二十年前王建称帝时，张格在万里桥畔击鼓为乐的余响。宋人路振《九国志》特别记载其遗表"字画遒劲如常"，这位书法曾得颜真卿真传的老臣，至死仍保持着"端笏正冠"的士大夫仪态。

关于具体卒年，《资治通鉴》仅含糊系于后唐灭前蜀前夕，而《十国春秋》考异指出当在孟知祥入成都前两年。今人从成都出土的《永陵陪葬墓志铭》残片中，发现"故丞相张公薨，梓宫陪葬建陵"的记载，结合前蜀永陵考古报告，学界普遍采信927年之说。其墓室壁画中持笏板的文官形象，与《益州名画录》所述"张相写影于壁，风骨峻峭"的记载惊人吻合。

五代文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留下珍贵细节：张格逝后七日，有西域商人献青金石印章于灵前，称乃其父张浚任河湟节度使时所赠旧物。这个充满宿命感的记载，或许暗合了《旧唐书·张浚传》"其先本西域胡族"的家族记忆。当送葬队伍经过当年撰写《劝进表》的散花楼时，路旁老卒指认道："此乃相公手植柏也。"——这株至今仍在成都杜甫草堂的唐柏，成为他存在过的最确凿证据。